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身的痕迹。
祖鞠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的酒醒了。从小就爱在路边撒尿的祖鞠，军人一走便又放肆起来，他不顾没有扣子的衣襟被晚风吹起，敞胸露怀又在路边撒起尿来。过路的人看了都撇嘴咂舌地说：“这小子早该送到三清教育队去清理清理了。”
那天晚上我们分手的时候，三个人都在想：在这时局如此危急的时刻，斗焕会不会又有什么事呢？
在县城当兵这一段儿，祖鞠和升洲只和我见过一次面。军事演习最艰苦的时候，也是我最需要亲人安慰的时候，他们连张小小的明信片也没寄过，在快要复员时他们才想起来看看我。实际上，我们这次相会是我入伍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并不期望他们两个能解释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来，相反，我猜他们都在想要好好听我讲讲军队里的事，这样他们才不会感到千辛万苦换了好几次车却白来一趟，回去以后还可以在朋友面前吹一吹。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又被编入了连队，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没有安逸过，差不多每天晚上总结时我都得挨顿打。我要是还在大学里，肯定又得起来游行示威了，可这里不同，挨打白挨，还得忍着，作为大学生的我怎么也过不惯这种命令加大棒的部队生活，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引起那些老兵们的震怒，遭到一顿拳脚相加的毒打。这些人肚子里都憋着一股火儿，在他们看来，好像社会乱成这个样子，国家到了这步田地都是我一个人给弄坏的。他们挥舞着“正义的铁拳”，把气都撒在我一个人身上。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都像我一样要天天挨着打过完这军营生活，所以当那些老兵用拳头对付我的时候我心里还忿忿不平呢。这完全是我懂的多，而且直来直去，说话不知道拐弯，落了个“刺儿头”的美名，这个来拔根“刺”，那个来拔根“刺”，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内伤，表面还看不出有什么伤痕，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有一次，我被逼到军营的一个阴暗角落里，吃了一顿闷棍，我怕打断骨头就把后腰露给了对方，结果留下了一个腰痛病。说白了，我之所以在办公桌旁坐不了多长时间并不是我屁股轻坐不住，而是因为我的腰痛病。谁都知道，有腰痛病的人就像气象预报员，天阴下雨三天早知道。我走长路时总要停下来活动一下腰肢，不为别的，也就是这个原因。弯腰自然要低头，弯腰次数多了，低头次数也就多了，由此我得了个外号叫“马屁精”，因为我成天点头哈腰。有人也叫我“磕头虫”，那是说我动不动就点头。有一次我过地下通道，走着走着觉得腰不得劲，就停下来扭了一下腰，正好和一个急着赶路的姑娘撞了个满怀，那个姑娘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走了。就连长得尖嘴猴腮的女人都敢使劲瞪我，我觉得实在是太郁闷，太没面子了。
军营生活的前期确实非常艰难，还被打出了腰痛病，到后半段情况就好一些，这完全是被称为“才子”的我替人代笔写信缓和了人际关系的缘故。当时，高中女生都向军人写集体慰问信，老兵们都让我代笔写回信。我用了很多动听美妙的词句，目的在于掩饰老兵们不可告人的肮脏灵魂，以调动那些喜欢和小伙子拉拉扯扯的女高中生的情绪。当然，还不止这些，听说前来部队慰问的顺英、亨淑、银子等几个女孩子都愿意和军人交朋友，乐得几个老兵好半天嘴都合不上，他们叫我写“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瞪大眼睛瞅着天花板，只等黎明时分能看见你可爱的小脸蛋”等等，以便劝说这些女孩子留下来。这哪儿是回信啊，简直是沾满热泪的情书！
后来，延世大学为了弘扬护国精神还展开了征文比赛，我以老兵的名义写了篇文章，被选中了。如此一来，有些老兵才得到了奖励休假的特权。当然，这些老兵也没有忘记我这个代笔人的功劳，他们说我比金庸、卧龙生还能干，大加吹捧。但这些“荣誉”也只是弹指一挥间，没有几天就烟消云散了。
我能活着复员就算是很幸运了，和祖鞠、升洲聊天时，我把自己在部队的酸甜苦辣都跟他们一五一十地讲了。尽管我就要复员，但手里仍然扔不开这支笔。
他们两人满含泪水听完了我这些辛酸的故事，说：“看来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件事情是不能代替的，既然可以替人写情书、替人出席会议、替人考试，那当然就可以替人结婚、替人生孩子了。”无疑，这句话是他们对我从事代笔行为的无情嘲弄。
比我早几个月进了预备役部队的祖鞠说：“要说部队的生活我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代人写信，二是做包皮手术。看来这包皮手术也可以找人代做了。”
祖鞠这句酸不溜丢的话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祖鞠的包皮手术不是在部队，而是在医院让专家给做的，祖鞠为此而感到自豪。在这之前，作为大男子汉的祖鞠是绝对不让别人动自己那个包皮的，他曾经感到害怕，那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好让人随便割掉呢？正在这当口，祖鞠的大哥祖先结婚了，当然，祖鞠自个儿起伙的“单干”生活也就结束了，此后不久他便住进了大哥的新家。
不知是哪股风把祖鞠吹晕了，他又放弃去工大学习的念头，要去学习照相。为了这个，他又进了一所大专学校进修。有一天嫂子笑着递给了他一个信封，封口是开着的。原来是新生查体合格通知书，在“包皮手术”一栏中盖着一个大圆章，表明他的包皮手术通过了。在嫂子面前丢这种人祖鞠感到实在太难为情了。别人急了出冷汗，而祖鞠则不同，他一着忙就放连珠屁。这时，早已在肚子里装填好的几门“排炮”齐放，来了个六连发。这一来弄得祖鞠更不好意思了。
因为有专家亲自动手术的“光辉经历”，祖鞠逢人便说，咱这包皮和别人的可不一样，是专家给做的，一边说一边还用手拍拍裤裆。
升洲讲挖苦人的话实在叫人笑破肚皮。关于和他一起租房子住的那个朋友的事就更逗了。他名义上是某个大专学校放射科专业的学生，可连动手术时哪只手该拿手术刀，哪只手该拿镊子都不知道，后来却被分到了某个县城的卫生院。才干了三十一个月，就做过几千个包皮手术了。开始他没有经验，不是给人家割少了就是割多了。割少了好办，再割一次就是了。可割多了就不好办了，总觉得龟头下边不得劲。当然，他自己的包皮也没能逃脱这一厄运，可苦恼了。不光这个，他还给人家做过几十次灰指甲手术呢。
升洲连说带笑地给大家讲着“包皮手术”的故事，但就升洲本身而言，他实际并没有去当兵，而是在街道办事处找了份差事，代替服兵役。当然，这份差事对升洲来说是如愿以偿，每天提溜着个饭盒上下班，办公地点又有抽水马桶，条件算是不错的。
送朋友参军前大家都要凑份子搞一次悲壮的“临别晚餐”，这已经成了惯例了。虽然升洲没有真正去当兵，但他也算服兵役，所以，这顿晚餐也是少不了的。吃饭时大家开怀畅饮，喝多了，就手挽手高唱《参军前夜》送别曲，唱完了，喝足了，一摇一晃地从酒馆走出去，栽倒在派出所门前的事是常见的。给升洲送别的这一晚也是依样画葫芦，大家边喝边唱，谈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没个完。
男人的军营故事和女人生孩子的故事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愿意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十分痛苦，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当然，一个是熬复员，一个是熬分娩。一般男人都得有这个过程，一般女人也都得有那个过程，但先经历过的人总爱把事情说得很严重，耸人听闻。今天这顿晚餐也没有例外，大家照例大吹特吹一番。这中间少不了还要添油加醋，谈点往越南派滑雪部队啊，忠请北道的海军训练啊等类的事。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纯属无稽之谈，越南地处热带，根本用不上滑雪部队，忠请北道位于韩国内陆的中心地带，绝对无法进行海军训练。
升洲一口抿干了烧酒杯，说：“我认识的几个兔崽子中有到空军部队去的。那几个家伙都是人死了还不倒架的种儿。老兵要给他们上‘行头’，上边就会有人出来说话，让那些新兵脱光衣服上行头，这算什么事？！”
祖鞠接过了话茬：“我们专业有个小子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休假的机会，回来歇些日子，没想到才几天上面就又来了紧急命令，好像马上要爆发战争似的让他赶快回部队，心急火燎地赶回去一看，是连队之间要进行足球赛，缺个人，让他去补缺，气得他直翻白眼。”
“那个小子的部队还有从南汉山城去的家伙呢，听说有一次他替连长的夫人跑腿，把钱还丢了呢。可真逗。”
“嗨，我想起来了，我们同学在上课的时候，有的人老交头接耳，老师一说他还顶嘴，被老师给打了个美。”
“记不清哪个主儿了，他只要一拿到考试题就犯晕，说印的题目看不清，哼哼唧唧地老折腾。”
“对，我想起来了，有个小子作弊的办法可真绝，有一次他借口忘了系裤带，从兜里掏出了裤带往腰里系，趁监考老师不注意就把塞在皮带扣儿里的答案掏了出来。”
“不知你们听说了没有，有的小子还进了部队精神病医院呢，精神病医院哪，多怕人啊，那是个完全封闭的病区。一听就知道，军营和精神病医院是连在一起的。当然，不用说这要比把军营、精神病医院、监狱、修道院连在一起好一些喽。”
“咳，那算什么。用我哥的话说比这厉害的还有的是。家庭，家庭算个什么玩意儿？我嫂子和祖先哥不也组成家庭了吗，前一阵儿，我嫂子不就让祖先哥给裂了吗？”
听到这儿，我就半道插了一杠子，觉得应该说几句，让这几个小子明白“裂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别让他们再胡拉乱扯地瞎诌了。我说：“哥们儿，‘裂了’这个词并不是你们理解的那样，它原本是一句部队用语。在部队，如果有人说‘把他裂了’，那就是说狠狠揍一顿，打他个半死，直到骨头打折为止。这本来是一个地形术语，是指硬石头上裂璺，用在人身上的时候是指骨头上裂的璺。当然，这个词在医院也可以用。有时出了交通事故，为什么要给受伤的人拍片呢，就是要看看他骨头有没有裂璺，实际上，这个词用韩国语的意思去理解就是‘裂出纹路’的意思。”
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用最通俗的语言把这个词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好让这些无知的家伙增长点见识，可没料到这两个小子就像没听见似的，不理不睬。我一直认为，自己在俱乐部中是个学识渊博的“秀才”，是把其他几个人凝聚在一起的中心人物，但现在看来这个“中心”已经开始动摇了。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我自命清高，假模假式的那种“才子”劲头在一天天降低。高中是我最为得意的时候，也是“才运亨通”的时节。有一两次，我还把自己写的诗说成是歌德写的，故意拿给“当代才子”崔炳道看。
“嗯，真不错，歌德写的嘛，那还能差。”
我得到了崔炳道的称赞，心里美滋滋的，无形中我感到，自己已经赢得了“当代才子”的尊敬和友情。
我自认为懂得多，学识渊博，所以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摆出一副哲学家、艺术家的架势。崔炳道对我的内心世界是一清二楚的，却从来没有流露出一点点反感的情绪来。可我则不然，当我看到他发表在文艺杂志上的那篇小说时，简直恶心得想吐。这篇小说矫揉造作，充满了酸腐味和乳臭未干的稚气，内容除了自我陶醉的低级趣味外，就是庸俗不堪的笑料。作为朋友，我对他的心思才智自然是了如指掌。
祖鞠和升洲表面上常常对我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但在内心深处，他们还是认为我肚子里是有点墨水的。尽管他们俩并不了解我的内心世界，是两个被卖掉还帮人数钱的大笨蛋，但和老狐狸崔炳道相比，我觉得他们还是蛮可爱的。
现在时间还很富余，我就把升洲和祖鞠送到了公共汽车站。这里已经接近南韩和北朝鲜的临时军事分界线，所以坐车的几乎都是些大兵，他们一上车就靠窗口坐了个一字长蛇阵，都把旁边的座位空了出来。看来，这些当兵的即便互相认识也不愿意坐在一起，他们把旁边的位子留着，都在暗想，说不定能碰上好运气，哪个汽车站会上来一个妙龄少女和自己坐在一起呢。这样也能饱饱眼福嘛。
祖鞠在上公共汽车前，突然脑袋里闪出了一个念头：斗焕是不是已经参过军了呢？
人都是有多副面孔的，一生中不出一次错的人可能在某一天成为连环杀人犯；一个夸夸其谈，能说会道的人也许有一天会成为抑郁寡欢，沉默少言的“哑巴”。听说，一个杀人如麻的黑社会老大竟为了救溺水儿童而被江水夺去了生命……总之，谁都不会是一个永远模式化了的人，其行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偶然的时间往往会变得十分反常，甚至判若两人。
祖鞠想当学徒工的想法也是突如其来的。男孩子们小时候往往爱玩电工活儿，装个收音机啦什么的。而祖鞠呢，偏偏有些特别，说他是男孩儿嘛，并不太像，他不喜欢玩电工活儿。可不是男孩儿又是什么呢？谁也回答不出。祖鞠对男人们爱玩儿的活计——赌博、推牌九什么的一窍不通。和祖鞠打牌等于在和小狗一起玩游戏。也许祖鞠知道自己脑子不够使，才把那一点点脑容量留着，将来做男子汉应当做的活计时再使用。
小狗玩到高兴处会摇摇尾巴或者亲切地汪汪叫几声，一点藏不住自己的感情。祖鞠也一样，他的喜怒哀乐都是明明白白表现在那张四方脸上的，让他连肛门扩约肌都不收缩就毫无顾忌地放出个响屁是容易的，但让他不管抓的牌是好是坏都要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却是很困难的。
然而，要说祖鞠在任何方面都是透明的，那又错了。论起装洋蒜的高明程度，恐怕没有人敢和祖鞠媲美。不知是哪一天，他突然抛弃了去工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