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说，尽管我那时不知道说，我了解巴亭金尔先生，或者通过他了解了他，或者不是。我恨他，他也恨我坐在那里，像长腿一样，凝视着他，拒绝为他的恶心玩笑而大笑，拒绝嘲笑丽塔的出丑。是的，我们真的为丽塔感到羞耻，但她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朋友，我们忠实于她。虽然我一周接着一周地学习教科书，但我的成绩并没有显示出我的用功（巴亭金尔先生喜欢其他同学，他打分很严格，如果家庭作业乱七八糟，他就会给你扣分，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通常是由于“乱七八糟”），不过我领会了数字这个“宇宙”里的乐趣，那是学习者看不见、摸不着，不受感染也不被触摸的乐趣。巴亭金尔先生也一定明白这个事实。他喜剧般地高声叹气，用脏兮兮的手帕不停地擦擦他的前额；他打断一个结结巴巴的学生，告诉他正确答案，以及得出正确答案的步骤，在数字这个“宇宙”里总有正确的答案。
于是他站起身来，走到黑板前，异常兴奋地、熟练地摸起他的粉笔，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说，“明白了吗？——就像这样！”他的嘴唇因唾沫星子而闪亮，是朝我们发怒，还是嘲笑我们——我们说不清楚。
巴亭金尔先生精明能干，他总是将他的挖苦嘲弄实施在成绩较差的学生上，比如丽塔？奥黑根的身上。他非常清楚不要去主动与某些学生发生冲突，比如那些个头高大的男生：博奇、里纳尔多、沃尔威茨、科伦迦克，他们懒洋洋地坐在教室后面的座位上；他也不与像有独立主见的长腿·萨多夫斯基发生矛盾，尽管长腿不会被他的微笑所吸引，交给他的作业是一张从她的笔记本上撕下的空白纸，那上面除了有一个草率的签名外，什么也没有写。
（长腿夸口，“让他一年里给我不及格，如果我期末考试通过了，那么我就叫他过不了我这一关，”她的话没有错，除了学校里几位年纪大些的老师不让我们通过，巴亭金尔先生几乎让每个人都及格，但及格的学生也不知是否学到了什么东西。这就是巴亭金尔先生大获全胜的方式，的确是一种狡猾的报复行为。）
秋天过完，进入冬天，那年我们上九年级。丽塔渐渐害怕放学后上“训练课”，因为，她说，巴亭金尔先生一个劲地盯着她看！——让她在黑板前做数学题，而他自己则坐在他桌子后的椅子上，面对着她，让她很不舒服，靠她非常之近，她都能够听见他的呼吸，闻到他身体里散发出的一种淡淡的酸甜味。他不时地嘟哝着，表示赞同或不赞同；又不时地叹气，好像父亲一般；他立起身来，一双短腿，从丽塔的手中拿过一支粉笔，向她演示那道数学题该如何做；还不时地推挤她那圆胖的肩膀，并加重语气说，“不，丽塔，像这样，请注意，像这样，”他双眉紧皱，呼吸困难，如果丽塔往后缩，他就往前挤，轻轻碰她，甚至有时候将他那肉乎乎的手抵在了丽塔的乳房上，动作非常迅捷，似乎是无意碰到的，而丽塔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是知道了，她也不知如何去责备他。
那个可怕的八月的下午又重现了——丽塔曾经试图逃离那些男孩——他们使她痛苦地号哭。确切地说，巴亭金尔先生从没有伤害她，也没有威胁她。所以，她从没有跑开，不会有勇气跑开而是在“训练课”后走回家，一路没有了知觉，只是轻声呜咽，希望她母亲不要看见她那个样子，然后又从她的脸上发现什么，不然，就像八月的那次，又会狠狠地打她一顿。
1953年元月末的一个下午，九年级数学老师巴亭金尔先生独自一人走出了中学后门，手里拿着公文包，很显然走得急匆匆，也很显然希望不被他的任何同事看见，或看见他们。他很快地瞥了一眼周围，然后过街来到他的汽车边，一辆没上牌照的福特车，停在教职工停车场的他的车位上。他用力地清清他的喉咙，咳出一口痰，吐在地上，一边打开车门，很笨拙地坐进去，因为他是一个又矮又胖，脸上看起来有汗的男人。他的一对眼睛热烈而紧张甚至显得快乐，他的裤子紧紧地箍在他的胯部，但到膝部却鼓了出来，但他没有考虑这一点，他在考虑怎么去干点好色的勾当，于是他的嘴角浮现一丝淫笑，如蛇吐信一般。然后，他倒车，开出车库，开上厄尔德曼街，一直朝北；然后朝东上教堂街；再又向北上费尔法克斯大街。他走的是他通常走的回家路线，开到他住的第二街，他就住在靠近一个小公园的一幢公寓里。对一个单身汉来说，这里是一个理想的住所。在这片不错的街区，人人都认识他，尊敬他，把他当作老师，当作职业人士。尊敬对劳埃德？巴亭金尔来说意义深远，为什么？他认为他是一位成功的老师，令人畏惧，受人钦佩，从不让他的任何学生对他表示不敬。他说，你必须命令他们尊敬你，否则，你就会失去你的权威，没有什么比权威更宝贵。
在费尔法克斯大街靠近第六街的地方有一个铁路十字路口，四点三十分，一辆火车正在通过，货车在嘎拉嘎拉地快速行进，没完没了，交通堵塞了将近一个街区。就在这时，劳埃德？巴亭金尔开始不安地意识到：人们都在朝他这个方向看：看他的车？看他的车两边和车后部？然后看他，还是看车轮后面？他咽了一口水，皱起眉头，在座位里挪了挪他那笨拙的身躯。他决心不看外面，但还是禁不住往后望。就像是梦魇一般，一个他从没有见过的男人正在人行道上眨巴着眼睛怀疑地盯着他的车子看；两个十几岁的少年停下他们的脚步，目瞪口呆地注视着他的汽车，指着他，爆发出一阵开怀的笑声。他几乎绝望，因为交通堵塞，他无法移动，而货车还在继续嘎拉嘎拉地通过。这时，一位身穿时髦毛领外套的年轻妇女停下来，去取她停在路边的车。她正要进去，看见了他汽车后面有什么东西，她皱起眉头，接着又盯着他看，撅起嘴以示不赞成。是不是他认识的某个人呢？还是他的某位学生的母亲？抑或是他的一位同事的老婆？
劳埃德？巴亭金尔知道他必须下车，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但他又害怕他可能会看见的一切，他只想回家，迫切地想回家，将一切事情理顺，或变成一个隐形人。但是在费尔法克斯大街噩梦般的半小时里，他遭受目击者的攻击，有一些还是他的学生，假如他敢抬头看，他就会认出他们是谁；他意识到他正在出洋相，但猜不透为什么他看见的人的表情都全然不同：有的是不赞成，有的是厌恶，有的是快乐，最令人沮丧的是粗鲁下流的狂欢，男人们露齿而笑，对他摇晃着拳头；男孩们做着下流的动作；几声喇叭响起，在一个繁忙的交叉路口，一个年轻人小跑过来，猛打他的车罩，对他大吼大叫，巴亭金尔听不清他叫什么，因为他早已将车窗摇起关紧，他不去听。汽车开进他住所旁的停车场，他还遇到了两三个目击者，他们也是这儿的住户，也是来停车，他们都认识劳埃德？巴亭金尔，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声誉。这些人看见了他的车，只凝视了几秒就将目光移开，走开了，也没有向他打招呼，因此，没有人显出是在观看（除非是有人在窥视）。于是，他终于从汽车里走了出来，头晕目眩地走，不只一次，而是两次三次，他亲自注视着那涂在他的车（他的车是1949年产的福特，上面的油漆已经灰暗剥落）上的巨大而绚烂的红色字母：“我是黑人嘴唇巴亭金尔是个肮脏的老东西玩弄少女！！！教授数学搔弄乳头我是巴亭金尔我吃女阴。”
也许所有最像谜一样的东西就是“”狐火“报复！”在汽车后部保险杠上涂了两遍的“”狐火“报复！”
于是劳埃德？巴亭金尔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望着那些涂在他汽车上的可怕的文字，不是在他能够看见的开车门的左边，而是在后面，沿着右边一线，他眩晕，他恶心，他的耳朵里发出轰鸣声，他强烈地抑制住自己，舔了一下嘴唇，试着去想这是谁干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是他的秘密被揭露？他不能再想，是的，是被揭露了，它再也不是秘密，现在它已经被揭开。
透过他的污迹斑斑的镜片，他眨着眼，注视着“”狐火“报复！”“”狐火“报复！”此时恰好一个令人恶心的男人在朝他吼道：“嗨，老兄，你最好将那东西洗刷掉，真是恶心透顶！”
第五章 文身
长腿说，今晚无论什么事降临到我们五人头上，我们必须永远保持沉默，不准对外宣讲，否则统统处死。
戈尔迪说，是，对。
兰娜答，是。
丽塔答，哦，是！
还有马迪，稍停了一下，吞咽着，是。
哦，是的。我发誓我将冰锥深深地刺入我的肉里，祈求我的手不要发抖，一如手中拿的是圣餐面包。
1953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狐火”诞生，我当时十三岁。
黄昏早早来临。一个没有阳光的日子，风中飘着从卡萨达加河边的化工厂里散发出的某种酸腐发酵的味道。你不会相信这是改变你一生的一天，你也不会希望这是改变你一生的一天，不是吗？——她们一个接一个到达萨多夫斯基家的后面，有点害羞，有点不安，虽然长腿向她们保证她的父亲和她父亲目前的女友都会出去。萨多夫斯基先生为人吝啬，他看你的样子就足以表明不欢迎你来拜访萨多夫斯基家，即使长腿邀请了你，况且她邀请的次数并不多。长腿喜欢说，我不愿与他多谈，但很可能是她害怕萨多夫斯基先生，那也说不定呢！
她们已经悄悄地来到萨多夫斯基家的后门，个个都很兴奋。长腿身穿黑色的宽松衫和黑色的衬衣，脖子上戴着一条手工雕刻的桃花心木十字架。她站在那里低声问候她们，让她们赶快进屋，因此没有人看见她们（然而谁曾会穿过这样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它位于从陡峭的山下的一排房屋到一个仓库和一个出售二手汽车和卡车的停车场的后院里）。这些就是长腿最亲密的朋友！这就是她未来的少女帮成员！马迪对着大块头的戈尔迪微微地笑笑，戈尔迪有五英尺十英寸高，十五岁，一身肌肉发达，笑起来嘴向一边歪斜，眼睛不停地往后张望，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戈尔迪上学很晚，因此在马迪的班里，除了那些最高的男生外，她要比每个人都高出一个头，她那鬣狗般的狂笑更是闻名遐迩，她的狂笑有一种令你失去信心的力量，将你的笑声淹没，不管你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不管是符合逻辑还是不符合逻辑。她与马迪·沃茨虽然都提防对方，倒也彼此尊敬。马迪害怕戈尔迪充满活力的火暴脾气；戈尔迪则害怕马迪的聪明智慧，因为马迪警觉的褐色眼睛里总是充满假想的判断。兰娜·马奎尔也长得很高，瘦骨嶙峋，一头银亮的头发，与她那略显粗糙的皮肤极不协调；只除了左眼肌肉无力，不时地会因沮丧或兴奋而吊起外，她长得还算面容姣好。所以，如果你正与兰娜说话，有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你是在看哪只眼，那虹膜深处的哪只眼，是她的。马迪和兰娜曾经好了一阵子，至少是一段时间（但这是多年以前了）。她们的母亲曾经是朋友，她们一同上同一条街上的学校，同样先孕后结婚，同样丈夫去当兵打仗（再也没有回来），于是马迪和兰娜之间就依稀有了一种姐妹关系，这种关系让人不安，让人不知怎么办。
还有丽塔？奥黑根，一个满含失望和痛楚的丽塔？奥黑根。在长腿家看见不幸的胖乎乎的小丽塔。喔，为什么会有她？马迪知道长腿为丽塔感到难过，为丽塔在街区受欺负、被嘲笑、被讥讽的样子而生气，最受折磨的是在她上数学课的时候。马迪知道长腿“同情”丽塔（在那一阵子“同情”是长腿最喜欢的一个字眼），并盘算着如何报复巴亭金尔先生。看见丽塔在长腿的房间里受到同样的欢迎，马迪的自尊还是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那么，什么是她们的报仇工具呢？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更具意义、更能持续长久和更能具有约束力呢？——马迪听见戈尔迪和兰娜在耳语：兴许可以建立一个“帮”。光是“帮”这个字就让她热血沸腾。“帮”，在哈蒙德市，在下街区，在费尔法克斯大街有很多，但都是少年帮，或者青年帮，都在十八九岁或是二十出头的年龄；没有少女帮，也没有关于“少女帮”的任何故事或记载。哦，天哪，“少女帮”，这个词本身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呀！
因为受报纸或电台里有关间谍活动、控告国内的赤色间谍而赞誉战时的美国间谍新闻的影响，长腿的想象力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回顾历史，似乎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几个富有智慧的脑袋里所产生的思想的后果向外辐射罢了，是极少数不光明正大的家伙掌握了数以亿计的人的性命。有两种道德，两种做人的方式：你做了，一种是因为你有权力去做，无论你以其他无辜者或别的什么为代价；另一种是你承认你做了，是因为这些行为是犯罪的、罪恶的和令人愤慨的。长腿能毫不费力地讲述这样的传奇小说：杰西？詹姆斯、少年比利，还有靠近自己家乡的纽约州北方的水牛和罗切斯特的黑手党故事，甚至还有哈蒙德市的。有些名字，她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充满崇敬，充满寓意：像当年的阿尔？卡彭和约翰？迪林杰一样神秘的黑手党秘密头子。事实上还有一个关于长腿亲戚的故事：是她父亲的一个住在芝加哥市东区的亲戚的故事。当消息传来，约翰？迪林杰——头号公众敌人已于1934年7月22日被联邦官员在一家肮脏而廉价的电影院外枪毙，长腿知道确切的日期，但她夸耀的事实不太被外人所知。她自称她手里拿的就正是那条手帕，一条硬邦邦、脏兮兮、污迹斑斑的但却价值连城的手帕，一条在迪林杰的尸体被拖走之后她父亲的表兄曾经在电影院外的人行道上的血泊里蘸泡过的手帕。
长腿说，有人曾经想用钱去买她父亲的表兄的那条手帕呢——“但是你绝对不会卖掉像那样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