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激动。“已经没有用了，我已经被人出卖了。”
“谁？”
“住嘴。”有人打断了她的回答，当她弯下腰来把手伸给我时，他们使劲地把她推开。
安妮奇卡。
我再也听不见其余的问话了。仿佛离得远远地、没有痛苦地旁观着，模模糊糊觉得有两
名党卫队队员把我抬回牢房里。他们猛烈地颠簸着担架，还笑着问我是不是愿意让绞索套着
我的脖子打秋千。
星期四。
我对周围的环境已经有些认识。难友中那个比较年轻的叫卡雷尔，他管另一个年长的叫
“老爹”。他们给我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但在我脑子里全给弄乱了，有一个什么矿井
啦，什么孩子们坐在凳子上啦，我听见敲钟，大概是什么地方失火了。据说，医生和党卫队
的护士每天都来看我，还说，我的情况并不怎么严重，很快又会成为一条汉子。这是“老
爹”说的，他坚持他的说法，而卡尔利克也热烈地附和，因而使我即使处于这种情况，也感
觉得到他们是想用好话来安慰我。真是些好心人埃可惜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下午。
牢房的门开了，一条狗悄悄地蹑着脚尖走了进来。它停在我的头边，仔仔细细地审视
我。又是两双高统靴——现在我知道了：一双是狗的主人的——庞克拉茨监狱的监狱长的，
另一双是那天晚上审问过我的盖世太保反共科科长的。随后我又看见了一条便服裤子。我顺
着这条裤子朝上看，对啦，我认识这个人，他就是那个瘦长个子的盖世太保头目。他往椅子
上一坐，开始审问：“你已经输了。至少你得替自己想一想。快招吧。”
他递给我一支香烟。我不想抽，也捏不住它。
“你在巴克萨家住了多久？”
在巴克萨家。连这也知道了。谁告诉他们的呢？
“你瞧，我们什么都知道了。说吧。”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还用我说干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得很有意义，到临死的时候我
怎么能玷污自己的清白呢？
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他们没有咆哮，而是耐心地反复盘问。一个问题还没得到回答，
就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十个。
“难道你不明白吗？一切都完了，懂吗？你们完全输光了。”
“只有我一个人输了。”
“你还相信共产党会胜利吗？”
“那当然。”
“他还相信——他还相信俄国会胜利吗？”科长用德语问，瘦长个子的头目给他翻译。
“那当然。不会有别的结局。”
我十分疲倦。我集中了全副精力来对付，可是现在我的知觉消失得很快，就像血从深深
的伤口里往外流似的。我还感觉到，他们怎样向我伸出手来，——也许他们在我的额头上看
到了死亡的印记。真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保留着这样的风俗：刽子手在行刑之前要和被处
决的人接吻。
晚上。
双手交叠的两个男人，一前一后地绕着圈子走，用拉长的不和谐的声调唱着悲哀的圣
诗：当太阳和星辰的光芒黯淡下去，黯淡下去……唉呀，人们啊，人们，你们停停吧。这也
许是一支美丽的歌，但今天，今天是五一节的前夕呀；是人类最美丽、最欢乐的节日的前夕
呀。我试着唱一首快乐的歌，但这歌声也许更凄凉，因为卡尔利克转过身去了，“老爹”在
揩眼睛。随它去吧，我不管，我继续唱我的。慢慢地他们也和我一同唱了起来。我满意地入
睡了。
五一节清晨。
监狱小钟楼的钟敲了三下。这是我到这里以后第一次清楚地听见钟声。也是我被捕以来
第一次完全神志清醒。我感到空气清新，风从敞开的窗口微微地吹拂着铺在地板上的草垫，
我感觉稻茬刺着了我的胸口和肚皮，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千奇百怪地感到疼痛，使我连呼
吸都很困难。突然，好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那样，我明白了：这就是终结。我要死了。
死神啊，你真是姗姗来迟。我当然希望许多年之后才同你见面。我还想过自由人的生
活，还想多多地工作，多多地爱，多多地歌唱和遨游世界。要知道我正当壮年，还有很多很
多力量。而现在我却没有力气，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爱生活，为了它的美好，我投入了战斗。人们，我爱你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报
我时，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时，我是痛苦的。如果我曾得罪过谁，那就请原谅我
吧。如果我曾安慰过谁，那就请忘却我吧。永远不要让我的名字同悲伤连在一起。这是我给
你们的遗嘱，爸爸、妈妈、妹妹们：这是我给你的遗嘱，我的古斯蒂娜；这是我给你们的遗
嘱，我的同志们；这是我给所有我曾爱过的人的遗嘱。如果你们觉得，眼泪能洗去悲哀的思
念，那你们就哭一会儿吧。
但你们不要难过。我为欢乐而生，我为欢乐而死，如果你们在我的墓前放上悲怆的天
使，那对我是不公道的。
五月一日。往年这个时刻，我们早就到城郊集合，预备好了我们的旗帜。在这个时刻，
莫斯科街道上参加五一节检阅的先头部队已经在行进。而现在，就在这同一时刻，千百万人
正在为争取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最后的斗争，成千上万的人在斗争中倒下了。我就是其中的一
个。而作为这最后斗争的战士中的一个，这是多么壮丽埃但临死前的痛苦却不是那么壮丽
的。我感到窒息，喘不过气来。我听见，我喉咙里怎样呼呼地作响。这样会把同狱的难友吵
醒的，也许有点水润润喉咙就好了……可是罐子里的水全喝光了，在那边，离我仅有六步远
的牢房墙角的小便池里有足够的水。我难道还有力气爬到那里去吗？
我匍匐在地上，轻轻地、很轻很轻地爬行，好像临死时最要紧的事就是不吵醒任何人，
我终于爬到了，贪婪地喝着便池里的水。
我不知道在那里待了多久，也不知道爬回来用了多长时间。我的知觉又在消失。我摸了
摸自己手上的脉搏，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心涌到喉咙口又急剧地落了下去。我也随着它一起
落下去了。落下去了很长时间。就在这时，我听见了卡尔利克的声音：“老爹、老爹，你
听，这可怜的人，他死啦。”
上午医生来了。
这一切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
医生来了，把我检查了一下，摇了摇头。后来他回到医务室，把昨夜已经填好我名字的
死亡证撕掉了，他以内行的口气说：“简直是一匹马。”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从门口到窗户七步，从窗户到门口七步。
这我知道。
在庞克拉茨监狱的这段松木地板上，我来回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曾因看穿了捷克资产
阶级的腐败政策对人民的危害而坐过牢，也许当时坐的就是这间牢房。现在他们正把我的民
族钉上十字架，德国看守在我的牢房前面的走廊上来回走动，而在监狱外的什么地方，盲目
的政治的命运女神又在纺绩叛卖的线。人还需要经过多少世纪才能洞察一切呢？在人类走向
进步的路上已经经历了几千座牢房呢？还要再经历几千座牢房呢？啊，聂鲁达的耶稣圣婴。
“人类得救的道路茫茫。”但是人类已不再沉睡了，不再沉睡了。
走过去是七步，走回来也是七步。紧靠着一面墙壁的是一张行军床，另一面墙上钉着一
块暗褐色的搁板，上面放着陶制的碗盆。是的，这一切我都熟悉。只是现在这里稍加机械化
了：装上了暖气管，抽水马桶代替了粪桶——但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都机械化了。囚犯像一
架架自动机器。只要一按电钮，就是说，只要听到钥匙在牢门的锁孔里转动，或是听到打开
门上小窗洞的声音，囚犯们就跳起来，不管你在干什么，都得一个挨着一个直挺挺地站着，
门一开，看守长就一口气地叫喊：“Ａｃｈｔｕｎｇ。Ｃｅｌｅｃｖóｚｉｂｎｚｅｃｈｃ
ｉｋｂｅｌｅｇｔｍｉｔ－ｔｒａｊ#ｍａｎａｌｅｓｉｎｏｒｄｎｕｎｇ．”（用捷克语
字母拼成的德语：“注意。二六七号牢房住犯人三名秩序正常。”）二六七号就是我们的牢
房。不过这间牢房里的自动机器，运转得并不那么灵活。跳起来的只有两名囚犯。在那一段
时间里，我还躺在窗下面的草垫上，直挺挺地俯卧着。一星期、两星期、一个月、一个半月
——后来我又活过来了：我的头已经能够转动，手已经可以抬起来，两肘已经能够支撑起身
子，我甚至已经试着翻身仰卧……毫无疑问，描写这事比起经历这些事要容易多了。
牢房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门上原来挂着三个人的牌子，如今换成两个人的牌子，现在
我们只有两个人了，那个曾为我唱过送葬诗的比较年轻的卡尔利克已经走了，只留下我对他
那善良的心的回忆。说实在的，我只依稀记得他同我们相处的最后两天的情景。他耐心地一
遍又一遍向我述说自己的经历，而我在他讲述时却常常处于昏迷状态。
他的全名叫卡雷尔·马列茨，是个机械工人，在胡德利茨附近的一个铁矿井里开吊笼，
曾经从那里运出过地下工作所需要的炸药。他被捕入狱差不多有两年了，现在大概是去柏林
受审，和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人，谁知他们会有怎样的结局呢？他有妻子和两个孩子，
他爱他们，非常爱他们。
然而他说：“要知道，我不可能不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他常常坐在我身边，强迫我吃东西。可是我却吃不下去。
星期六那天——难道我入狱已经八天了吗？——他采取了最强硬的措施：向监狱医务官
报告说，我来到这里以后，一点东西也没吃过。这个庞克拉茨监狱的医务官成天绷着脸，穿
一身党卫队制服，不经他的许可，捷克医生连阿司匹林这类药方都不能开。这个医务官竟亲
自给我端来一碗病号稀饭，站在我身旁，看我咽完最后一口。这时卡尔利克非常满意自己干
预的成功。第二天，他亲自喂我喝了一碗星期日的汤。
但后来还是不行。我那被打烂的牙龈，连星期日土豆烧牛肉里煮烂的土豆都不能咀嚼，
肿胀的喉咙咽不下哪怕是小块的食物。
“他连红烧牛肉——红烧牛肉都不想吃，”卡尔利克站在我身旁忧郁地摇着头，埋怨地
说。
随后，他就狼吞虎咽地和“老爹”分享了我的那一份。
唉，你们不曾在一九四二年的庞克拉茨盐狱里待过的人，就不会懂得，也不可能懂得这
“红烧牛肉”是什么东西。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说当所有的囚犯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的时候，当在澡堂洗澡的一些包着人皮的活骷髅清晰可见的时候，当每个囚犯用贪馋的目光
盯着他的同伴的几口食物的时候，当那令人作呕的干菜粥上浇点番茄汁就觉得是无上美味的
时候，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期，按规定每周两次——星期四和星期日——分饭的人在我们的
盘子里放上一勺土豆，再浇上一汤匙带几根肉丝的红烧肉汁，这简直就是开胃极了。是的，
问题还不在于开胃，而是这东西使人实实在在地记起了人的生活。在这个残酷而又违反常情
的盖世太保的监狱里，它是某种正常的、带有人间生活滋味的东西。人们一提起这“红烧肉
汁”，连声调都变得柔和优美了。——埃有谁能理解这一汤匙“红烧肉汁”对于面临着死亡
威胁的人是何等珍贵埃两个月后，我才明白了卡尔利克的惊奇。“连红烧牛肉都不想吃”，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我当时怎样地接近了死亡。
就在当天夜里两点钟，卡尔利克被叫醒。要他在五分钟内收拾停当，仿佛他只是出去溜
达一趟，而不是到新的监狱、集中营或刑场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似的，——谁知道他要上哪儿
去呢。他在我的草垫旁跪下来，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看守的一
声粗暴的吆喝，说明在庞克拉茨监狱里是不能有这种感情的流露的，——卡尔利克跨出门
槛，咔嚓一声，门又锁上了……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我们将来还能见面吗，朋友？我们留下的人下一次又将在什么时候分别？我们俩谁会先
走，到哪儿去？又是谁来传唤他？是穿着党卫队制服的看守？还是那个没有穿制服的死神？
现在我只写出了初次离别时令人激动的情思。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一年了，然而送别这个
朋友时所引起的那种情思还不断地、有时甚至还是很强烈地出现在我的记忆里。挂在牢房门
上的“两人”牌子又换成了“三人”，不久又改成“两人”，然后又出现“三人”，“两
人”，“三人”，“两人”。新的难友来了又去——只有最初留在二六七号牢房里的两个
人，依然忠实地住在一起。
这就是“老爹”和我。
“老爹”名叫约瑟夫·佩舍克，是个六十岁的老教员，教师委员会主席，他比我早被捕
八十五天，罪名是在草拟一项关于改革自由捷克学校的建议中“阴谋反对德意志帝国”。
“老爹”是一个……
可是，朋友，怎样来描写他呢？这是件很难的事。两个人，一间牢房和一年的生活。在
这共同生活的一年中，“老爹”这个称号上的引号消失了；在这一年中，两个不同年龄的囚
犯成了真正的父与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吸取了对方的习惯、口头禅，甚至说话的声
调。现在你不妨来试试，看能否分辨出哪些是我的，哪些是老爹的；哪些是他带到牢房里来
的，哪些又是我带来的？
他彻夜不眠地守护在我身旁，用浸湿的白绷带为我裹伤，驱走那逼近我的死亡。他忘我
地擦洗从我的伤口中流出的脓血，对于我的草垫四周散发出的那股臭味，从未表现过厌恶的
神情。他替我洗补那件可怜的破衬衫，这是我第一次受审时的牺牲品，当这件衬衣实在无法
再穿时，他就把自己的那件给了我。他还趁早晨半个小时“放风”的机会，在监狱的院子里
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