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国际形象在自己的家门内用“不够君子”的手段强迫“客人”承认他们的“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购买用品和服务要比中国人付更多的价钱；外国人在中国镜内作错事要比中国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外国人不准进入普通中国人都可自由出入的某些场地。。。。。。
因为外国人更为高大强壮的缘故，又缺少日本人吃苦自律的品格，中国人很难在单挑独斗的搏击中战胜外国人。中国人找回优越感的方式是就是在有利于自己的环境下用“围攻”代替“单挑”，几个甚至十几个中国人合斗一个外国人。尽管用这种不够“男子汉”的方式取得的“胜利”不能称之为胜利，可获胜的群体仍天真地相信自己站在了“胜利”的一边。十九世纪单身去中国内地旅行探险的外国人就经常无缘无故地受到内地普通百姓的围攻。“西北大学事件”发生后，那些“爱国心”很强烈的大学生就一窝蜂的涌上留学生楼把明显是“孤家寡人”的日本留学生痛打一顿。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日本，日本人就会找那个曾经伤害过日本人感情的“外人”单挑独斗，绝不会一窝蜂地涌上去用群体暴力向犯过错但孤弱无助的“个体”讨公道。
去年一个意大利人去南京一家饭馆吃饭，身上挂了一些对中国人“请求或劝告”的字条，如“不要称呼外国人为‘老外’”，“不要直视外国人”，“不要在价格上歧视外国人”。。。。。。这些文字并没有侮辱中国人的意思，可在场的部分〃爱国人士〃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就群体对这个意大利人施暴，直到这个意大利人违心认错并导谦还不肯甘休。更为可叹的镜头是：施暴的几个〃触犯法律者〃竟然受到了在场众多的中国人〃英雄〃般的欢迎。
如果我们是这样一幅形象，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如何能够提升？！
（五）、以偏概全的思维误区
汉语“以偏概全”这个词语象是专门为外国人发明的。一个或几个外国人在中国犯了事，他们身后的民族和国家都要受到中国人愤怒地声讨。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一个外国人对某国公民犯了罪，且犯罪的背后没有本国政府的授意，那么只能是犯罪的个体承受法律的制裁和舆论的谴责，罪犯的国家和民族不应负连带责任。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对某国公民犯了罪，并不等于这个人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对这个国家有敌对行为。“聪明”的中国人自然明白如此简单不过的道理，可在碰上触外事件时又把这些简单不过的道理抛到九宵云外。“赵燕事件”就是国人对外“以偏概全”的最好写照。
赵燕事件的整个过程就算如我国媒体所说全是“真实”的，那么也只能是国土安全局的肇事警察应该承受谴责和制裁，警察背后的美国不应负连带责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或迹象表明该警察的行为曾受到美国政府的授意，该警察的素质低并不等于全体美国公民的素质都低。如果美国政府对该警察不绳之以法，那么还可引申为罪犯的行为间接受到美国政府的怂恿，但该警察马上面临美国法律的制裁，他将面临长达十年的监禁和难以承受的巨额赔偿，制裁之严厉不是中国公民能够理解的，因为同样的暴行若是发生在中国大多不了了之，至多也是记过或拘留十五天了事。所以美国和美国公民不应受到中国舆论的谴责。可事实怎样呢？中国媒体紧紧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对美国政府直至美国的政治体制口诛笔伐，先是攻击美国人有排华趋向，继而指责美国的权力机构一样在滥用权力，最后归结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很差劲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制度。。。。。。普通中国公民也跟在媒体后面痛骂美国人。虽然仅仅是痛骂，但假设中国人有能力跨越重洋并战胜美国人，也一定会冲过去把这个国家铲平。
媒体的逻辑推理显然有误导公民的趋向：某个美国人仇视华人并不表明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有排华趋向；某个警察滥用权力并不等于大多数美国警察都在滥用权力；某个执政者的行为失控不等于美国的整个政治体制出了问题。。。。。。
不仅如此，赵燕也因此成为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一个普通的受害人，就因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暴了美国人的丑，一夜之间就被媒体炒作成了“民族英雄”，成为媒体追踪和国人景仰的对象。其实赵燕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与英雄或精英沾不上边（因为她的表达能力很差，且连英语都不会），说不准还是中华民族的罪人_____如果她是用公款出外旅游的话。
国民的判断力因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根本的原因还是国人心灵深处的“仇外情结”在作怪，誰叫犯事的是美国人呢？在中国境内，中国警察对无罪的中国公民施暴的事件比比皆是，且暴行的力度远远超出了那个美国警察的行为，可施暴的警察受到惩罚没有？如果有的话，也会被中国公民视为一件“不该发生的怪事”。
同样的情形在“西北大学事件”中也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就算那个素质低下的日本学生真的有侮辱华人的倾向，也不能因此证明整个日本民族都在敌视华人，或进一步证明日本民族的整体素质低下，一位日本留学生家长给西北大学的一封言辞诚恳的致谦信就是最好的佐证，这里有必要把此信的内容转录如下：
敬启 西北大学的老师跟同学们：
我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母亲，昨天晚上我看到日本的晚报，日本的留学生在学校做出那种没有修养的事情，实在感到非常羞耻、伤心，做父母的我们真是无地自容，学校的教师跟学生们的愤怒，我们非常理解，跟那样没有品行的学生同一个学校一起研究学问是无法容忍的，这种心情我也很明白，可是日本的留学生，不是全部那样的人格，有的是向往中国历史及文化，尤其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地，他抱着满怀的希望到贵校去留学，只去了两个月；遇到这种事件，实在非常遗憾，做父母的我们，只有在这里诚心诚意的对学校的老师跟同学恳求原谅，希望同学们不要抱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眼光来看全部的日本学生，让他们还有机会留在西安学习中国的语言，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一位日本留学生的父母
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遗憾的是：中国人在涉处事件中很少能保持思维的理性，一件偶然的个别事件，国人马上就会扩大为必然的普遍事件，“西北大学事件”也很快扩展为全国范围的排日怒潮。
我们在指责日本人的同时，也应该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留日学生，他们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也并非个个都拥有“君子风度”。一个中国的留日学生残杀了对他有很大恩情的日本全家，暴行的程度远远超出西北大学那个日本留学生，可日本人并未因此掀起排华怒潮。也许有人认为日本人不象中国人一样“爱国”，日本人真的不爱国吗？恐怕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认同这一假设。
在所有的涉外事件中，中国人是不是该理性一点。中国已迈进了国际大家庭的门槛，是到了全面且客观地认识外国人的时候了。
（三）
中国人仇外心理的危害是深重的
（一）、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使中国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基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较之文明国家起步要晚得多，且前进的道路山重水复，一次又一次地停滞甚至大踏步地后退，结果使当年世界上的超级强国加速度地下滑为“发展中国家”。上世纪后期，中国有责任心的领导人终于认识到现代化的紧迫和必要，再次把中华民族强制性的推上现代化的末班车。新世纪拥有“新思维”和国际战略眼光的“新派”领导人则企图把中国的现代化纳入理性发展的轨道，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同时转动了政治现代化的钥匙。当站在民族潮头的有识者努力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时，一定会强烈感受到来自国人仇外心理的顽强阻力。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会出现反复甚至倒退，国人的仇外心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整个二十世纪，当中国的现代化出现停滞甚至倒退之时，多是狭隘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泛滥之时。文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不但出现加速度地倒退，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的边缘。文革的十年恰好又是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掌握政权。他们居然把六十年前触犯全人类共愤的义和团的行为照搬过来，再一次地煽动起非理性的排外和仇外风潮。有关外国的东西被一概否定和抹杀，只差没有象义和团一样杀光国内所有的外国平民。并首次给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义和团运动”涂上一层荣誉的光圈，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文革以前的中国主流文化对义和团运动一直持否定态度）。仇外的果实是中国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刻下了百年难以逾合的伤痕。不但现代化的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中国又一次回到〃孤立〃状态，再度游离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经济的崩溃和文化的阉割使中国回来了氏族时代的野蛮社会（文革后期的中国和远古的氏族社会在很多方面很相似）。
中国因为现代化起步较晚的缘故，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引用外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最大限度地利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用外来的文明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我们盲目地仇外排外，为了一点偶然或局部的“涉外摩擦”大做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搧外国人的耳光，外国人就是想帮助中国的现代化也会“知趣”地退出。没有文明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不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中国现代化的步子就会大大放漫，甚至会出现倒退。我们必须认清今天的局势：不是外国（此文的外国多指发达国家）更多地有求于我们；而是我们更多地有求于外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应在外国人面前过份地摆架子要面子或横挑鼻子树挑眼，那样受害的只能是我们自己，外国最大的损失就是不和你打交道。当你试图帮助一个弱者时，如果被助的一方对你满怀敌意，你还会帮助他吗？除非你是白痴，否则你就会叹口气走开。
（二）、〃冤杀〃对国家民族真正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民族精英，其中不少精英对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责任心，并为中华民族的强大和唤醒中国人的“灵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令人痛心扼腕的是：精英的努力收效甚微，因为他们经常被狭隘民族主义者当成首要的敌人，结果在辛苦操劳一夜之后，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国人地指斥为“汉奸卖国贼”而“出师未捷身先死”。慈禧太后的屠刀下漏网的“维新志士”（老太婆只杀了六人），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全成了打着爱国旗帜的暴民的刀下之鬼。在和民族精英的交锋中，狭隘民族主义者总是轻而易举地站在胜利的一边，因为中国人的仇外情结帮了他们的忙，他们的身后有广大的同盟军；相比之下，民族精英大多是寂寞地孤军奋战。不过民族主义者胜利的果实是苦涩的，中国在他们胜利的鼓乐声中大踏步地后退。部分民族精英死不瞑目的是：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得到他们挚爱并为之献身的国人的理解，还要继续承担〃汉奸卖国贼〃的罪名被正统教科书〃批判〃和唾骂。
晚清的自强名臣李鸿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在中国特有的官场不可避免地会沾染腐败气习；但和其他官僚比起来，李鸿章的见识和眼界要高出同僚许多；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心也要多一些。在晚清整个的官场中，李鸿章承担的骂名比其他官员的总和还要多，并且被后世的国民连续骂了整整一个世纪。李鸿章的不是因为他身上的官僚习气而挨骂；相反是因为他身上的优势而挨骂。他的罪名除了奉政府命令签订“马关条约”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西方各国有更多的了解，对外国人有较为中肯的认识，和外国人较为合得来，在重大的外交事务中比同僚更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签订“马关条约”并不是李鸿章的过错，他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中国军队能打胜仗，李鸿章就是白痴也不会背负千古骂名。李鸿章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同并非他拿国家民族的利益作个人交易；而是因为他比其他官僚拥有更多的国际知识，在涉外事务中较为明白事理，在外国人看来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鲁迅对狭隘民族主义者的排外行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爱国贼”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一点也不亚于“卖国贼”，对中华民族的负面影响也更为深远。“爱国贼”因为被着爱国外衣的缘故，对国民有很大的欺骗性，经常被国民误认为是“民族英雄”。
在对外战争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些人在战前豪言壮语鼓吹战争，可在战争到来时最容易变节；有些人慎言战争，可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前者无疑是真正的“爱国贼”，他把国家民族拖入力量悬殊且本来可以避免或推迟的战争的深渊，自己又不愿承担任何责任____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脚底抹油。抗日战争中就经常出现这类人物。
（三）、 把国家民族推向非理性战争灾难的陷阱。
对外战争也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理性的战争包括反抗外族入侵，拓展国家民族的利益（如开疆拓土），在力量足够强大时出兵境外维护公正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非理性的战争有三种：一是用武力强夺眼前的小利益而触犯众怒，埋下全面失败甚至毁灭的种子（如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二是为了炫耀武力卷入与自己根本利益无关且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或没有申张正义的力量却企图打抱不平（十八世纪法国的路易十四就经常打这样的战争）；三是不能忍受眼前的小辱，在力量不够强大时为了一时的怒气主动招惹强敌，结果付出更大的损失和代价（如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向西洋各国宣战）。
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走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