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集会、促销什么的，她是最先知道的主顾。
母亲对于吃的东西，尤其是对那些有地方特色的各种酒，最是感兴趣。她爱喝一种叫野山葡萄的红酒。那种酒用玻璃瓶盛着，一瓶就有五六斤。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家庭饮料。母亲爱喝那种葡萄酒，有点酸还有点甜的味道。于是，每次地坛有促销，她一定会搬回家几大瓶。再后来，人家公司的人知道老太太爱喝这种酒，就干脆打电话来家，如果需要，就直接送上门。一般来说，这样的红酒，母亲一周就可以喝两瓶。即使母亲这样的喝，也不能阻止生产这种野山葡萄酒厂倒闭的命运，因为不久就再也买不到这个牌子的酒了。一个工厂总不能只生产给一个客户喝吧，尽管我母亲是那样地推崇这种红酒。
可是，就在这种酒断顿的几个月后，电视里就开始曝光了，说是在市场上有几种野牌子的酒，实际上是一些农民用些甜水再加上点白酒自己制造的，这种酒喝多了会中毒，严重的还可以导致脑痴呆。我们把这个消息带给母亲，母亲听了很不以为然。而后，她竟然也有了父亲的口气，说，连这点小酒都不能喝，我还有什么乐趣呢？
的确，母亲来到北京后，她一直就闷闷不乐。
不是经济问题。现在的经济已经比从前好多了，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几乎可以放在琴岛不动，老哥的工资卡就在母亲手上，我每个月都要给母亲交所谓的生活费，其实就是变相多给母亲点钱。我也有自己的打算，母亲比我会省钱，这钱与其放我这里，不如给母亲，还讨得她欢喜，还能存住钱。这样，母亲在经济上没有任何的困难，所以才能那样成批地买酒喝。
母亲的郁闷，主要来自精神。
记得父母刚到北京的那天，我们去机场接机。母亲首先从飞机上递下来的是一只小塑料桶，那里面是两只小乌龟。说这是他们的朋友，无论如何不能丢下他们。我知道他们是从心里不愿意离开家乡。
居住条件是大大改善了。父亲有专门的小保姆管理，母亲只是指挥一下就行。我每天下班要路过哥哥家，就到家里呆上一个小时，听听这一天母亲都有什么活动。多半是母亲发牢骚，说在这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非常寂寞。
渐渐地，母亲的牢骚开始升级，她把她的寂寞上升到对北京的不满。说北京人傲慢，不愿意理人。我想是她说浓重的山东话，人家听不懂罢了。后来，就连天气也不顺眼了。刮大风时，母亲就说，北京什么鬼天气，琴岛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风。正赶上这两年北京出奇的热，母亲又说了，这个北京有什么好的，热死人了，我们琴岛在这个时候还盖被子睡觉呢。碰上过节我们带她出去玩，她看见满街都是人就又有话了，这个北京，上哪里都有这么多的人，哪里能赶上琴岛。
她不但嘴上这样说，行动上更是如此。琴岛的天气，琴岛的亲戚，琴岛的食品，是她每时每刻惦记在心的事情。很厉害的思乡病。最厉害的是她用长途与琴岛的亲戚聊天，还到处邀请琴岛的亲戚来玩。这些我们都无条件支持、只要她不想家。
但是没有用。思乡病使母亲把一切的不快都归咎于来了北京。更厉害的是，她一到商场就去买回琴岛准备送人的东西。她精力旺盛，完全没有老年人的感觉，六十多岁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等我老了的时候如何如何。我们也跟母亲开玩笑，那你现在是中年还是青年。但我们也担心，照这样下去母亲非得病不可。
小的时候，母亲是琴岛市委机关幼儿园的保育员，会讲很多关于大海的传说。我就听了不少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的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也没有看过别的版本。我突然灵机一动，应该转移一下母亲的注意力，给她找件事情做，这样她就不会总是惦记着她的琴岛了。
我说服母亲，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把你所知道的关于琴岛大海的故事都写下来，我给你修改修改，也许将来还能出版呢。
母亲听了很有兴趣，一再问我，能行吗？我可不识字。
我说，你写吧。
母亲对我的写作是很骄傲的。我在经济上给予母亲很多支持也都是因为有稿费。记得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稿费是38元钱，那在八十年代初期也能办些事情。我给母亲买了一个大衣架，给我自己买了一个装订机，剩下的钱就都买了稿纸。后来，稿费提高了，我给母亲的钱也多了。有一年回家过年，我刚领来一份中篇的稿费，800多元，我连稿费单也给了母亲。这一个年，母亲逢人就说，女儿给了她800元稿费钱。那时的工资一月还不到100元钱。
现在，她自己就可以写小说，大约这件事本身就很让她激动。她让我带她去家乐福超市，买了几袋子圆珠笔，一副要开写的架势。我为她拿来稿纸，配好词典，老人家便开始写作了。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一发而不可收拾。
她对写作上了瘾，简直就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我不断地听到保姆甚至小侄子的告状，说奶奶写作没有时间性，半夜还在写。小侄子更有意思，他开始与奶奶两个争词典，因为奶奶不会用汉语拼音，就自己发明了一套查字典的方法，把字典贴上了只有她自己才能看得懂的标签。这是好事情，我便大的小的词典各买两本。一人一套。
老太太的写作是很辛苦的。她要先打草稿，再修改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了，再工工整整抄写一遍。这样算下来，她每写一篇故事，就要写三遍。我们的朋友知道了老太太写小说，都很惊奇，来看老太太时就让老人家拿出她的小说来看。老太太都是很高兴地拿出来给大家看，还很谦虚，总要解释地说：我也没有文化，不知道写得怎么样。大家就表扬一番。老太太听了就更努力了，写作呈正规化规模化发展，还自己编出顺序来：《大海的故事》（第一部），现在已经写到了第六部。
母亲写小说的事情终于在亲戚朋友中传为美谈，加上母亲的思想完全没有受到社会上名利思想的熏染，她很纯洁地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件事情被哥哥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同学听到了，他马上派来了记者，给母亲拍了一个小记录片，那就是在全国收视率很高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栏目。我还被拉去作为一个“托”诱导母亲讲述她的写作体会。为了使母亲自然一些，我对母亲开了些玩笑。结果记者全部播出。节目播出后，很让母亲风光了一阵。
夏天的时候，母亲要我们把播放的节目替她录制下来，她要带给她在琴岛的亲朋好友看。我又去找了好朋友，把录制下来的带子刻成光盘。
现在，出书的事情母亲是不再提了。主要是我这个做女儿的总是没有时间替她修改已经写好了十二本的《大海的故事》，但母亲的写作已经上了轨道，或者说已经很职业化。每天上午，她和保姆一起收拾完家务，买完一天的菜，就会坐到书桌跟前，写上一段她想出来的故事。中午她会午休一个小时，下午也会写上一两个小时。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她感兴趣的电视片，她又会坐在书桌前伏案苦写。她像所有的作家一样，也有文思枯竭的时候，这个时候，她会很虔诚地阅读世界名著，当然都是童话类的小说。阅读一点世界名著，她的思路就明显地畅通多了。有时我也会读读母亲的草稿，也经常发现比较熟悉的故事。但是，母亲是用她的方式在写自己的故事，我当然不能干预得太多。
最有意思的是母亲做的读书笔记。她把她读过的小说里认为好的句子，会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她有她自己的鉴赏眼光。旅美作家严歌苓是我的好友，我对此友的文笔佩服到极点，经常要拿起来再三阅读。没有想到我母亲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谈起严歌苓，口气中很是赞赏她的小说语言，说是真生动，怎么人家写得那么“强”（像的意思，琴岛方言）。我大吃一惊，真是太有水平了，我们母女的审美眼光居然这样接近。
我马上要来了母亲做的读书笔记，看后，不禁哑然失笑。不知母亲是什么标准，严歌苓的小说语言确有非常精彩的句子，透着一种智慧和灵性，其中的幽默和揶揄没有那种洞察人性的眼光是不能体察出的。但母亲抄写的严歌苓小说中的语言，却是一些大白话，比如：“两个酸臭的胳肢窝”、“他染过的头发长了，花得像芦花鸡”、“他两只小臂像毛蟹”等，越读越可笑。后来我向歌苓复述时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还在写着。尽管她对什么时候出版已经没有什么奢望，却已经习惯了这种写作生活。写作、读书使她的视野从狭小的家乡的海域打开来，伸向了更加博大的精神领域。没有写作，她就没有目标去读那么多的世界名著，她就不能去思考一些艺术形象的东西，这些精神的东西比起她以前念念不忘的具体的事情远了一些，但却深了许多，深到她体会到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去理解，才能去获知。她变得沉静下来，尽管琴岛还是她念念不忘的地方，那是她的家乡，是心之所系的地方。母亲终于能够选择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度过她的晚年，这是我们做儿女的一件快事了。
我们愿意做一切能让母亲高兴的事情。母亲从小没有上过学，写出的这些小说，是靠查字典写出来的。这种“高玉宝”式的写作已经坚持近两年了，两年来她几乎每天都在伏案写作。我下班回家经常看到的一个镜头就是：在台灯下，母亲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正在那里端坐着，一笔一画地写着她的《大海的故事》。
母亲像一头低头耕耘，不问收获的老黄牛。有时，我回家看到她眼睛都红了，问是怎么了，小保姆就会不满地说：奶奶一天到晚写，写到半夜，劝她也不听。我哥哥有时也会对我急，说，就怪你，你看你叫妈写小说，她现在简直就是不要命了。我看你怎么收场。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想当初，劝母亲写作，完全是不得已而想出的权宜之计。让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年妇女当作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来的。
不过，这样的生活似乎平息了母亲心中的幽怨，她的生活基本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聚精会神地写作、看书、记笔记，一部分就是过平常的居家日子。
许多朋友来看望母亲，他们知道母亲爱喝红酒后，下一次来看望母亲时一般就会带上几瓶红葡萄酒。这几年红葡萄酒的品种越来越多，而且好像三个比一个牌子正宗，母亲的葡萄酒都可以成立一个博物馆了。因为每人来孝敬母亲的葡萄酒的牌子都不一样。
于是，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就出现了很怪的现象，父亲上桌，要“八加一”，是一种我们用各种中药材给他炮制的药酒；母亲则是一玻璃杯红酒。冬天的时候，母亲很奇怪地还要兑上一些热水，说是太凉了。而我的老哥，一般都是一罐啤酒。如果碰上我和老公回家，我们就会热上家里特意准备的花雕酒。因为老公是南方人，最爱喝的是花雕。
这当中最有水平的是小阿姨，她能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光顾到。所以，每当有外人来我们家碰上吃饭，都会表现出很惊奇的神态。
7
我是我们家的小资分子，不抽烟，不喝酒。在我们家，我因为从小身体不好，就成了全家的宠儿，有点像那个《革命家庭》里的妹妹水莲，娇骄二气都有。
但我是我们家的秀才，从小就喜欢写点什么。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那时的功课就是写批判文章。我经常得意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拿到家里来念，父亲母亲坐在一边听的笑眯眯的，还不断地夸奖说，写得真不错。我哥听了很不以为然，说，全是抄的。父亲就说，就是抄能抄顺了也很不容易。
关于喝酒，我没有什么劣迹，也没有什么伟绩。真正是乏善可陈。
值得一提的是上大学时，我和班上几个女诗友经常到孔府的后花园去喝酒。不会喝酒，也不热衷于喝酒，只是觉得在孔子的老家上学，还作诗，应该要喝点酒。喝的是红酒，没有味道，但喝下去的都是青春的兴奋和豪情。后来，一瓶酒没有喝完，从学校到孔府要走几十分钟的路，就干脆拿上剩下的酒，到学校后面的棉花地里去喝，喝了多少忘记了，但喝得每个人都咯咯地笑，记忆很深。我就是在那种状态中写下了“双手一背，模仿着古人，断送一生憔悴，只须几个黄昏”的诗句，在学校成为诗人。
还可以一提的是，研究生毕业的那天晚上，有四个男生喝醉了，据说都是因为我。有一个没有喝醉酒的男生却牵着我的手，说：“叶子，你应该感到骄傲，他们都是为你而喝醉的。”那一天，我也喝了些，但却比不喝酒还要清醒。我冷静地对这位男生说：“这些都是虚的。”男生问，什么是实的？我说：“一纸婚约。”
那四位为我而喝醉的男生谁也没有娶我，原因是，他们对我有一个评价，说我适合做朋友，而不适合做妻子。我听了这个评价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妈的我要喝酒。
我还没有找到机会让自己喝点酒，就分配到了北京。
刚到北京的时候，一切都很陌生。我一个人在长安街上走，看着身边灯火辉煌的长安街，更加使我觉得寂寞。
我想起了毕业分手的那天，有一位同窗对我说过，北京不是你的，你看见的那些北京的辉煌都是别人的。我走在这些辉煌中，觉得这位同学说得真对，也真不对。北京当然不是某个人的，它是首都，它是全国人民的；谁也别想自己拥有它。它是中国人民心中神圣的灯塔。多少人想到北京来玩，都没有机会。而我，却有幸在这里工作，我是幸运中的一个。
这样想的时候，心中就宽慰了许多。也并没有去找酒喝。
还是有找不着北的感觉。单位上的人很陌生，陌生到他们看你的眼光都有一些狐疑，我是心中有病的人，经不住这样的打量，就在考虑，我是不是走错了门。
这个时候，母亲从家乡来看我了。在我为所谓的前途、命运惆怅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