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有许多孩子!我只能尽力而为!但您别指望太多!”
9
科沙刚一苏醒就觉得自己被压在地板上。他试着睁开眼睛,挪动身体,后脑勺立即感到一阵钻心刺骨的疼痛。在越来越响的发动机喧闹声中,他忽然听见了附近的一声轻微的呻吟。他一只眼睁不开,但另一只眼终于眯开了一条缝,侧身卧在飞机尾部,行李舱的入口前。这儿没有舷窗,在死气沉沉的灯光下,他开始辨认周围仿佛已经死去的人体。这些尸体堆在一处,到处是血,他一下子无法认清谁是谁。有个残疾人的大胡子歪七扭八地凝结在一起,支棱着,已经染成了红色。这具尸体下面露出了米尔内的绸领带。紧挨着他,还有一个人的身体,西服敞开着。
科沙咬着牙,努力让自己坐起身来。他看见身边有一条女人的腿,不自然地弯曲着。
“玛丽娜!”他喊了一声,“玛丽娜!”
“你还活着?”她的声音低得勉强能够听见。
“对,我还活着!”科沙嘶哑地回答她,“你怎么样?”
“哦,帮帮我!我流了好多血……”玛丽娜喘息着说,“你怎么样,能动吗?”
这时,飞机猛地一下倾斜得十分厉害,尸体都向科沙身上压过来。他一阵刺痛,失去了知觉。等他恢复知觉时,手和胸部都沾上了别人的血。他再一次眯起左眼,眼前竟是玛丽娜在俯视着他。玛丽娜面色苍白,涂过口红的嘴唇更显得鲜艳夺目。
“看来,我们正在降落!”玛丽娜说着,又晕了过去。
10
在纽约市约翰·肯尼迪机场,联邦警察局组织的夺取飞机的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他们算好了飞机降落的准确位置,一支由40人组成的特别行动队,分乘两辆大轿车,恭候着“波音”飞机的降落。飞机尚未停稳,四名警察已经攀上了飞机的腹部,他们利用功率强大的电钻,顷刻之间就在飞机上钻了个洞。两分钟后便向洞里插上了软管。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拧开不大的贮气瓶,强劲的催眠气体充满了飞机的内舱。
接上舷梯,利用电气焊,切割开机舱的门,总共需要七分钟。但此后的行动就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了。好在联邦警察局并无人员的伤亡。一方面是“波音”飞机的通风良好,吸收了一部分催眠气体,另一方面是尼孔闻到了可疑的气味,马上戴上了氧气面罩,因此头一个进入飞机的警察挨了尼孔一枪。
子弹打到了防弹背心上,那个警察仰面跌倒。行动小组的人连忙退避,由于担心人质的生命安全,没有开火。尼孔在飞机里破口大骂,妄图把自己的那些亡命之徒鼓动起来。后来,他停止了叫骂,转用英语喊道:
“我要求……”由于急怒攻心,他气喘吁吁,语不成句,但还是拼命叫道,“我手里有100个孩子做人质……我把他们全杀了!假如……”但他终究还是吸进了不少催眠气体,神志已然混乱,早就力不从心,无可奈何了。
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子弹命中尼孔的后脑勺,他站在那沉沉睡去的一号客舱中足有一秒钟,终于扑倒在地。
“我打中他啦!”科沙喊了起来。为了开这一枪,他不得不爬过整个二号舱,然后跪着从帷幕后面射击。“该死的家伙!”
玛丽娜被枪声震醒了一会儿,先前她在昏暗中,总算用自己撕开的衣襟包扎了一下。飞机尾部由于隔断的关系,并未渗进催眠气体。这时候她看不见一号舱发生的事,但在再次失去知觉之前,竟然意识到生命有救,脸上闪过一丝微笑。
11
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在警察的警戒线外拥挤着,千方百计地从20米开外的远处摄影拍照。耀眼的闪光灯不时发出强光,照得那些顺舷梯而下、迷迷糊糊的孩子们眼睛都睁不开。救护车一辆接着一辆地开过来,几分钟后,从飞机上抬下来的第一副担架上便是玛丽娜,紧随其后的是科沙。玛丽娜仍在昏迷之中。担架被迅速安置到救护车上,一个身着便装的男人走过来,给警官出示了证件。
警官让开身,他便一直走到救护车前,问给她打点滴的医生:“她的情况怎么样?”
“一切正常!流了很多血,但没有生命危险。只是她的一只手不一定能复原啦!”
玛丽娜动弹了一下,却没有睁开眼睛。
“科沙!”她低声喊道,“快开枪呀!”
“这是在说胡话!”医生解释说。
来到她身边的当然不是科沙。假如她能睁开眼睛,可能会认出那位国际刑警组织的同事——彼得·彼得洛维奇。至于生性快活的科沙,一向善于逢场作戏,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神智,舒舒服服地躺在担架上,尽量面对着瞄准他的照相机和摄影机镜头,展示着自己英雄的微笑。
紧随着伤员之后,从飞机上运下来四个长长的黑塑料袋,都用拉链封着。一辆专门运载尸体的汽车很快便与救护车一起离开了机场。
例行的海关检查一概取消,然而所有667号航班的乘客都必须先安排到某个特设的地方隔离一段时间。当务之急是要将匪徒和残疾人甄别开来。起初本想让孩子们避开这一令人不快的繁琐过程,但立刻发现,学生之间也混有几个少年罪犯。
一辆辆大客车将乘客们载走后,就轮到了对货物的检查。有几个专家登上了飞机,他们要弄清一切,自然需要不少时间。一队身穿迷彩服的士兵,从行李舱里将一箱箱玩具运下飞机,另一队士兵并不拆封,立即将它们装到军车上。两小时后,这些军用大卡车以及警察局的警车都风驰电掣般地扬长而去。
一批美国人本来是专程到约翰·肯尼迪机场迎接孤苦无依的俄国儿童的,却不料首先碰上了采访无门、怨气冲天的记者们。双方汇集在一起,加上几十名候机的乘客,直接在机场上组织了一次小型的游行示威。人群的上空,竟然升起了几幅抗议的标语。其中有一幅写道:“释放不幸的孩子,他们在俄国已经吃够苦啦!”
12
丽达经过注射才得以苏醒。虽然飞机上有好几个青年警察对乘客实行无微不至的监护,但她还是想方设法地蹭到了阿列克谢身边,下舷梯时,拉住他的手,与他并肩而行。阿列克谢和其他人一样步履不稳、摇摇晃晃。他由于长期进行饥饿治疗,体质减弱,所以催眠气体对他的作用更为强烈。然而他始终牢牢抓住自己加了锁的背包,寸步不离。那里面既有谢尔盖托他带的仪器、专利证件,也有袖珍电脑和手机。
现在,当他们一起前往接受甄别时,他一只手抓住背包上的手柄,另一只手握住丽达的小手,在她耳边悄声低语:“放心吧,小姑娘,一切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还有一包关于发明专利的资料,办了托运手续。现在对他来说也无足轻重了。目前最关键的一环,是如何安然脱身。阿列克谢绞尽脑汁,只觉得昏昏沉沉的头脑里一片空白,什么好主意也想不出来。
对乘客的审查延续了好几个小时。通过传真迅速从莫斯科取得了旅客们的基本情况资料,当场向他们提出了数十个简明扼要的问题。最后终于满足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将所有的孩子,包括几个少年犯,全部转交给来迎接他们的慈善事业的人。同时也释放了一部分残疾人。阿列克谢和丽达自然也在最后一批获得了自由。
他们走出机场时,丽达用一只手遮住射到她眼睛上的朝阳问阿列克谢:“现在我们到哪儿去?你来过纽约吗?”
“我生平尚未有过这份荣幸,你是知道的!现在,我们得先找个旅馆,好好睡上一觉,然后再考虑要干些什么。”
13
有人轻轻敲他们套间的门时,丽达正坐在浴盆里。
“他们送早餐来了吗?”她提高嗓门问。
“不是,”阿列克谢回答她,“送来了一张便条。”
“便条?”丽达深感诧异。
“对。有个人想和我们见见面。”他走进浴室把毛巾递给丽达说,“你快点吧,一刻钟后那人在下面的餐厅等我们。”
丽达穿好衣服,俩人出了房间,跨进直达餐厅的电梯。阿列克谢远远地就看见了等待他们的人。他穿着普通的灰色西服,微微秃顶,个子不高。从外表上看,他未见得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他那上衣的翻领上,有件东西在闪闪发光,反射着从窗户照进餐厅来的灿烂阳光。那正是黑底衬托下的百合花,好一朵“银百合”胸针,确实不同凡响,招引来许多目光。
“我一猜就是您!”丽达首先伸出手来说,然后坐到小桌旁,“不知为什么,我深信,我们还会见面!”她转脸对阿列克谢说,“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阿廖沙,这是彼得·彼得洛维奇,我和他曾经同坐一列火车,同一个包厢。这是阿列克谢。”
“为了不让您误解,我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彼得·彼得洛维奇一面跟阿列克谢握手,一面说,“请看看这个!”
他从西服的内袋里取出证件,翻开来给对方看。
“您是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人员?这么说,您履历卡上的记录全是假的喽?”
“完全正确!”彼得·彼得洛维奇打开葡萄酒瓶,将三个酒杯斟满,继续说,“当然,我们没有想到,您会去查它。假履历不是为您准备的,这您可以理解。可是您既然接触到了它,就必然会产生许多误会。来,干杯!”
他们同时一饮而尽。
“既然如此,现在您找我,总是有原因的吧?”喝完酒,阿列克谢停顿了一小会儿,问道。
“我们称之为‘合作’。”
“你们要招募我?”
“嘿,怎么说得这么难听!阿廖沙,请允许我这么称呼您,您带了一整箱有关发明专利的材料,总不至于就让它放在行李待领处吧?您总要把它取回来吧?此外,我相信,您对我们关于‘黄屋顶’的研究,也是颇感兴趣的。”
“您连这个都知道?”
“没想到吧?老实说,您的设计已经大大超越了国际组织所研究的程序。当然,我们的程序有另外一个称呼,它既不那么浪漫,也不那么残酷。它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您独自一人完成的工作量,足够我们许多专家搞好几年的。”
“说来说去,您还是要我为你们效力?”阿列克谢微微一笑。
“投桃报李,互助互利嘛!我给您把那些资料取回来,您答应参加我们的咨询碰头会,怎么样?”
“行!”阿列克谢爽快地应承下来,“不过,可以提个问题吗?”
彼得·彼得洛维奇点点头。
“您公开戴着这玩意儿,不担心吗?”阿列克谢指了指对方胸前的百合花。
“不担心!没什么可担心的,在美国,这是非常时髦的饰品,不继续生产真是可惜。首先,侨民们都争先恐后地买它,其次,体面的绅士认为戴着它显得风度优雅,落落大方。不信,我试给您看。”
“不!”丽达不禁叫了出来,“用不着!”
“您真的不用担心。这儿的人把‘银百合’胸针当做标志身份的信用卡。”
“这么说,是我们赢了?”阿列克谢惊奇地问。
“从俄国人的观点看,很平常,无所谓!”彼得·彼得洛维奇耸了耸肩说,“从美国人的观点看,却意义重大,极有价值。年轻人,在这儿,这就叫做‘信誉’。”
他小心地用大拇指擦了擦别在西服上的胸针,那村在黑底上的银百合反映着太阳的光辉,越发显得耀眼夺目了。
14
虽然667号航班的全部行李都已被查封,虽然这次旅游的组织者或是当场毙命,或是后来被送进了纽约联邦警察局的监狱,但参观游览迪斯尼乐园的计划仍旧按部就班地实现了。
美国方面承担了所有费用,少年罪犯贾玛、雷西克和阿卜杜拉受到的待遇与成年匪徒大不一样,他们很快就被释放,送回到孩子们中间,成了美国小朋友的客人。
残疾人的旅游持续了两个星期,孩子们的游览却往后拖延了12天。这自然是美国方面的要求。
由于报纸的渲染,数百个美国家庭申请在自己的家里接待俄国儿童,并与他们共度圣诞佳节。
有个小百货店的主人,夫妇俩无儿无女,一下子就接待了五位刚刚理了发的男孩。餐桌上照例摆开了节日的火鸡。主人不懂俄语,好在每个人的名字都用俄语和英语写在小卡片上,缝在上衣的左侧。同样的卡片也放在每个人的碟子旁边。
主人和蔼可亲,孩子们狼吞虎咽,欢乐温馨的气氛除了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外,是不是也会让他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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