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虽然只是一个欧洲小国，但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选择上，仍然可以看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中透露出的“欧洲中心论”。上述五位作家中，品特、耶利内克、凯尔泰斯和奈保尔都是欧洲人，库切虽然是非洲的南非人，但不要忘记南非属于英联邦国家。近十年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除了库切，其余九位都是欧洲作家。
2002年和2004年，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情势处于严峻的关键时刻，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授予身为犹太人的奥斯威辛的代言人凯尔泰斯和受身为捷克裔犹太人的父亲遭迫害的经历的驱使而写作的耶利内克。尽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一再表示，只有文学价值，才是瑞典学院唯一的衡量标准，但仍然免不了有人怀疑这其中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对盛宴的期待年复一年
诺贝尔文学奖百余年的历程尽管一直与各种各样的议论、争议和质疑相伴，尽管一定程度上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偏差或失误，但不可否认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无疑已成为当今世界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影响最大的文学活动。一个作家如果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他一定会视之为对自己创作的最大的肯定，一定是他最开心、欣慰的事情。人们完全有理由一直满腔热情地期待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宴。
纯粹的文学事件同时又能成为全球性的新闻事件，能引起大众媒体的广泛兴趣，大概只有诺贝尔文学奖了。每年10月，全球数以亿计的人都在怀着极大的兴趣翘首期盼着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浮出水面，然后，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都会对似乎是刚刚诞生的那位世界文豪的生平、创作、个性、嗜好等等大加介绍，不少人还会对最新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否该得奖议论一番，同时有的人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近些年来在评奖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倾向表示不满。在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也是万众瞩目，各种各样的议论不绝于耳。许多人为百余年中居然没有一个（持中国国籍的）中国人拿到这顶桂冠而愤愤不平。一些中国作家以夺得这个奖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把拿不到奖归罪于没有称职的翻译使他们的杰作为世人所欣赏。有的人则有点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声言不在乎甚至鄙视这个奖。静心而论，百余年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每一位都是在一定的水准线以上的优秀作家。要不然，诺贝尔文学奖何以成为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呢？至于中国作家迄今没人得到这个奖，各种原因都可以找，但最关键的，恐怕还得在中国作家自己的创作中找。作为一个作家，如果在形式、技巧、风格的探索与创新方面，在题材的挖掘与出新上，在对人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把握与认识上，能够对于文学创作本身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写出自己独具个性又具有人类普遍认识意义的作品，写出让世界上的同行叫好并沿着你新开辟的创作道路前行的作品，写出引领当今世界文学潮流的作品，这样的作家，迟早是会引起世界文坛的足够重视和肯定的。到目前为止的中国作家中，有两类作家恐怕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类是至今其文学创作思想和观念仍然或多或少地被“极左”思想所笼罩的作家，因为“极左”文学思潮与文学的本质和人类的理想都是背道而驰的；另一类是至今仍然热衷于模仿、且仅仅停留于模仿、多半连模仿也模仿不像国外的各种文学创作流派、形式、技巧的作家，因为仅仅停留于模仿，其价值自然不如原创的被模仿者。这样说，并不是要排斥文学创作中的模仿并否认模仿在文学创作中的积极作用。在文学创作中，为了模仿而模仿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但模仿可以作为创造的基础，可以在模仿中消化、吸收，为个性化的创作服务。可喜的是，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引进的国外文坛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主义、流派、形式、技巧的洗礼后，目前已有一批颇具实力的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自信心都已大大增强。他们在广泛了解外国同行并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消化吸收其长处的同时，已不再对其顶礼膜拜。他们既能意识到外国同行的长处和特色，又能看到外国同行的短处和弱点，同时还能在对比中发现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学传统、观念、思维、题材和中国作家独特的个性在世界文学大家庭中应当占有的位置和应该或可以做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文学的希望就在像他们这样的作家身上。他们正在努力并已开始逐步走向世界，正在逐步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接受和认可。可以说，世界文坛上已经有了中国文学的声音，这种声音可望逐渐响亮起来。
重要的是及时了解世界文坛新作和作家走向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界先是大量重印并新译出版古典外国文学名著，接着开始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进行全面补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部部外国文学名著的推出常常在中国读书界形成一浪高过一浪的阅读热潮，一个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著名作家及其重要作品一度对许多中国作家乃至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耳熟能详、如数家珍。新时期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对国人解放思想、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中国文学界了解、借鉴、学习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化并融入世界文学大家庭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大推动作用。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商品化、市场化浪潮的不断加剧，人心日益浮躁，阅读和出版本身都日渐实用化、功利化，文学图书市场，尤其是外国文学图书市场日渐萎缩。那种完全从文学价值本身出发来推出外国重要作家和文学作品的现象已日益少见，这是直接导致中国文学研究界、创作界和读书界对当今世界许多重要作家，包括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缺乏必要的了解、甚至几乎一无所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不论中国社会如何变化发展，中国始终需要了解当下的世界，中国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也需要了解当下的世界文坛及其变化发展的走向，而了解当下世界文坛及其变化发展的走向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通过重要作品和新作了解当今世界重要作家的创作走向。尽管目前中国的外国文学图书市场不容乐观，但是有选择地推出外国重要作家及其作品还是有必要、有价值、有意义的，仍然有许多中国作家、学者和文学爱好者渴望及时了解阅读当今世界重要作家的作品。如果有更多的以文学为己任的有心人来从事这一工作，那么，中国文坛与当今世界文坛的交流就会更加顺利，世界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大背景和参照系的积极作用就会日益明显，而像对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乎一无所知的现象出现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减少。
在近几年并不景气的外国文学图书出版中，对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以致扩展到其所有作品的版权争夺已呈愈演愈烈之势，购买中文版权的费用越抬越高。据品特作品的版权代理人透露，品特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先后有七十多家中国出版社向他表达了购买品特作品中文版权的强烈要求。而在品特获奖前，其作品中文版权是完全无人问津。应该说，有出版者来抢购外国重要作家的中文版权，无论如何都是可喜的现象，然而，细细想来，新闻媒体、读者和出版者一时间对刚获奖作家及其作品的强烈兴趣，在更大程度上是冲着具有极强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诺贝尔文学奖去的，并不是冲着刚获奖的那位作家本人及其作品本身去的，也不是冲着文学本身去的。这实在是文学的悲哀！这种作家一旦获奖便抢购其作品中文版权并急速推出的现象，如今已逐步扩展到一些西方主要国家或语种的文学大奖。
近年来的现实表明，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可预测的。通过某种方式或途径预测某位或某几位外国作家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据此抢先推出一些作品，指望其作家一旦获奖便可名利双收，这样做，尚无成功的先例。相反，完全从文学价值的角度去判断取舍，以较低的费用购得独家出版权，推出某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却又值得重视的作家的重要作品，后来该作家却意外得奖，其作品的出版者一夜之间名利双收的例子，近年来倒不止一个。比如，南非作家J。M。库切的力作《耻》最早是以英文于1999年分别在英国和美国出版的。笔者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文坛的最新动向，发现《耻》一问世就受到英美乃至整个西方文坛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好评。鉴于此，笔者找来了《耻》的原版书，经仔细阅读发现，《耻》的内涵和寓意都颇为丰富，涉及了后现代社会里的诸多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缺乏、不愿、难以相互交流和理解，而是互相设防、互相封闭等。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纪末人类生存现状中的困境。《耻》更是一个后殖民世界中人类种族关系现状的寓言，同时又是一部富有讽刺意味、发自肺腑又不可思议地充满温情的小说。20世纪末的世界文坛，现实主义的回归，多元文化的凸显，对人类情感的探索与反思，成了最显著、最受重视的特征和潮流。创作上彰显个性而不逐潮流的库切不经意之中竟以一部《耻》而成了引领世纪末世界文坛潮流的代表性作家，确实令人深思。基于这种认识，译林出版社在《耻》问世的1999年果断买下这部当年并不被国内出版界同行关注的小说，于2002年9月顺利出版。一年以后当库切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国内的各类报纸、期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等传媒突然惊喜地发现，译林出版社的《耻》是中国大陆已出版的这位最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唯一的中文本，译林出版社一度成为各类传媒曝光率最高的对象之一。《耻》在两个月内连续重印三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欧茨未必能获诺奖，却是很值得了解的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少数作家之一
在近几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过程中，美国女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1938—）一直是被许多批评家看好的热门人选，而且有两次进入了最后屈指可数的几位获提名者的名单，只是未能成为最后那位幸运的获奖者。从这一现象中，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首先，世界上众多的文学评论家和媒体一致认为，从文学创作本身来看，欧茨已经是当今世界文坛公认的最重要的少数作家之一。另外，从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倾向性来看，除非诺奖评奖的取向发生重大变化，否则，欧茨近几年内，甚至这辈子都未必能获得这个大奖了，至少因为：1。欧茨是女性，而诺奖2004年刚授予一位女性耶利内克，不大可能接连授奖给女性；美国最近一位诺奖得主托尼·莫里森也是女性，尽管诺奖近年来有更重视女性的倾向，但毕竟还是更多地授奖予男性作家，因而连续授奖给美国女作家的可能性也不大。2。欧茨在该奖评委会之外得奖呼声太高，而诺奖近些年来往往授予尚未得到广泛关注、甚至鲜为人知的作家。3。欧茨的作品较为畅销，而诺奖不大喜欢畅销作家。4。欧茨是美国白人作家，而近年来诺奖往往授予弱小国家或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少数族裔作家。
从文学创作本身来看，欧茨已经是当今世界文坛公认的最重要的少数作家之一。这一点既早已得到世界文坛的公认，也早已得到中国文学创作、研究、出版界的重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欧茨获美国全国图书奖的长篇小说《他们》（1969）、《奇境》（1971）等力作便已与中国读者见面，其中《他们》一度还成了畅销书，许多报刊上都曾刊出她的中短篇小说、介绍她和研究她的作品的文章。近年来，她的开掘自己超凡想象力的又一个迷人的新篇章、自始至终充满神秘感的《光明天使》（1981）、凭超凡的想象力揭示深陷好莱坞泥潭之中的梦露的人生悲剧从而更加逼近真实的梦露的《金发女郎》（2000，中文本改名为《浮生如梦——玛丽莲·梦露文学写真》）、反映文学与通俗文化很少触及的当代美国富裕的中年人在生气蓬勃的青年时代成为过去之后盛行用浪漫的或者其他可以想象出来的方式重塑自己以实现精神自救的现象的《中年——浪漫之旅》（2001）、用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手法写一个女大学生从肉体到精神的探索之路的女性体验和心理探索小说《我带你去那儿》（2002）、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反映一个残酷混乱的时代里男女主人公之间文化、宗教和阶级的冲突的《文身女郎》（2003）等也都先后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一般说来，一个外国作家能有像欧茨这么多作品在中国出版已经够多的了，能够得到那么多中国学者、报刊、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已经够幸运的了。然而，对于欧茨这么一位丰富而又复杂的作家，对于欧茨这么一位能令人羡慕地挖掘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创作力极其旺盛又那么专注于写作的超级多产作家，尤其是，对于欧茨这么一位具有世界性重要地位的杰出作家，仅仅停留于目前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一直跟踪她的创作，并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长江文艺出版社决定一次性推出五卷本欧茨文集，其中包括两本最新小说《妈妈走了》（2005）和《大瀑布》（2004）、一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狐火：一个少女帮的自白》（1993）、一部小说集《鬼魂出没：怪诞故事集》（1994）以及一本最新文论集《直言不讳》（2005）。之所以选择这五本书，旨在通过这一文集对欧茨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既能及时跟踪欧茨创作的最新状况，又能一睹国内评介相对较少的欧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领略作为杰出的短篇小说家的欧茨的经典的鬼故事和令人心寒的心理恐怖小说的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