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左边的是小白脸，他叫裴升洲。升洲爱穿一件大翻领Ｔ恤衫，领子露在校服外边，蛮精神的。他此时的姿态，俨然基督教的一位神父，很有那么点派头。升洲的双眸犹如两汪清泉，水灵灵的，透着诱人的魅力。只要注意他的眼神就会发现，他确实还有一点男子汉的英气呢。怪不得只要他向哪个女孩子瞟上两眼，就能一下子把那个女孩子的魂儿给勾住——这也许就是韩国美男子的魅力吧。
体态方正的是张斗焕。斗焕的身材有点特别，不管什么时候，胸口总好像揣着一块厚木板，看上去硬梆梆的。他整天把一只手插在裤子后边的兜里。说不清有毛病还是怎么的，不管上课还是下课，他总把一条腿横插在教室的过道上，情不自禁地抖个不停。有人嫌他那条腿碍事，就喊一声：“嗨，张斗焕，把腿拿开！”
“我的明白！”张斗焕答应得很干脆。
除此之外，他成天和同学不说一句话，和别人打招呼也总是用下巴示意，从不开口。
不知为什么，张斗焕的大书包里总背着一副哑铃，谁也不知道是派什么用场的。
在中间走动着的是个大胖墩儿，姓祖名鞠，但是偏巧韩国语中“鞠”与“汤”同音，如果单呼名字不称姓，叫他“汤”就显得非常不雅，而且也容易唤起人的饥饿感。再加上，韩国人在打招呼的时候往往爱在姓名后边加一个“啊”字，如此一来，谁喊他的名字都会感到很抒情。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同学老师也只好改换一种方式，不管在什么场合都得笑微微地叫他“祖鞠——！”
祖鞠有个怪举动，他剪下《大征服》一书封皮上的拿破仑画像带在身上。问他为什么，他总是抽动一下大鼻孔的蒜头鼻响亮地回答：“好男儿志在天下！”不难看出，祖鞠的志向是很大的，他立志要走向世界。
戳在最右边的就是我，金亨俊。我的书包里时常放着托马斯·乌尔普的《您再不能回家乡》和托马斯·曼的《托瓦奥克雷戈》。尽管我和他们是一伙的，但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和其他三个人都没有一点能合得来的地方。
从办公楼出来，我们四个人谁都不想回家。有人提议去找个地方喝两盅，几个人都说“好主意”，于是就翻衣抖裤地找起钱来。大家从最会对家里人说谎的升洲口袋里翻出了些钱——这钱是升洲向家里说要买学习参考资料诓来的。斗焕是个穷光蛋，身上一文钱都没有。祖鞠也经常手头紧，自然就没有什么油水了。可祖鞠向来好大包大揽，他一看这种尴尬局面，就吹牛说：“咱们到学校前边的那个中国餐馆去，老板跟咱是哥们儿，我这张脸就能顶钱使。”
四个人里面最惨的就数我了，我为了去旧书店，整整两个月才攒下了三张纸币，舍不得花，把它夹在了包书皮里，可这回也被他们三个给搜出来了。因为我是个老实人，又很好说话，所以才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巧取豪夺”而无能为力。但转念一想，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呢。
我们在餐馆最靠里的房间落了座，要了煎饺子，炸酱面和鸡丝面，当然，也少不了要点老白干了。
四个人里面除斗焕以外大家都是第一次喝这种老白干。因为都是熟人，所以也就没有那么多客套了，各自端起酒盅就往嘴边送。先夹起煎饺子的我，寻思了一下，也就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了，这饭钱、酒钱都是他们从我身上抢去的，不吃白不吃，因此我也就不客气了。
两杯酒下肚，浑身觉得热乎乎的，真来了点劲，心情就像阔别多年的游子回到妈妈的身边一样，那种兴奋劲就别提了。
酒喝多了，不知是谁哇哇地吐了起来，有人还把他吐出来的酒划了根火柴点着了。酒后吐真言嘛，一喝多了，话也就多了起来，大家开始声讨那些令人厌恶的老师，根本不像搞教育的，就像个流氓，或者简直就是个拿摩温。还有人骂我们班上的那些同学也不像话，对这种惨不忍睹的法西斯行为竟然视而不见，还站在旁边看热闹，他们真是太麻木、太混蛋了……
酒醉之余，我们四个人就学着“编篮子”时挽胳膊的动作，各自伸出了一条臂膀，互相交叉着“编”起来，把老白干瓶子放在“编”好的胳膊上边，大家轮流往嘴里灌。有人提议我们结拜成兄弟，要咬破指头写血书，不能同年同日生，也要同年同日死。大家已经醉成了一摊烂泥，写血书的提议最后就变成了泡影，而结拜兄弟的事却已经“成交”了。
第二天早晨，我一睁开眼睛，就对昨天晚上的事后悔了。我和其他三个人混在一起，究竟是因为拳头能变大变硬呢，还是因为人的结伴的天性，或是因为头脑简单呢，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和他们三个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人。此时，也许每个人都在心里想：和其他三个人混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这件事的起因，四个人中没有一个认为是由于没有做作业引起的，也许有人会埋怨班主任，你为什么要按报到的先后顺序排座次，把我们这四个宝贝都排到了一起；也许有人会想，昨天有人提出来要抄作业，为什么就没有人出来响应；有人提出来要喝两盅，为什么就要跟着瞎起哄。总之，每个人心里都在埋怨其他三个人，好像这种后果都是别人造成的。
不管我们心里怎么想，四个人结拜成兄弟的事实已经想抹也抹不掉了。从第二天起，班上同学就都把我们看成了一个团体，并给了个“万寿山四人俱乐部”的雅号，一传十，十传百地叫开了。
在物理老师自己制作的“戒尺”和废橡胶做的呱哒板儿的威逼下，我们四个曾被迫捆绑在一起，随着拳脚左右扭动的身躯今天又被四人俱乐部的无形绳索捆在一块了，就像纠缠成
一团的扒地草，撕也撕不开。这种局面，是做梦也没法想到的。
我这个人有点怪，品位很高，对收进教材的文章都看不上眼，尤其对人们推崇的只知空发感叹的时调很反感，但例外的是，像《丹心歌》这样的时调，我倒也可以读一读，因为里面所写的“擎天长松，银雪世界惟我独青”的诗句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在那雪花飘飘的峰峦上，有一棵迎风独立的青松，威风凛凛，翠绿欲滴，这是多么令人折服的气概啊。可今天，我却变成了一棵令人厌恶的小小扒地草，心里真不是味儿。
我们四个人互相都没有好感，也没有过很深的信任，但严酷的事实是，今天我们四个人的命运已经被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人的一生很难说，有时会因为一件小小不言的事情而与并不熟悉的人相伴终生；有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去妨碍、消耗他人的人生。甚至，一个偶然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也可能成为一个人人生道路的奠基石。我们四个人也不例外，从成为撕也撕不开的扒地草开始，我们的人生道路就没有平坦过，而是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我们为自己人生旅程中的位置，在社会上应该扮演的角色，甚至还为每一次的失足而发生过争吵，当然也没少折腾过。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渴望着什么人能给一个男子汉的世界、他所取得的成就或遇到的挫折留一句中肯的评语，但我们失望了。为此我们面对酒杯流下过热泪，尽管也曾受到过陌生人的帮扶与鼓励。在喝酒的时候我们免不了要天方夜谭一番，例如，究竟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或是最有名的浪荡公子，哪一个国家的姑娘最性感，风景最有看头，饭菜最好吃等等。总之，天南海北都成了我们谈论的话题。
就这样，我们在无聊的话题中送走了岁月，打发掉了时光。日月如梭，不知不觉间我们都渐渐长大，有了家室，成了四十好几的人了。当然，这过程充满着歉疚和过失。万寿山四兄弟实际上只是万寿山扒地草而已，到了不惑之年我们似乎才明白，人生就像这无名的扒地草一样无谓而平淡。生命淡如水——这样说，恐怕不算过分吧。
有时我也想过，我的人生似乎有过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章 靓妹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四个被有形无形地捆在了一起，班主任把我们四个人的座位一直固定在教室的中间，从不让我们挪挪窝。我猜想，这就是那天物理老师把我们带到教导处罚站了好几个小时，在出出进进的老师和同学面前使我们班大出“风头”的代价吧。从那以后，班上的老师和同学就再没有让我们安宁过。
班上的每个同学都有学号，有的老师有一种癖好，在叫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会根据当天的日期就让几号、十几号、二十几号、三十几号的同学站起来回答。有一次，一个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今天是几号来着？”
“16号。”
“那16号同学站起来回答！”
可从“四人俱乐部”组成以后，这位老师就不再叫26号、16号的同学起立，而是……
“万寿山站起来！”
一句话，就把我们四个都提溜起来了。让我们一个接一个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有时老师的无名怒火一下子就劈头盖脸地发在了我们身上：“刚才在下面乱嚷嚷的家伙是谁？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好，那么‘扒地草’；你们就作为代表站起来吧！”
有时，我们还会被老师当作挖苦嘲弄的对象：“下面，齐唱校歌！万寿山，你们先带个头，一、二，唱！”
我们四个刚一唱完“万寿山青青山岭逶迤绵延，难道不是那座峰峦”，立刻就会有人说：“难道你们就不是那个万寿山？！”
接着，就是全班同学的一阵哄堂大笑。
学校或班上有需要四个人一起干的活，总是少不了我们。譬如，布置教室的时候，要把壁报的大框子钉到墙上，老师就叫我们一人抬一个角。上体育课的时候要抬四层的跳箱，那当然也少不了叫我们这个万寿山去做。
虽然我们四个人都不情愿干这类事，但干得久了，却也使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同病相怜，谁也离不开谁的“四有引力”。
我们四个人中，最先参加校内课外活动团体——国际笔会支部的是祖鞠，参加这个笔会英语要很灵光才行，而祖鞠呢，上英语课的时候，怕老师让自己读英语单词，便事先拿起铅笔在单词下面用韩语一一标上读音，读出来的当然是洋泾浜英语了。所以，他申请加入这个支部时阻力就不是一星半点。可是，祖鞠却志在必得，他言必称自己的志向是走向世界，要向全世界展示祖国的新气象。在他看来，如果通过这个国际笔会支部和外国人联系上，就等于有了一道进一步征服世界的桥梁。在国际交流十分频繁的今天，这种观点显然是十分陈腐的了。
升洲是抱着另外一种目的进入国际笔会支部的，他想借这个机会和女校笔会的会员拉关系。在他的眼里，笔会不是别的，而是由操着一口流利英语的校花级女生，和对国外抱着好奇心且富于性感的姐儿们组成的一个花团锦簇的世界。他认为，女孩子只要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人们就不会对她再有别的苛求。因此他对女孩子的关心，也往往只限于她的容貌，至于别的嘛，从来就不在考虑之列。与此相反，他也坚持，一个聪明的女孩只要学习好，别的就不重要了。升洲从不赞成好女孩要才色兼备这句话。在追求异性方面，升洲根本不加掩饰，他认为，“只要穷追不舍，就没有追不上的。”——也许这就是他的个人经验吧。
让斗焕加入笔会那简直是赶着鸭子上架，首先对动笔他就不灵，要说动刀子，也许还有两下子。至于说那个笔会的“会”嘛，他可是什么也不会。那么，斗焕为什么又要加入笔会支部呢，不为别的，就为了给自己找个合法的抽烟场所，他听祖鞠说，笔会支部那间屋子里可以随便抽烟。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也不必蹲在厕所里闻臭味。斗焕动了心，但听说在笔会里得用英文给外国人写信，他就又打起怵来。祖鞠替他出主意说，用英文写信嘛，亨俊那小子行，到时候请他帮一下忙不就得了，必要的时候我还想请他帮这个忙呢。
可事与愿违，四个人中被视为秀才的金亨俊却并没有立即加入笔会支部，事后他对别人说：“我对他们请我加入笔会支部的要求一口回绝了，并不是我不喜欢那个笔会，而是不愿意和祖鞠、斗焕这些人同流合污。这几个宝贝集体加入笔会，分明是在玷污笔会支部的名声嘛。”
金亨俊就是这种脾气，别人做了的，他却偏偏不干，这也许算是好逆潮流而动的秀才一种清高的表现吧。
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从他面对一个小小的选择就采取如此态度的情况看，金亨俊的确和另外三个不是一路人。——升洲对这件事作了如上的一段回忆。
诚然，我和其他三个人是同时成长起来的，但他们还在裤子里拉屎撒尿或学走路的时候，我已经在和书打交道了。这话听起来会让人摸不着头脑，那就听我慢慢道来吧。
我从小就不爱运动，好钻在被窝里睡大觉，而且，睡觉的时候嘴里总爱咬着东西。有一次，我把一张纸往嘴里一衔，睡着了。后来觉得那种味道和感觉十分特别，从此以后，我就上了毒瘾，再也离不开它了，这权且就叫“书籍中毒症”吧。我总爱啃书角，有时啃着啃着就睡过去了，是个名副其实的小书虫。也许是我从小就爱啃书本，把字都吃进肚子里去的缘故，我四岁的时候就能认得几个字了。记得有一天，爸爸正在读报，我也能认出几个字，就大声念了出来。我念的那个版面正好是政治问题版，后来大家就都叫我“政治版神童”了。
都过两岁了，我还不会走路，妈妈十分担心地说：“看这孩子有多懒，已经这么大了还不愿意起来活动活动，看来是发育不良。”
做母亲的，对自己儿子的将来总爱往好处想，有时候，母亲又会换个口吻说：“这孩子不管怎么说都有点特别，就像一个道行很深的老人，总爱躺着琢磨点什么。”
当然，从替妈妈了却一桩心事这个角度考虑，我也得改掉嗜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