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襄阳以南，江州以西，水陆相交壤，地千里属？之荆州，皆上流也。故形势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夷狄，而国势安。其后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备亦甚固矣。臣独以为缓急之际，犹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责。式言之，假设虏以万骑由襄阳南下，冲突上流，吾军仓卒不支，陛下将丽之谁耶？责襄阳军帅，则曰：虏以万骑冲突，臣以步兵七千当之。襄阳戍兵入队，可战之人犹未满此数。大军在鄂，声援不及。臣欲力战，众寡不敌，是非臣之罪也。责鄂诸军，则曰：“臣朝闻警，夕就道，卷甲而趋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阳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责襄阳守臣，则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军则有帅，战而不支，虏骑冲突，是非臣之罪也。”责荆南守臣，则曰：“荆与襄两路，道里相去甚远，襄阳之不支，虏骑冲突，是非臣之罪也。”为虏人者，以是辞来，朝廷固无辞以罪之也。然则上流之重，果谁任其责乎？
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阳诸郡，合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坏地相接，形势不分，首尾相应，专任荆襄之责。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沣常德，合鄂州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上属江陵，下连江州，楼舟监相望，东西联亘，则前可以专任鄂渚之属。任既专，守备自固缓急之际，彼且无辞以逃责，知上流之势，固不重哉！外不忧两路之害，内可以为上流之重，陛下何惮而不为。虽然，臣闻天下之势有离合，合必离，离必合。一离一合，岂非盛衰消息之运乎？周之离也，周之能合，秦为驱除，汉故合之。汉之离也，汉不能合，魏为驱除，晋故合之。晋之离也，晋不能合，隋为驱除，唐故合之。唐之离也，唐不能合，五季驱除，吾宋合之。然则已离者不必合，岂非盛衰相乘，万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夥地大，德不足，力有余，过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将豪桀并起，四分五裂。然后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号令海内，为之驱除。当此之时，岂非天下方合之际乎？以古准今，盛衰相乘，物理变化，圣人处之，岂非忄栗忄栗危惧不敢自暇之时乎？故臣敢以私忧过计之切，愿陛下居安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屹然有金汤万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袁洁斋集】
《已见札子》：臣闻用兵之道，有难有易，知其为难而求，夫所谓易者，斯无敌矣。故兵法曰古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汤武之师，东征西怨，南征北怨，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谓王者之兵有征无战也。今边事方兴，一时士大夫，不曰坚守，则曰进取。皆自以为易而为之，而实未尝知其所谓易也。故为坚守之说者，则曰兵凶战危，毫厘之差，胜负分焉，不若守之为易也。真宗咸平中，固尝专用此策矣。申束力诸将坚壁清野，母与虏战，不得已而出，止许城下布阵，亦不得战，固以为万全之安矣。然虏师至于坚壁之下，过而不顾，长驱以至澶渊。厥后富弼言于仁宗，深以是为戒，然则坚守之说，岂真易哉？言进取之说者，则曰北虏失其巢穴，游去假息，弃信背盟，我以大义临之，势如拉朽，可谓易矣。然王师所指，翕然响应，乘此机会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时人事，苟或未至，而毕力战攻，期于必胜。纵得一州一县，不能固守，终必弃之。而我师已不胜其疲矣，何以善其后？然则进取之说，亦岂真易哉！臣窃以为当今之计，纵不能如汤武之师，沛然若时雨之降，亦当求其差易者为之。臣之所谓差易者，非有他术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以渐图之而已。今夫捕大鱼者，非能于吞饵之初，一举而获之也。必少缓之，随其所往，俟其气衰力竭而后取焉。昔者伍员教吴王阖闾以敝楚之策，请为三师以肄焉。一理由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此策既行，楚于是乎始病。唐安禄山之变，称兵犯阙，所向无前，其势张矣。李泌陈困贼之谋，亦欲互出而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周世宗之兴也。王朴献开边之策，谓唐与我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但以轻兵扰之。唐人闻警，必出兵师，数动则兵疲财兵疲财竭，我可以乘虚而取。夫伍员李泌王朴，皆一时英杰，深于谋国者也。而三人之言，皆欲先困之。而后取之，其功虽若少缓。而十全无失，乃所以为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于应敌，则勇于轻敌，其失均焉。间有稍知兵者，则欲仗土豪以集事。土豪诚可用也，然无以大服其心，亦岂遽为吾役，结以恩信，厉以忠义，如家人父子亲密无间。时出而用之，无侥幸于一胜，庶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谓差易之说也。惟陛下亟图之，取进止。又《轮对札子》：臣窃惟今日之急务，固非一端，而备御之计，尤不可缓。夫胡运既衰，覆亡无日，决不能与中国竞而臣以为备御不可少缓者，何也？曰北虏我之深仇也。靖康之变，耻莫大焉。仇雪耻，今其时矣。彼有可乘之机，而我无乘机之具，四顾枵然，逡巡退缩，得无为奸雄所窥乎？故识者深虑之。然则何以为备御之计？曰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讲，凡可以壮国家之势，而折奸雄之心者，无所不用其极，始可谓有备矣。臣不暇殚举，姑即古人所为宜于今者为陛下言之。臣闻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战则相应，难易相死。虽至于甚众，而是法如初。故曰：治众如治寡。诸葛亮制为八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首尾俱救，虽司马懿之雄，不敢争锋。亮殁而后追之，杨仪反旗鸣鼓，而懿不敢逼，盖以后为前，亮之遗法也。虽百战而不可败，是之谓常胜之兵。今之诸将能深晓此法乎？古之任将者，自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不从中覆。李牧之为赵将也。吏得自置，财得自用，其响士也，日击数牛，多设间谍，周知敌情，非财用有余，何所取办。今之任将，能如是之专乎？非独此也。募兵之精强，能引弓四钧，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马隆者乎？兵食之丰饶，能于六七年间，积三千万斛，为十万众五年之食有如邓艾者乎？军实之夙具，能如吴汉受命，夕引道，无办严日之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义，步兵教之三年，悉为精卒乎？凡此六条，粲然具举，岂不甚善，右犹未也，则是备御之计犹阙如也。而可不亟图之乎？臣闻战守无二道，威声雄略，可以决战，而后可以固守。
虏虽内讧，我难遽动，则是未堪战也。其能守乎？昔者谢安相晋，未尝轻用兵也。秦师垂至，游赏自若，桓冲深以根本为尤，遣兵入卫，安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缺，西藩宜留以为防。”味已定无缺之语，则知讲之有素，备之非一日矣。以将则良，以兵则劲，以财则裕，仓卒之间，随取随足，未战则有备，已战则有功，此臣所谓战守无二道也。欲望陛下神武奋发，明诏股肱心膂之臣，图回长久之计。兵虽未用而有可用之实，战虽未胜而有必胜之资，俾六师之众，若蛟龙然，可以蟠，可以伸。其蟠也足以固吾围，其伸也足以复奋疆虽有奸雄。莫窥其隙，此长久安强之计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进止。
又《省兵札子》：臣闻军旅国之大事，欲振国威，莫如强兵。而所谓强兵者，非众多之谓也，贵其精而已矣。徒多而不精，其形虽强，其实则弱。制御之有道，选练之加详，则兵可以无敌于天下矣。而岂徒贵夫多哉？臣不暇远引，请以祖宗之事明之。方创业之初，用兵不过十五万，而东征西讨，无不如意。至于雍熙之间，土地既广，兵亦随众，然天下之兵仅三十万。夫以祖宗威武之声，震于夷夏，其兵至强也。而兵数如此之少，自咸平景德以来，召募日增。自元昊扰边之后，兵额益多，至于百万，盖三倍有余矣。兵数如此之多也，而兵力常若不支，由是观之，夫兵岂贵夫多哉？今天下冗兵之弊，可谓极矣。召募拣刺以为务，蜂顿蚁聚，坐耗衣廪，使皆勇且壮可也。癃老者，懦弱者，身居市而冒尺籍者，死亡逃窜而占虚额者，私为役使而食公廪者，其数虽多，而可用者鲜。有众之名，而无众之实，有强之形，而无强之效。不知竭民膏血，豢养此曹，将安用之？当国家全盛之时，公私富给，骄冗之卒容而养之，似未害也。而文彦博、韩琦、范仲淹、欧阳欧，司马光、苏辙、犹虑其蠢民耗国，其为拣汰之说，如出一口。
今以东南之方兼受而并蓄之，若奉骄子，若注漏卮其不可虚徐而坐视其弊亦明矣。而议者必曰：军人仰给于官，行不能为商，居不能为农，必聚而为盗。与其去之以激一时之祸，不若容之以幸目前之安。鸣呼！古之为兵也，将以御患。今之为兵也，将以为患。而臣以为兵非不可省也，患省之无其术尔。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帅之职也。兵有宿蠹，起而除之，此将帅所当为者。自古患无良将，不患无精兵，得良将以统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强，凡前日之弊，将荡刷而无余矣。自昔举事，难于两全，盖徇人情，则积弊不可去。而去积弊，则人情未必悦。冗兵之不能汰，由此道也。然则何自而能两全乎？曰：择将是已。将苟贤，则处之有道，未过去撄拂人情，而宿弊自除矣，李德裕之节度剑南。择州兵之不任战者，废遣狞什三四，而士无敢怨。夫彼既已为兵，而一朝废之，其不乐者必多矣。然其不怨者，是必有以大服其心也。方今阃外之寄，患未有如德裕者尔。有臣如此，而付之军旅之事，委之以专任之久，而犹有冗兵者，臣不信也。且今为兵，又非特冗而已也。屯戍之所，剽掠公行，有如强盗，虑其生变，莫敢谁何？骄横如此，猝有缓急，其果可用乎？凡此者，将非其人故也，得良将以御之，纲纪既正，则此弊亦不难革。
由是观之，将其可不择也哉！又《议轮对札子》：臣闻用兵一事，虽至治之世所不能免，况国威未振，国势未强之时乎？以言兵为讳，以安居为乐，变生不虞，无以御之，其为计疏矣。自北方扰攘，流民欲归附者甚众，而我虑开边隙，皆拒绝之。有至于杀戮者，流民之怨，主骨髓，虏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无所得食，南朝又不汝容，迁延主，必将自毙，盍亦就粮于彼界乎？方民饥乏，一闻斯言，跃然纵之，势之所必至也。鸣呼！事此，尚可苟安于无事乎？尚可以言兵为讳乎？臣闻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方扰吾边疆，而吾举兵北向欲捣彼虚。回顾其后，必解而去。从而蹑之，腹背受敌，此诚制胜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战于境内，不敢有所侵越，兵气已不扬矣，人安能决胜乎？春秋时晋阳郯父伐楚以救江，汉建武中，贼有董宪者，自宪以兵围兰陵。盖延庞萌请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捣郯，则兰陵自解。”盖郯者，宪之所必救也。唐太宗围王世充于郑，窦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敬者，说建德鸣鼓建旗，窬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则关中震骇，唐必还师自救。
郑围自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败。后太宗伐高丽，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以不战而降。”帝不能从，卒贻后悔。由是观之，今日整军而北，乃所以攻其必救，保护淮甸也。且彼犹能侵疆，而我不敢越界。巍巍中国，而残虏之不若，臣窃为圣世羞之。虽然，残虏濒于灭亡，而犹敢为是举何也。盖窥我朝以仁厚立国，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党尔。今师北指宿亳，已伐其谋，且复多方传檄晓谕流民，汝等中原遗黎，本吾赤子，久沦腥，岂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边隙一开，反为汝累尔。岂意残虏辄敢叛盟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县以来归者，即以郡县之地与之。开以大信许以世袭，离其党与，孤其军势，解遗民之怨怒，振皇宋之威声，独不在今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断不疑，取进止。
【宋王师愈文集】
《论不可轻开兵端札子》：臣窃谓定天下虽不可惮用兵，保天下亦不可轻用兵，二者唯审其势焉可也。昔者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倔起草昧艰难，故奋不顾身，以争一旦之命。其势不得不日夜淬砺击，抟进取，以定大业天下之人亦厌于乱离，不惜肝脑涂地，出力以佐上之人。盖觊一旦功业成就，息肩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劝高祖，必从思归之士，还定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则难用者此也。及事势已定，人民乐生，则非有万全，不可轻举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强，且曰：河南我之故地。横桃强魏，当时群臣虽知其不可，不敢言。惟沈庆之言，而不见信。至王玄谟辈，皆诞谩欺罔。至有闻其言，欲封狼居胥山之意，卒之三大举皆无成。先之以到彦之，次之以王玄谟，三之以萧思话。使二十余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里，人无遗育。祸有不可胜言者，此不可不鉴也。夫妄自菲薄，引谕失义。诸葛亮固深言于蜀，横挑强胡，经营分表，蔡谟亦深垂戒于晋，二者皆当今所当今也。为今日恢复之计，不可一怎忘；恢复之师，不可一朝举。臣恐群臣献计有误陛下，为今日可以用兵者，故愿陛下审处其势也。夫以祖宗二百年，经理封疆，沦入于蛮腥两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齿五十年矣。有志之士，孰不愿比死而一洗之。然时异事变，南北之势已定，民庶之志恋生，彼无必取之形，欠无必胜之势，右缝隙一开，兵连祸结力竭于内，民不聊生，其变固多端矣。昔者宝元庆历之间，当天下全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