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6
： ＞
诚信、信任和人的尊严
周国平
在今日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国人普遍为诚信的缺乏而感到苦恼。商界中的人对此似 乎尤有切肤之痛，前不久央视一个节目组向百名企业家发卷调查，征询对〃当今最缺失的是 什么〃问题的看法，答案就集中在诚信和信任上面。其实，消费者是这一弊端的最大和最终 受害者，只因处于弱势，他们的委屈常常无处诉说罢了。
如此看来，诚信的缺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的缺失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就提出 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曾经拥有诚信，如果曾经拥有，又是在什么时候缺失掉的？
翻阅一下严复的文章，我们便可以知道，至少在一百年前我们还并不拥有，当时他已经在为 中国人的〃流于巧伪〃而大感苦恼了。所谓巧伪，就是在互相打交道时斗心眼，玩伎俩，占 便宜。凡约定的事情，只要违背了能够获利，就会有人盘算让别人去遵守，自己偷偷违背， 独获其利，而别人往往也如此盘算，结果无人遵守约定。他举例说：书生决定罢考，〃已而 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皆不应试，而我一人独往，则利归我矣，乃不期然而俱应试如故〃； 商人决定统一行动，〃乃又有贱丈夫焉，默计他人如彼，而我阴如此，则利归我矣，乃不期 然而行之不齐如故〃。（《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对撒谎的态度也是一例：〃今者五洲之 宗教国俗，皆以诳语为人伦大诟，被其称者，终身耻之。〃惟独我们反而〃以诳为能，以信 为拙〃，把蒙骗成功视为有能力，把诚实视为无能。（《法意》按语）
今天读到这些描述，我们仍不免汗颜，会觉得严复仿佛是针对现在写的一样。一百年前的中 国与今天还有一个相似之处，便是国门开放，西方的制度和思想开始大规模进来。那么，诚 信的缺失是否由此导致的呢？严复不这么看，他认为，洋务运动引入的总署、船政、招商局 、制造局、海军、矿务、学堂、铁道等等都是西洋的〃至美之制〃，但一进到中国就〃迁地 弗良，若存若亡，辄有淮橘为枳之叹〃。比如说公司，在西洋是发挥了巨大效能的经济组织 形式，可是在中国即使二人办一个公司也要相互欺骗。（《原强》）所以，原因还得从我们自 己身上寻找。现在有些人把诚信的缺失归咎于市场经济，这种认识水平比起严复来不知倒退 了多少。
其实，诚信的缺乏正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够成熟，其规则和秩序未能健全建立并得到维 护。而之所以如此，近因甚多也甚复杂，远因一定可以追溯到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西方人 文传统中有一个重要观念，便是人的尊严，其经典表达就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按照 这个观念，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精神性存在，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一个人怀有这种做 人的尊严感，与人打交道时就会有一种自尊的态度，仿佛如此说：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愿 意对它负责。这就是诚实和守信用。他也会这样去尊重他人，仿佛如此说：我要知道你的真 实想法，并相信你会对它负责。这就是信任。可见诚信和信任是以彼此共有的人的尊严之意 识为基础的。相比之下，中国儒家的文化传统中缺少人的尊严的观念，因而诚信和信任就缺 乏深刻的精神基础。
也许有人会说，〃信〃在儒家伦理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不错，孔子常常谈〃信〃，《论 语》中论及诚实守信含义上的〃信〃就有十多处。但是，在儒家伦理系统中，〃信〃的基础 不是人的尊严，而是封建等级秩序。所以，毫不奇怪，孔子常把〃信〃置于〃忠〃之后而连 称〃忠信〃，例如〃主忠信〃、〃言忠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等。可见〃信 〃是从属于〃忠〃的，诚实守信归根到底要服从权力上的尊卑和血缘上的亲疏。在道德实践 中，儒家的〃信〃往往表现为所谓仗义。仗义和信任貌似相近，实则属于完全不同的道德谱 系。信任是独立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各人有自己的人格、价值观、生活方式、利益追 求等，在这些方面彼此尊重，绝不要求一致，另一方面合作做事时都遵守规则。仗义却相反 ，一方面抹杀个性和个人利益，样样求同，不能容忍差异，另一方面共事时不讲规则。在中 国的商场上，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一开始因为哥们儿义气或因为面子而利益不分，规则不 明，最后打得不可开交，终成仇人，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
毫无疑问，要使诚信和信任方面的可悲现状真正改观，根本途径是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其规 则和秩序。不过，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同时很有必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化传统，使国民素 质逐步适应而不是严重阻碍这个市场经济健全化的过程。
20028
： ＞
企业家式的能力
周国平
读哈耶克的著作，常常会感觉到一种挑战，对我一向具有的某些信念的挑战。由此又引起我的反省，反省的结果往往是，我承认有必要对我的信念进行修正。这里我谈其中的一 例。
在现实生活中，我经常发现这样的例子：有一些很有才华的人在社会上始终不成功，相反，有一些资质平平的人却为自己挣得了不错的地位和财产。这个对比使我感到非常不公平，并 对前者寄予同情。据我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不善于经营自我， 而后者善于。在我的概念中，所谓善于经营自我无非是善于利用人际关系和利用机会为自己 谋利，几乎与钻营是同义语，一向为我所鄙夷。我看重真才实学，而认为这种经营自我的能 力绝不属于真才实学，并且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所不屑的。
然而，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对这种能力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称这种能力为〃企业 家式的能力〃，其特征是善于恰当使用自己既有的能力，为之发现获得最佳运用的机会。他 认为，在发现自己能力的最佳用途上，人人都应该是企业家。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取决于自己 既有的才能、知识、技术等等，而是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将它们转换成〃对其他有能力做出回 报的人有用的具体的服务〃，这正是自由社会的本质之所在。说白了，就是要善于推销自己 ，为自己找到最好的市场，卖最好的价钱。
这个论点无疑直接触犯了我的一贯的道德信念，因此我在阅读时在旁边打上了问号。但是，经过仔细思考，我不得不信服于哈耶克的论证的逻辑力量。哈耶克也承认，由于企业家式的 能力之强弱，造成某一特殊能力相同的人之间报酬悬殊，这种情况被视为不公，引起了极大 不满。同时，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才能去寻求市场，必然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也就把大多 数人置于压力之下，〃这是一个自由社会加诸我们的最为严格的也是最为残酷的要求〃。但 是，哈耶克认为，让每个人自己承担寻求机会的压力是必要的。他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是，在自由社会中，才智不是特权，任何人无权强制别人使用他的才智，因为这意味着剥夺 了别人的选择权利。而且，如果根据才能而不是根据使用才能的有用结果来决定报酬，便意 味着必须有某个权力者对才能的等级进行裁决，这必定会导致专制。因此，〃如果想替代那 种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导致的压力，那么可供选择的就只有那种人们必须服从的个人命令所 产生的令人更为厌恶的压力。〃
的确，我们对这种〃令人更为厌恶的压力〃记忆犹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每个人的地 位和报酬是由权力机构决定的，往往还是由某个直接上司的个人意志决定的。决定的依据在 名义上是能力以及被荒谬地等同于能力的资历，事实上掺杂了许多别的因素，包括政治表现 、个人恩怨等等。而且，与计划经济配套的人事制度又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在某一个单位里，使我们没有哪怕只是选择同样有权决定我们的命运的稍微开明一些的上司的自由。在那种情 形下，我们诚然无须承受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压力，因为我们的命运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握之 中，可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所承受的不公正远比现在严重、可恶而且令人绝望。当然，在 市场经济体制下，也非事事皆公正。譬如说，我仍然认为，人的能力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不 同的，必然有一些在某方面很有才能的人却难以学会那种企业家式的能力，让他们因此陷入 困境肯定是一种不公正。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经济，这种情形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市场 经济只承认在市场上得到实现的价值，这一条不能改变，否则就不是市场经济了。除了计划 经济和市场经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根据以上的思考，我觉得应该修正我对企业家式的能力的成见，对之也持肯定的评价。具体到文化人，无论作家、学者还是艺术家，都要有市场意识，善于为自己的产品争取好的效益 ，应该把这看作一种正面的能力，一种对自己的命运负全责的积极的态度。不过，我的修正 不是无条件的，我仍坚持两个信念。第一，如果说企业家式的能力是善用自己能力的能力，那么，前一个能力是前提，然后才谈得上善用它，首先必须创造出好的产品，然后才有推销 的资本。而且，在两种能力中，我仍认为前一种比后一种价值更高，因为真正的文化价值是 靠前者创造的，后者的作用只是传播业已创造出的文化价值和获得世俗的成功罢了。所以，有杰出才能的文化人仍应专注于自己心灵所指示的创造方向，犯不着迎合市场去制造水准较 差但销路更好的产品，为此承受相对的贫困或寂寞完全是值得的。事实上，无论何处，最好 的作品都不是最畅销的，最畅销的往往是市场嗅觉特别灵的二三流作者制造的产品，我们对 此应当心平气和，视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情形。第二，企业家式的能力应该是遵循市场 规则进行经营的能力，违背商业道德的奸商没有资格称做企业家。因此，譬如说，那些通过 媒体的大肆炒作来推销平庸之作的文人，那些在现场音乐会上用假唱来蒙骗听众的歌手，都 不能视为真正具备了企业家式的能力，其行为只能算做商业欺诈。按照我的理解，提倡企业 家式的能力恰恰是要反对这些现象，大家都卖真货，进行公平竞争，建立起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
20029
： ＞
何必名校
周国平
现在的家长都非常在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名校，往往为此煞费苦心，破费万金。人 们普遍相信，只要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大学，一路都上名牌，孩子就一定前程辉 煌，否则便不免前途黯淡。据我的经验，事情决非这样绝对。我高中读上海中学，大学读北 京大学，当然都是名校，但是，小学和初中就全然不沾名校的边了。我读的紫金小学在上海 老城区一条狭小的石子路上，入读时还是私营的，快毕业时才转为公立。初中读的是上海市 成都中学，因位于成都北路上而得名。
记得在被成都中学录取后，我带我小学里最要好的同班同学黄万春去探究竟。因为尚未开学 ，校门关着，我们只能隔着竹篱笆墙朝里窥看，能隐约看见操场和校舍一角。看了一会儿， 我俩相视叹道：真大啊！比起鸽笼般的紫金小学，当然大多了。当时黄万春家已决定迁居香 港，所以他没有在上海报考初中。他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使我心中顿时充满自豪。我压根 儿没有去想，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千百所中学里的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学校。
我入初中时刚满十一岁，还在贪玩的年龄。那时候，我家才从老城区搬到人民广场西南角的 一个大院子里。院子很大，除了几栋二层小洋楼外，还盖了许多茅屋。人民广场的前身是赛 马场，那几栋小洋楼是赛马场老板的财产。解放后，这位老板的财产被剥夺，现在寄居在其 中一栋楼里，而我家则成了他的新邻居。那些茅屋是真正的贫民窟，居住的人家大抵是上海 人所说的江北佬，从江苏北部流落到上海的。不过，也有一些江北佬住进了楼房。院子里孩 子很多，根据住楼房还是住茅房分成了两拨，在住楼房的孩子眼里，住茅房的孩子是野孩子 。好玩的是，在我入住后不久，我便成了住楼房的孩子的头儿。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官，也不想当官，然而，在那个顽童时代，我似乎显示了一种组织的能力 。我把孩子们集中起来，宣布建立了一个组织，名称很没有想像力，叫红星组，后来大跃进 开始，又赶时髦改为跃进组。组内设常务委员会，我和另五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大孩子为其成 员，其中有二人是江北佬的孩子，我当仁不让地做了主任。我这个主任当得很认真，经常在 我家召开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议题并且写纪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是怎么玩，怎么玩 得更好。玩需要经费，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有一个摆摊的老头，出售孩子们感兴趣的各种小 玩意儿，其中有一种名叫天牛的昆虫。于是，我发动我的部下到树林里捕捉天牛，以半价卖 给这个老头。就用这样筹集的钱，我们买了象棋之类的玩具，有了一点儿集体财产。我还买 了纸张材料，做了一批纸质的军官帽和肩章领章，把我的队伍装备起来。我们常常全副行头 地在屋边的空地上游戏，派几个戴纸橄榄帽的拖鼻涕的兵站岗，好不威风。这种情形引起了 那些野孩子的嫉妒，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排着队，喊着〃打倒和尚道士〃的口号，在我 们的游戏地点附近游行。我方骨干中有两兄弟，和尚道士是他俩的绰号。冲突是避免不了的 了，一次他们游行时，我们捉住了一个落伍者，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手写的证件，写着〃取缔 和尚道士协会〃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