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莉，我们正在谈论意大利的事。”
“是我换了话题。”
“我注意到了，有原因吗？”
“准确地说，我不想谈论的不是意大利。”
“那么准确地说，你不想谈论的是什么呢？”
“那些巧合，只要有我和摄像机在附近时，就发生这些事。”
“为了这个，康妮·宗就是放弃莫里大奖也愿意！”爱丽西娅说，“你应当感到自豪。”
“对我所做的事，我的确感到自豪。但是这种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她闭上嘴，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爱丽西娅穷追不舍。“不，你还没说完呢，你讲话不能说一半留一半的，你什么意思嘛！”
“没什么。”
“还想谈论你儿子的钢琴课，是这样吗？”
“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关于帕梅拉·哈里曼的传闻？她如何策划重新装修驻巴黎使馆大楼的事？”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如口果有人——”她的声音沙哑了。她欲言又止，结果只说了一句。“我有时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这样。”
爱丽西娅粲然一笑，啜了口酒。“各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你都能得到，你毛骨悚然的感觉所带来的收视率给了我最大的满足。”
“爱丽西娅，里乔是被毒死的。我认为毒死他不是为了除掉他，而是为了给我提供一个重大报道的机会。”
爱丽西娅惊得目瞪口呆。
“对。史蒂文认为某个疯子正在四处活动，为我安排新闻。”
“亲爱的，”爱丽西娅看了她一眼——意思是你疲劳过度了。
“我知道，我知道。”
“也许你需要上上钢琴课，有镇定作用。”
琼莉试图把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抛到脑后，让它进入潜意识，但是史蒂文不让她这么干。他弄到了关于红衣主教里乔之死的所有录像带，但无论从哪个画面上都找不到和那两枚戒指一样的戒指。他觉得难以置信，干这件事的人居然能进入梵蒂冈。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史蒂文和琼莉有理由确信，这起事件和她无关。
但是他们井没有因此而觉得坦然。
第二天，爱丽西娅递给琼莉一只信封。
“这是什么？”
“录像带，梵蒂冈来的。”
“我想我都有了。”
“我在编辑带子时发现的，有你没见过的东西，我也没见过，我想你会——呃，我想它也许能有用。”
琼莉点点头。“谢谢，爱丽西娅。”
“只是想帮你排除这个念头。”
那天晚上史蒂文进入他那间工作室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他潜心研究着那盘新拿到的关于梵蒂冈事件的录像带。他一帧一帧地把画面放大，就像他研究有关菲律宾事件、圣克拉拉事件和其他所有事件的带子时一样。凌晨三点十八分，他找到了他认为很重大的发现：现场有一位年轻教士手上戴了一枚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结婚戒指。
史蒂文不太有把握，因此他决定先不告诉琼莉，没必要再让她担心。
但在内心深处，他肯定这些手是一样的。
他希望它们并不一样。
因为这将意味着他的猜疑是正确的。
第十章
第二天清晨五点，琼莉就匆匆出了门，去报道波托马克河上一起令人震惊的游艇翻沉事件。两位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夫人昨天晚上还在游艇上开晚会，然而媒体至今也没有提及他们。这是一条实实在在的新闻，是琼莉非常感兴趣的。到了下午，整个件事已经水落石出——四名乘客在几个小时前下了船，一名喝得醉醺醺的船员把船开出去，到他的伙伴面前去炫耀，结果发生了灾难性的结局。琼莉很能干，使这个事件在短时间里成了热门话题。
下午六点回到家里的时候，她发现在家里的不是史蒂文，而是海伦。“他争取飞一次罗马，可没人及时通知他得到批准，所以他急急忙忙就走了。”
“罗马。”琼莉说这话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海伦笑着说：“他原以为他明天飞阿尔伯克基呢。”
正说到这儿，怀亚特走进来。“阿尔伯克基是什么东西？”
“一座城市。”琼莉说道，怀亚特走过来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在新墨西哥。”
“听起来很有趣。”
怀亚特思索着。“我们以后能去那儿吗？”
“可以，等我退休。”琼莉说着，端起海伦刚为她倒的一杯咖啡。“可能比任何人想的还要来得快。”
海伦两臂交叉放在围裙上方。“出什么事儿啦？”她像母亲一样语气强烈地问道，“你最近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琼莉耸耸肩。“说对了，我也不知道我最近是什么人了，是个记者，还是个傀儡。”
琼莉与海伦及孩子们一起吃了晚饭，然后把怀亚特送到街那头去上钢琴课。海伦和她们一起看了一会儿电视，然后回到隔壁她自己的公寓。琼莉正和萨拉一起做填字游戏的时候，爱丽西娅打电话来，问她是否有兴趣做一篇关于贾雷德·塔克的报道。这是她四处游说、争取了很长时间的活儿，所以爱丽西娅打来电话使她感到惊喜。
几年前，琼莉在西雅图为有线新闻网工作时曾见过贾雷德·塔克。他是个作家，写了一本《众神显灵》，在大西洋两岸一时间众说纷纭。当时才二十岁的他就已经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因为他为一个名叫“臭玫瑰”的乐队写了一些有争议的、令人不安的情歌。尽管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个乐队确实太臭，塔克本人却由于他的诗才、他的歌声和他唱歌时所带的激情而得到狂热的好评。乐队散伙后，他搬到纽约市，和帕蒂·史密斯合作演唱了一段时间，后来和康特妮·拉芙同居。但是随着康特妮在电影事业上的发展，他们的关系逐渐疏远。他具有同《滚石》杂志创办人兼总编辑詹恩·温纳类似的经历，似乎也体验到温纳几年前就体验到的“众神显灵”，因为他到了巴黎，就过起年轻颓废流浪有的生活。就像当年格特鲁德·斯泰因①和她的情人艾丽斯·B．托克拉斯一样，塔克和他的新情人——一个装潢师，也是他的心上人——很有男人味的阿兰·克里斯托夫一起创办了一个格特鲁德·斯泰因式的沙龙。
①格特鲁德·斯泰因是美国先锋派女作家，二十年代侨居巴黎，与其胞弟以及艾丽斯·B．托克拉斯住在一起。她的《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实际上是她自己的自传。许多年轻作家如海明威等都投奔她的门下，使她成为“迷惘的一代”的领袖人物。
琼莉对贾雷德·塔克感兴趣有其明显的理由，但是她想采访塔克还有另外一个动机：他已经成为法国同性恋权利运动的领袖，在法国他的名字已成为这个运动的同义词。最近，继比利时一对夫妇被控谋杀四名法国小男孩一案之后，他领导了反对儿童色情文学的斗争。琼莉急于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贾雷德·塔克——一个平生大部分时间流连在“重金属音乐运动”边缘的标准男性音乐家，三十多岁时还成为一名同性恋者——在一个根本不属于他的国度里领导着争取平等的事业。
琼莉觉得现在是深入探索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灵魂的好机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生命的转变？他为何如此狂热？他为什么认为全世界的同性恋都承认自己的方向是一种“道德需要”？他是否觉得他从一开始就是个同性恋者，却向世人和他自己隐瞒了这个事实，直到他不能再容忍下去了？琼莉对性别政治知之甚少，从未真正研究过一个曾是标准男性、现在却是一个同性恋者的精神领域，她很想亲自找到答案，渴求知识的激情是她最好的动力；她知道这将是一篇轰动一时的报道。她告诉爱丽西娅她想作一次关于他的报道。
“唔……我没看过那本书，但是它确实集中描写了很多人。我同意你的意见，他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是爱丽西娅曾经说过的话，而且她总是一副精明的制片人的口吻。
但是巴尼不同意。
“‘绝对不行。’”爱丽西娅把巴尼的原话告诉了琼莉。“他看了即将播出的节目单后，特意打电话来枪毙这个片子。”
“为什么？”
“他说争议太大。”
“所以才应该播嘛。”
“也许他有自己的道德极限。”爱丽西娅提示说。
琼莉说：“你是不是开玩笑？为了收视率，他会把自己的娘给卖了。”
“另外再把自己的爹给搭上。”但是爱丽西娅已经知道琼莉准备干了。“你不在乎，对吗？不管怎样，你都准备干了？”
“我想和这个人谈谈！我记得塔克很可爱，聪明得跟他这个年龄不相称，好像所有的聪明才智都在他身体里集聚着，但又不知如何发泄——”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
“他现在一定要喷发了。”
爱丽西娅警告说：“我会为这事惹上麻烦的。”
“好了，我们冒一次险吧。”
“他可能拒绝播放这个片子。”
“看完之后，他就不会了，我向你保证。”
她动身去巴黎之前，巴尼就得到了风声，他大发雷霆。“你不能在那个同性恋身上浪费时间和金钱。”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顽固的？你的每个部门都有同性恋在为你工作，有些人说你自己也是。”
“请客气点。”
“这至少说明你为什么如此粗暴。”
“塔克本来会点我的名的，其他人他都点了。”
“看看他制造出来的这些闪光点吧。争议！那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或者你想让我报道伊丽莎白和鲍勃·多尔最近的离婚？”
“听着，琼莉，”他说这话的时候，态度也软了些，“我要——怎么说呢——对某些人负责，要保护某些人的利益。”
“什么人？什么利益？”
“这家电视网背后的资金，我得对某些人负责。”
“我还是不明白。”
“这要涉及一些基督教里的好人。妈的，别的先不说，塔克是个无神论者，这会使他们很反感。”
“我对新闻检查也很反感。”
“琼莉，我敢说，如果国家广播公司董事会里有人出于个人原因讨厌什么的话，公司在播放节目之前也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
“我就要去干，”她用她最诱人的挑逗口吻说，“你得让那些善良的基督徒忍气吞声地接受着。”
她从他身边走开。
每天晚上，史蒂文都从罗马打电话过来。等他和孩子们聊完之后，琼莉总要和他说说话。她知道他在那边逗留那么长时间并不是为了环球航空公司的事务。“我正在做一些核对工作，就这些。”
“什么？”她追问道，“你说过梵蒂冈事件里没有金戒指。”
他没有把在爱丽西娅给她的录像带里的发现告诉她。他不想在电话里告诉她。“别担心，亲爱的。”
她觉得拿他毫无办法，不耐烦地回答说：“好了，我不再想这个了。”
“你打算干什么？”
“我要去巴黎。”
“巴黎？那我们到维也纳去喝咖啡吧。”
“我要去采访贾雷德·塔克。”
“终于如愿了，啊？听着，你就住在圣女贞德旅馆。”
“好的。”
“亲爱的？”
“你是不是要说让我当心？”
“不，我只是想说我爱你。”
巴黎圣女贞德旅馆坐落在马雷区中心一个安静的角落，就在蒂雷纳大街对面。旅馆工作人员还记得她丈夫，这使她很感动。她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他们给了她一间顶楼的大房，房间的两边墙上都有窗户，能俯瞰老城区的屋顶和她非常喜爱的孚日广场。给贾雷德打电话的时候，她一边喝茶，一边吃着美咪的奶油羊角面包。阿兰告诉她说贾雷德出去了，并让她在他们最喜爱去的一家餐馆见面。当他提到波芬格餐馆时，她呆住了，因为她从来没在那儿吃过饭，而且一直想知道这家久负盛名的、城中最古老的餐馆是什么样的。
果然名不虚传，食物美味可口，餐馆的装饰很像《嗨！多莉！》中的哈尔摩尼亚花园的舞台背景，共餐的人也都非常有意思。阿兰泰然自若，充满机智，让琼莉很高兴，跟印象中的相比，贾雷德显得更为轻松，更少戒备之心。现在他不像是高压锅，更像个最终找到自我、明白人生目标的充满自信的人。她确信，他们看起来非常相爱。
除了贾雷德的那本书，他们全都谈到了。因为那本书是明天采访的主题，是个不使用摄像机的禁区采访。今晚的谈话为的是互相了解，他们感觉相处很愉快。琼莉喝了很多酒，吃了很多带壳面包，神采飞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政治、性爱、音乐、法国、孩子和装潢。回到旅馆，她就精疲力竭地昏昏睡去，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
她起床后，步履轻快地来到一家面包店，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吃了一个甜得发腻的巧克力卷。她穿过玛丽大桥，在圣路易岛给孩子们买了些纪念品和巧克力。她转过圣路易大桥，在城中环岛稍事停留，仰望着蔚为壮观的巴黎圣母院——这景色历来使她叹为观止——为她所拥有的幸福默默祈祷。
接着她开始工作。
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打了个电话给摄制组，然后下楼在街上等候着，摄制组开着标致小货车来接她，来到第十七区贾雷德和阿兰住的大楼，摄制组人员往下卸器材，琼莉则自己走了进去。电梯旁有个维修人员正在贴布告，说电梯出了故障，于是她把手袋甩过肩膀，勇敢地走向楼梯。
她快走到第二层的时候，一个男人跳着从楼上跑下来，转过拐角，正好和她撞了个满怀。她觉得像被卡车撞了一下，失去了重心，赶紧用双手抓住楼梯扶手才没跌倒。她的手袋掉在脚边的楼梯上，她抬头看着那个被撞得坐在地上、正在爬起的男人。她立刻注意到了三点：他留着小胡子，相貌英俊，显得很不高兴。他没有道歉，嘴里含糊地说着法语。她只能猜测他是在埋怨她挡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