�29 这件事记不清是发生在涛城还是在白云山的了。我并未亲眼看到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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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牛累死了，是因为人死得太多，感到恐怖；我想牛是又饿又累才会死 的。那时的家畜也得不到饲料，饲养队的猪是用大粪喂的，将粪放在饲料锅里 煮，老远都闻到臭气熏天。这真是当时的一大发明！
干部们的生活也够受，除了在宅旁种菜外，每家还养一头猪，用绳捆在门前， 活象只狗，但瘦得肚下的皮垂了下来几乎拖到了地。
还有一个残老队，那是一个干不动活的老场员的队，平时不出工，干些轻便活。 在这一时期，走过他们队时有一个绝妙的景观：每个门口有人看着一只大木桶 在晒太阳。这桶是装饭用的，他们在早饭后要将它尽量晒干，以减轻重量，想 去分午饭时上算些。每隔几天，伙房要复验一次空桶的重量，有人估计到了， 便在那天拼命将桶浸湿。
还有一个家属队，这是响应“以场为家”的号召，举家来此的场员们。走过该队 时，我也亲眼看到一家人虎视眈眈地围着饭桶用秤分饭吃。
老百姓饿死却不是慢性的，他们完全没有口粮。我曾在去水稻田放水时，在田边 的山坡上看见一具被狼拖出来，并咬去一条手臂的十三四岁的饿死女孩，
“她的家人没有力气把坟掘得深一些。”
我们的队长是这样说的。大伙就把她又埋了一番。她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也听说 过交换了吃尸体的事。
我们队里有几位小青年忍不住饿，从仓库里偷出了一整张干牛皮，用水煮烂成冻 状了吃，在此启发下，有几个人将皮鞋底，皮裤带煮来吃，也都是我曾亲眼目睹 的。
在这困难的年头，我看到了瘾君子的无可救药。当然，我也在改造中学会了抽烟， 这简直是必要的。因为劳动时决不允许你停手休息；但你若说烟瘾来了，就没有 人能阻止你停一停。特别是水稻田作业时，手是湿的，无法抽烟，于是，每当劳 作到田头，便可坐在田埂上慢悠悠地抽完一支烟。我可从未有过“饭后一支烟， 赛过活神仙。”的感受，反倒体验到在饿肚子时抽上一口烟，喉咙里甜滋滋的有 说不出的舒服。但无论如何，我却没有烟瘾。我不理解那些瘾君子为什么竟在任 何情况下都嗜烟如命，完全失去了自制能力，丧失人格地到处拾烟蒂。甚至于将 茶叶、山芋叶卷成喇叭烟来过瘾。那时简直到了有“烟”能使鬼推磨的程度！
因此，每个月我家中应我之请将配给的和向亲友要来的香烟寄给我便帮了我大忙。 1961年开春以后，粮食略有增加，农民拿了菜瓜等物来卖，本来几分钱一斤的瓜 竟卖到一元以上，但靠了香烟都可解决。这种情形维持了许多年，1968年我在分 流四队时一包二角钱或更差的烟竟可调换一斤鸡！哈！我这讨厌烟的人却也许是 靠烟救了命，免于饿死。70年代时，我成了劳改犯，牢门上锁，为防火而绝对禁 止抽烟，但有一批人就是千方百计弄烟抽，这种人将亲人寄来的衣物三钱不值二 钱地与老乡换烟（值五元多的一双弹力袜之类换一包二角钱的劣质烟），成了管 理上最大的问题。于是我更得益了。原来农场的干部没有几个是尊重知识的，反 之却往往仇视读书人。我便总是成了他们的目标，经常无端受欺凌。那时这些干 部疲于奔命地管抽烟，倒无暇找我的茬儿了。这是后话。
那年夏季开始，我们便为了看守庄稼而忙开了。原来水稻长穗不久，农民便晚上 来偷摘。我们受命晚上支一个八人用的大蚊帐睡在田边地头以看守水稻。队长传 达场长的指示说，如果遇到老百姓来偷，只能吓唬吓唬他们，决不能与之发生冲 突。场长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我们毕竟是黑手起家的啊！”那时，吃饭不要 钱的人民公社运动已经破产，饥民们大白天成群结队地来农场骂街，到养牛的牲 棚里把牛牵走，也有来认出了原属于他的家具而拿走的，干部们都奈何不得。我 们看了自然高兴，也明白了这个公安局管的劳动教养农场原来是如何地从农民手 中霸占田地而来的。
1962初的一天，我忽然被从工地上叫回去，同时被召到队部去的还有一位天主教 的右派梅锡臣老人。管教队长对我们说：
“准备行李，马上调你们到白云山分场去。”
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眯眯地说：“反正不是坏事。”
于是就有一个场员拖来一辆手推车给我们装行李。下午，我们被送到了白云山 分场的场部报到。开始了我改造的另一个篇章。
第六章 白云山右派队
白云山分场在涛城以南，西面紧靠着山下铺分场，东面隔着公路有一座山， 即为白云山，山上从前有座白云观，那时则已只剩下一口井了。此地为古战 场，山顶有岳飞抗金兵时的营盘遗迹。从那里往下看，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 敌之势。遥望东北方向，可看到牛头山，相传是当时牛皋落草之地。东北附 近还有个地方叫放马场，是岳飞放马之处，后来白茅岭设了劳改队，那里便 是劳改队的所在。
1962年时有了一个甄别（30）的政策，于是把农场中的右派都集中到白云山来成 立了一个队。这就是所谓的右派队。共有约80多人，其中大约一半是来自安 徽省的右派，那是当有几年农场划归安徽省时调来的。
右派队就设在分场部，紧靠公路，共分三个小组。我在的组几乎都是当年在 校的大学生。在好几年与没知识的人相处后，来到了这里心情特别愉快。我 一到便遇见了当年复旦数学系二年级的李治章同学，他非常热情地帮我安排 了铺位。一问之下，他是因为看了报上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的文章，写了封 致敬信，不料舒将信缴了出去，他也因而被打成右派（31）。他是一位很有才华 并好学的青年，即使在农场里还保留了许多书籍，文学、哲学一应俱有。我们 因而在劳动之余得以讨论切磋。复旦来的还有物理系比我低一年的张亚新同学 和新闻系二年级的姚福申同学。同济大学毕业班的黄建基和钟亮明同学等也都 是高材生。后两位是福建人，只身来上海求学，不料遭此大难，还不敢告诉家 中。钟亮明说起一件事，真令人感叹不已：
60年时他已饿得进了病号队，就得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于是回到老家福建。 但回到家中一看，竟也困苦不堪，便不敢说出自己情况，含糊住了两天，又离 家出走。在路途中又被偷走了全部路费。他比我勇敢，在走投无路时并未选择 回农场的路，而是到了广州想谋生路。但在那个没有身份证件寸步难行的年头， 他又能到哪里去找饭吃呢？不得已他加入了乞丐的行列。然而乞讨也“犯法”！ 他被关入收容所，每天两顿稀得面上冒着水泡的粥，饿得瞎说了一个来历，原 想混到广东的一个农场去，心想总可能比安徽好些，谁知那里竟比白茅岭更惨。 最后不得不说出自己真正的来历，于是被押回了农场。
另一位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唐焕新同学也早已逃到家中，由于他家在无锡，上海 公安局虽然通令捕他，但无锡公安局却应付而已，到他家去过几次，都被其父 搪塞过去。他因此得以在家住了很久。但是听到了有解决问题的消息了，才自 动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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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承认“干了一些蠢事”，应该“让人家讲话， 天不会塌下来”于是又开始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保证“不抓辫子、不扣 帽子、不打棍子”。除彭德怀等少数外的右倾冤案将被平反，对右派也将甄别。 然而不久就又出尔反尔，推翻自己的话。至于不到一年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则更将中国推上了绝路。 31 平反后，舒对李说他并未能收到那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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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右派队的气氛比较宽松。大家都认为不久便可以回家了，连农场的干部也 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派来了一个被认为是水平比较高的干部当右派队的指导员。此 人之所以被认为水平高，是因为他本来是当分场长的；后来因为搞腐化被降了级。
右派队规定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经常请农场的一些头目来做报告，大讲所谓的形势 大好。其中农场的吕镇中场长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据说是因为包庇他的当地主的哥 哥才从市委的职位上降下来当农场场长的。又传说他是一级报告员，意思是说他口 才好。报告员而有级别真也是十分可笑。此人说话随便，但也许武侠小说看多了， 有些妙语是这个时代不大有人说的。例如有一次讲到越南战争，他说“肯尼迪不过 是个啃烂泥的，他斗法那能斗得过我们的胡老道（指越南的胡志明）呢，更不用说 咱们毛道人了。因为胡老道不过几百年道行而咱们毛道人却有几千年的道行”。后 来他为这句话在文革中吃够了苦，这是后话且不去说它。
头两个月日子过得轻松愉快，劳动不重，晚饭后“学习”前的个把小时乘凉、散步、 谈天说地。大礼拜时溜到白云山上去凭吊古战场，更多的却是溜到西面不远处的小 镇管村去搞吃的。有一次，我也去了管村，走进一家农户向一位中年农妇买吃的， 买好后在煮时随便聊了起来，我见她家没有男人便问：
“你的当家的呢？”
“死了，给共产风刮跑了。”
“哦！”我不禁为她难过起来。
“现在可好了，日子好些了。…”她说。
这就是说在办人民公社的这阵风中，她家的男口给饿死了。她说得相当轻松，一 点不露悲伤，当然她也许不愿在外人面前流露感情。但我却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可 怜的老百姓啊，那年头，安徽农村饿死的人不不少少，男的比女的更容易饿死，因 为他们的食量本来就比女的大。有很多村子，几乎都只剩妇女了。但是后来李葆华 当了省长，政策规定允许种自留地，农民的生活又好了一些。于是到处都能听到歌 颂李青天的趣闻轶事，有的根本不可信，例如说他微服私访，拿了粮票排队去买米 ，因为拒绝搭配购买山芋叶磨的粉而和粮店人员吵了起来，被关进了拘留所。然后 他说了地址，查出了是大省长；他不肯离开拘留所，弄得公安局长狼狈不堪云云。 但老百姓却仍到处传说。不但对李歌功颂德并且对以前死了这么多人毫无仇意。难 道他们是善良？而不是麻木、无知？
不久，安徽省的右派也的确陆续地回原单位去了。有的回去后还来了信，说是受到 了优待。但是上海的右派除了形式上一批批地解除劳教，成了所谓的场员外却毫无 动静。为此，大家十分焦急。许多人写信上访；一有回信就议论纷纷。后来，半天 学习也取消了。干部的态度一天坏似一天，显然政策有了变化。然而劳动生产的干 劲一时是恢复不起来的。到了收花生的时候，大家边收、边吃、边聊天。这种情况 引得分场助理大为不满，然而王英祥指导员自恃从前当过分场长，哪里买那助理的 账。两人经常为此大吵。一方认为生产上不去，当指导员的责无旁贷；另一方则胡 说什么知识分子最反动、最难管？
然而我们这些人虽同为右派，同为受苦之人，却也各有各的想法。自有几个败类 妄想得些好处而做些小动作，有一个叫丁宝康的当过科长的，另一个叫陈开甲的 大学生，前者竟然会躲在蚊帐里记录人们的谈话去汇报，后者则为避免被发觉会 跳窗、钻洞绕过大家的视线去打小报告。这两个人是因为后来运动中仍免不了事， 自己被逼急了无耻地当众说出这些来向干部求饶、讨好、表示他们的确是“靠拢 政府，要求改造”的，而被大家看到其真面目的。其他这样为虎作伥的人也还有 不少。这种人被大家取外号曰“包龙图”，这可不是那宋朝包青天大人的意思， 而是因为上海话这三个字谐音为“包弄大”，善于制造事端也。有了这种奸细， 所以那怕是反抗情绪的流露都被干部一一记录在案。我当然成了他们的一个重点 目标了。
到了中秋那天，有人发起聚餐。我们大家就将一只竹床搬了出去，聚在一起吃晚 饭。吃吃谈谈，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儿不觉已有九点多了。那个夏助理已有两次 经过这里，他因为值班而在巡逻；看见我们聚餐很是不满。何况又听见钟亮明当 他走过时故意指桑骂槐的话。但又因大多数聚餐的人是场员，名义上是自由的人。 地点又只不过是在宿舍门口，尽管有些恼羞成怒，但却一时想不出干涉的理由。
后来，我们吃罢，有人提议去散步赏月。大家便三三两两地沿公路走去，殊不知 一场大祸即将降临到我头上了。原来此时夏助理和王指导员正在办公室里为此事 大吵，前者要后者干涉我们的聚餐，而后者认为十点钟未到不必干涉。于是，一 等十点钟响，这两个人便冲了出来，在宿舍门口未发现我们，就也来到公路边。 正好我们往回走，迎面碰个正着，发生了冲突。干部说“你们夜游，违犯纪律”。 场员则强调“我们是公民，难道没有散步的自由”？正僵持时，王指导员一眼看 见了我，马上涨红了脸，大声吼道“你这个劳教份子想干什么？”接着吩咐“把 他关起来”！于是他们带来的两个场员纠察马上如狼似虎地扑了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