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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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4年第6期- 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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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相信个人奋斗,让世界瞪大了眼睛看我,而不是低下头去乞求别人。 
   
  第五章 自由作家 
   
  在一个大城市里,如果说你没有名气,即使你长得再美,你也不过是一颗沙粒,而沙粒是很容易被淹没的。要想不被淹没,就得拼命努力。 
  自由是简单的,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自由人,并不那么容易。1998年我辞职离开单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一定要写出名气来。我知道自己的才能用来写作是足够的,这一点,从一开始我就清楚,要不然我也不会离开舒适安逸的工作,一个人出来艰难独闯。 
  我已经开始写那本书了。那是我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一部书,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候还不叫《冷唇》,叫一个别的名字。我查了一下个人的日记,写作时间是从1998年月4月开始的。 
  那段时间培小阳频繁地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一心一意地写长篇,别的什么心思都没有。偶尔和雷米见面,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事先我一定要把该写的东西写好,才肯跟他出去。 
  有天晚上,雷米带我去参加他朋友的一个聚会,我穿了条粉裙子,头发长长的一直垂到腰际。雷米喜欢我的黑色的长头发,他有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抚摸它们。 
  雷米说我是一个永远活在26岁的女人。 
  问他为什么是26岁,而不是24岁或者29岁,他也答不出来。 
  常常穿粉色,留长发,也许这就是雷米说的26岁吧。那次聚会我过得很痛苦,没有心思说和笑,一心只想回到我的工作间去写小说。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在追赶着我,我必须把它们写出来。 
  我没有跟雷米打招呼,就一个人从酒店里溜出来。午夜12点,雷米打电话给我,他说这辈子再也不理我了。我问他在哪儿,他说他正在酒店门口打车,准备到我写小说的地方来找我。 
  “我不想做爱。” 
  “他在是吗?” 
  “他是谁呀?” 
  “培小阳。” 
  说着,他挂断电话,不说来,也不说不来,害得我好等他。有时候,情欲和写作的欲望同时上升的时候,需要克制自己,为了写小说,我白白放过了无数个大好的夜晚,房间里挂着香艳的灯盏,却没有故事发生。 
  雷米对我很失望,我总是屡屡拒绝他的好意,为了我所谓的事业,不吃不睡,也不让人亲近我。雷米说,在女人中间,他从没见过像我这么喜欢单打独斗的。我说,等我写完这部小说…… 
  我话还没说完呢,他立刻就说,好了好了,写完了这一部,还有下一部呢,你的话我都不相信了。 
  我告诉雷米,我只是不想做一枚微不足道的沙子。 
  雷米说,什么沙子呀? 
  我说,你不懂。 
  后来,我的长篇小说《冷唇》被“布老虎丛书”发掘,并成功地推了出来,使我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作家。雷米打电话对我说:“我知道什么叫沙子了。”他说:“我也要努力,不做沙子。”以后,他办了画展,名气也越来越大了,他说他很感谢在我26岁那年,他认识了我,那个穿粉裙子的北京女人,那个倔强的、要靠自己实力打天下的女人。 
  “你是我的骄傲,”他说,“比情人更亲密的朋友。” 
  我和雷米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我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北京。 
  北京,我父母因为热爱这座城市的天空而生下了我。 
  北京,我因为热爱这座城市而在异地错误地爱上一个有北京口音的男孩。 
  北京,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名。 
   
  情 人 
   
  诗人老饿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他总是以愤怒和嚎叫的方式写诗,并且在食欲和情欲方面,他也像他的笔名一样,“老饿”。 
  老饿是我的女友海咪的朋友。那年冬天,海咪所在的杂志社组织了一次探险活动,东拼西凑组织了一支队伍,开车从北京出发到内蒙去,再从内蒙开车去西域。海咪在电话里对我说: 
  “有个诗人叫老饿的,你知道吗?” 
  “知道。” 
  “这次他也去。你来吧。” 
  从内心来说,我对那次内蒙之行并不感兴趣,我以前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旅行的人,辞职之后,内心压力之大,是别人无法想象的。我一心只想写出像样的作品来,用成果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我不想出去玩,特别是长途旅行,至少也得花上十天半个月的时间,这对于把时间看得比金钱还重要的我来说,觉得非常可惜。 
  我两次打电话给海咪,让她把我的火车票退掉,或者让给别人,总之内蒙之行我不能去。 
  放下电话,我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找出那几天的小说纲要来详细研读,这点我和张爱玲有点像,写小说都是爱作详细大纲的人,不过大纲归大纲,到时候小说怎么个走向也说不定。 
  我穿着那件喜欢的乳白色毛衣,坐在窗前一把高背椅上写笔记,头发已经长到腰际以下,如果与情人做爱,厚厚的长发就会扑天盖地地流淌下来,变成一片暗香流淌的黑色瀑布。 
  可是现在,我心情宁静地坐在这里,一心只想写小说。 
  电话铃又响,一个名叫瘦猫的书商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那时我和书商没有什么接触,不知道书商这一行也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 
  瘦猫,我最讨厌猫了。我心想,这个人不能理。 
  瘦猫说他想跟我商量出版我的《迷狂季节》的事,虽然书还没有写完,但他已经听朋友说了。 
  《迷狂季节》是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前四章发表在那一年的纯文学杂志《收获》上,反响不错。这个叫瘦猫的人一定是看到杂志才找到我的。但他的声音和他那怪里怪气的笔名都给了我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件事才好。 
  对一个新人来说,这是一个机会。 
  也可能是个陷阱。 
  我决定放开瘦猫这件事不去想它,专心写稿。很平静地度过了三天之后,小说写得很顺手,心情不错。到了第四天美美地睡了一个长觉,醒来时时间已接近中午。小时工正在厨房轻手轻脚地做午饭,午饭做好后,她将像影子一样消失,我独自坐在餐桌旁吃东西,喝一点茶或者咖啡,然后开始写作。 
  每天如此。 
  那一天,却有点不对劲。 
  午饭后,我被一股神秘力量卷了进去,心神不定,无法开始我的工作。我开始东翻西找,整理衣服,我有许多衣服,所以需要常常整理,理出一些不喜欢的送人或者丢进垃圾桶。现在每个女人的衣橱都被塞得满满的,因此有人称这个时代为“消费时代”。 
  我漫无目的地整理着那些衣服,有可爱的条纹上衣和浪漫的夏天穿的裙子。在冬天试穿夏天的裙子,是一大乐事。试想窗外已经冰天雪地了,你穿着极薄极短的纱裙,在镜子前面站着,把你的长发梳成想要的形状,你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自由穿梭季节的精灵,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包括神秘的大自然的力量。 
  上一个夏季遗留下来的颜色,是我喜欢的。那是一个粉色盎然的世界,粉绿、粉红、糖彩等甜美色调,涂抹了季节的天空,使我辞职后的压抑心情有所好转。 
  王菲《只爱陌生人》的歌声,在房间里悠悠地打转。 
  一个只有声音没有形体的女人,出现在我的房间。我穿着一件极薄的白色睡裙,在那种歌声里愣了一小会儿,忽然冲到书房里去看那本有记事功能的日历。 
  日历上密密麻麻记录着“重要事件”,某某杂志约的稿件,必须在某一天前交稿。与某某的会面。去某某地方。等等。 
  我看到我在日历上画了一个很大的红圈,上面写着“去内蒙”三个字。虽然这项计划早已被取消了,但作为文字遗留下来,落到了我的日历上。 
  我至今记得那个红圈,它决定了我与诗人老饿的在红圈之后日历上未来岁月的生活。 
  现在,我仍看得见那个急匆匆赶往火车站的女人。她穿着浅粉羽绒夹克和浅蓝牛仔裤,身体的颜色很淡,淡得像一朵绵软的云彩。 
  计划有变,海咪原来说是开车从北京到内蒙,再从内蒙到西域,但后来改成从北京坐火车去内蒙,再开车从内蒙出发,去别的地方。我原本不打算去的,所以动身的时间、地点听得迷迷糊糊。 
  很多事情都是在突然之间决定的,那天我丢下那摊水果色的衣物,大敞着衣柜门,突然下楼打车直奔火车站。 
  我一直相信,有一股牵引我们的神秘力量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它太神秘了,我们无法看见它的形式,只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我的水果色的衣服、我的大敞着的衣柜门、我的爬满青藤的小楼纷纷闪向身后,眼前出现了冬天的景色,美丽的、动物骨骼般的枯树,是北京冬天随处可见的景色。北京的冬天很像电影里的纽约,满街都是穿黑色衣服行走的行人和深褐色的叶子全部掉光的枯树。 
  天很蓝,冰面反射着耀眼的光芒。 
  有小孩在冰面上滑过,我在街道上疾驰,赶往距我住的地方有40公里的火车站。 
  很巧的是,一下出租车我就碰到了海咪。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总是会如此幸运,暗中犹如有神相助,好事全叫我赶上了。 
  海咪看见我,又惊又喜,她说:“你呀你,不是说不去了吗?” 
  “想了想,还是想去。”我说。 
  “你的行李呢?” 
  “没带什么行李,”我说,“临时决定,走得太急。” 
  “那怎么办呢你?”海咪发愁地望着我,我对她说了句“没关系”。就在这句“没关系”的间隙里,我看见一个男人朝着我们这边走过来。 
   
  诗人老饿 
   
  走过来的人是诗人老饿,他这个人长得没什么特点,人虽然叫作“老饿”,但也胖胖的,并不见饿着的样子。他身边还跟着个女的,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倒应该叫作“老饿”,因为她长得实在太瘦小了,身高大约1。50米,但脾气与身高成反比。她一见到我,就两眼喷火,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我的突然出现,占用了她的名额。 
  “你不是说好不来的吗?怎么又来了?现在叫我怎么办?海咪你说怎么办?” 
  火车站前面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我忽然听不到别的声音了,所有的声音都化作一个急躁而又尖厉、像刀片刻玻璃一般令人无法忍受的声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诗人老饿这时表现出了成熟稳重的大哥气质,他声音粗壮浑厚,说起话来有金属般的回响。他人本身就是一个大音箱,声音在他硕大的体内发生共振,然后再发出来,自然与身材单薄的人有所不同。 
  身高1。50米的瘦女子名叫瑶亭,自称是一京城名记,只可惜本人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有这个“名记”。 
  瑶亭双手插在腰间,眉头拧成个难看的“川”字形,“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她还在那儿一个劲儿地“怎么办”,诗人老饿已经跟海咪商量出办法来。 
  “先上车再说吧,到时候拿记者证找列车长补张票不就得了。”他说。 
  我喜欢他说话时的那股劲儿,仿佛什么难事一到了他那儿,就变得简单多了。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人生态度问题,像女记者瑶亭那种人,总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而老饿正好相反,他不喜欢在生活细节上过分追究,他张口谈诗歌,闭口谈诗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诗歌疯子”。 
  跳上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望着车窗外飞快向后倒去的景物,我终于明白,那股神秘力量推着我来到这里,为的就是与这个“诗歌疯子”见面。 
  他就坐在我对面。他一直在谈诗。他的家在西域,来北京做电视节目,《足球之夜》或者是《五环夜话》,这两个节目我分不太清。我很少看体育节目,我对体育的态度是:行动起来,下楼跑步。与其坐在沙发上听人家侃体育,不如动点真格的。 
  老饿做完那档电视节目,正欲返回西域,正好碰到海咪,海咪拉他来参加这个活动,从北京到内蒙,再从内蒙回到他西域的城市,是一举多得的美事。 
  我们谈起西域神人摩多。 
  老饿的朋友雷震子在车厢里穿来穿去。 
  女记者依旧坐在座位上生闷气。 
  老饿跟我谈起西域传说,他说西域神人摩多,自称借用了人的身体在人间写诗,他实际上是个外星人。从没有人见过他本人,只见他的诗歌到处流传。 
  他还谈到许多诗人的诗,一串串,如数家珍。他的声音在狭窄的车厢里发出嗡嗡的回响,有金属的质感。 
  女记者尖叫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她从稀饭里吃出一条虫,不停地抱怨,其他人闷声不响,躲她远远的。 
   
  草原之夜 
   
  到达内蒙的第一个晚上,我们就被热情的草原人给灌醉了。记得那种烈性白酒应该叫“蒙古王”,如果我没喝醉的话,我会更清楚地记得它的名字。我的记忆细节的能力超过我认识的所有人,可惜那天我喝得很晕,酒的名字不能确定。 
  在内蒙的所有记忆,由于醉,被切得很碎。 
  内蒙的冬天,有白色的哈气,街道宽阔,人很少。我们是傍晚去的蒙古包,一行人乘一辆灰色大面包,雷震子站立于车头的位置,给大家猜谜语。 
  他说:“请问,书店里什么书毛病最多?” 
  他说:“请问,如何用蓝笔写出红字来?” 
  他说:“有个人眼睛长得像刘德华,鼻子长得像成龙,请问,为什么没有人找他拍戏?” 
  车内发出嗡嗡的回声。我坐在老饿旁边,都是一个男人坐在一个女人旁边,我选择了老饿。第一次挑座位的时候,我的同屋瑶亭占领了前排的好位子大声叫我,我犹豫了一下,没听瑶亭的,还是坐到了老饿旁边的空位上。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决定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一路上谈了许多话,比一辈子要说的话加起来还要多。车上的人还在猜雷震子出的谜语,七嘴八舌,热闹非凡。老饿却在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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