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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继续论证道，精神病学家、医生及其他人所划分的大量的性倒错也是如此。这些反常的性行为形式既是向公众展示的，又被制作成个人行为、人格、自我—认同的分类原则。其结果就不是对性倒错进行压抑，而是给予它们“一个分析的、可见的和永恒的现实”；它们“植根于身体中，溜进了地下行为模式里”，这样，依据前—现代的法律，鸡奸就被界定为一种受禁行为，但不是一种个人的品质或行为模式。然而，19世纪的同性恋，却变成了“一个要人，一种经历，一个病史”，也变成“一种生活类型，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形态”。“我们不应该想像”，用福柯的话来说：
当时代对某类性行为——它能再生产劳动力和家庭形式——赋予一种调节作用的时候，以前所能容忍的一切东西都会引起注意并被赋予一种贬义名称……正是通过对边缘的性行为的隔绝、强化、巩固，权力、性、快感的关系才扩散、繁殖且对身体进行测度，并穿透了行为模式。福柯：《性史》；卷1；第47～48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
很多传统的文化和文明都曾鼓励和滋生色情艺术，但只是现代西方社会才发展了一门性科学，按照福柯的观点，这是通过将大量性知识的自白原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
性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现代忏悔的焦点。福柯指出，天主教忏悔总是对信徒的性生活的一种调节手段。它涉及的远不止是性草率行为，牧师和忏悔者都同样地在伦理框架内对坦陈这些不检点行为进行解释。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教徒越来越有规律地坚持自白，而整个程度也被强化了。不仅仅是行为，而且连思想、幻觉及所有与性有关的细节都要被考虑和审查，在基督教义中，我们所承继的肉体——它包括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是颇具现代特征的性兴趣也即性欲望的大致根源。
18世纪晚期的某些地方，忏悔式的自白变成了讯问式的自白，它被渗透进不同话语中——从病史、科学治疗一直到无耻的文章诸如匿名的《我的私生活》。性是文本建构起来的“秘密”，这些文本既有要灭绝性的，也有对性进行礼赞的。抵达这个秘密之途据认为是解开了“真理”，性对于现代性的“真理体制”特征而言是基础性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白“是全部的程序，根据这些程序，主体被激发起来生产有关其性征的某种真理话语，这种性征能对主体自身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肉体的忏悔”，见柯林·戈登：《米歇尔·福柯：权力/知识》，第215～216页，哈费斯特出版社，1980。
成群结队的专家、性学家，形形色色的医生都打算着手探究他们帮助建造的这个秘密。性被赋予一种巨大的因果权力，且似乎对许多不同行为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自我的技术”，见鲁特·H马丁等编：《自我的技术》，泰法斯托克，伦敦，1988。“同其他禁令不一样，性禁令持续地与说出自我真相的义务相关。”（第16页）调查中倾注了大量的努力将性转变成了某种隐私而难以察知。像疯狂一样，性不是业已存在的某种现象在等待着理性分析和疗效式的纠偏，当对于性的考察生产出将“正常性征”和病态性领域区分开来的文本、手册、调查报告时，性快感就变成“性征”，性的真理和秘密就通过对这样一些“发现”的寻求和获得而分别建造起来。
福柯论性
性的研究以及性话语的创建在19世纪导致了不同的知识—权力语境的发展。其中之一涉及妇女。女性性征被视为，也随即被压迫式地看做病态的歇斯底里症的根源。另一种与儿童有关。儿童的性行为积极活跃，这一“发现”同儿童的性征“违反自然”这一断言紧密相连，更进一步的语境与婚姻家庭有关。婚姻中的性是要负责任和自我调节的，不仅要局限于婚姻之内，而且应以专门的和不同的方式进行安排。避孕是不允许的。家庭规模的控制被认为是自发地从有节制的快感寻求中出现的。最后，一系列的性倒错被明确界定，对它们的诊治模式也被描述出来。
对福柯来说，性征的发明是与现代社会的形成、巩固相关的某种不同进程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现代组织都依赖于跨时空的对人民的微观控制。这些控制随着“人体的解剖—政治学”——致力于调控身体力量的身体管制技艺——的发展而产生，“解剖政治学”随即成为更为广泛的奠基性的在生物权力领域的一个焦点。福柯：《性史》，卷1，第142页。
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性研究令人大伤脑筋。毕竟，为什么还要拉长另一种话语来添加到业已存在的多样性上？令人感兴趣的是“性征机制”，也即身体和快感的确定经济的出现。福柯：“肉体的忏悔”。福柯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这个与自我相关的性征机制，他对古典世界的性研究有助于在对其进行考察的时候表明这个问题。米歇尔·福柯：《性史》；卷2；《快感的享用》；序言；1987。希腊人关注的是对“自我的呵护”的培植，但是以一种与现代社会秩序中自我的发展截然相反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福柯有时将极端伪装下的自我呵护贴上“自我的加利福尼亚海湾”的标签。在这两种有关自我的态度之间，则是基督教的影响。在古代世界，至少在上层阶级中间，自我的呵护被整合进了文明的、美学的存在伦理中。对希腊人来说，福柯告诉我们，食物和饮食比性要重要得多。基督教用业已废弃的自我观来代替古典观点：自我有待于描述，它的真理有待于识别。在“自我的加利福尼亚海湾”中，“由于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人们被设想为发现了真实的自我，将自我同可能混淆自我、外在于自我的东西区分开来，对自我的真理进行描述。”米歇尔·福柯：“论伦理的系谱学：当前著作概览”，见保罗·拉宾芬：《福柯读本》，第362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86。有关福柯和自我的最好的间接讨论，见露易斯·玛卡蕾：《福柯和女性主义》，政体出版社，剑桥，1992。
性征和体制变化
“性征”，如福柯所言，确实是首先出现于19世纪的词语。这个词早于1800年代就存在于动物学和生物学的技术行话中，但直到20世纪末它才被广泛运用于与今天意义上的这个词有密切关联的事物中。《牛津英语词典》对这个词的定义是“性的特质或具有性的特质”。这个意义上的这个词出现于188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这本书关注的是为何妇女容易染上男人能够避免的多种疾病，而这正是从女性的“性征”进行解释的。斯蒂芬·海丝：《性困境》，第7～16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2。它最初是同抑制女性性行为的意图密切相关，这一点在那一时期的文学中大量地体现出来，性征作为焦虑的源泉出现，它需要解决；渴求性快感的妇女尤其不自然，正如一个医学专家所写：“男人的天性（性亢奋）对女人来说是个例外。”斯蒂芬·海丝：《性困境》；第17页；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伦敦；1982。
性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在权力的领域内活动，它不仅仅是一套或许找到或许没找到直接释放的生物刺激。然而，我们不能接受福柯这样的主题：从维多利亚直到最近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条对性的“关注迷恋”的直接演进之路。有关这个观点的一个说法，见海丝《性困境》。通过维多利亚的医疗文学而揭示出的性，在那里被有效地边缘化的性，同今天作为日常现象的性——它有成千上万的书籍、文章和其他的描写资源——之间存在大量的对比，更有甚者，正如一代代的妇女所尤能证实的，维多利亚时期及其之后的压抑在某些方面十分真实。劳伦斯·斯通：“西方历史景观的激情依恋”，见威廉姆·格林和伊斯尔·佩尔森：《激情依恋》，自由出版社，纽约，1988。有很多有关压抑假说的讨论。如彼德·盖依：《资产阶级经验》，卷1，1984年；卷2，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86。还有詹姆斯·马霍德和克里斯汀·温伯格：《莫舍档案》，阿诺出版社，纽约，1980，这本书讨论的是卡莉亚·莫舍对45名维多利亚妇女进行的研究。她的问答者中有34％的人说她们“总是”或“常常”是在性活动中经历性高潮。这个比率同研究妇女的金赛报告相当。另外一本由罗拉德·海姆写的著作：《帝国和性征》（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0）指出，如果仅限于英国，“维多利亚主义”就不能被理解。家庭中的“压抑”，就男性殖民者而言，还伴随着在帝国领地广泛的性放纵。
如果我们陷入福柯所发展的总的理论立场内的话，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理解这些问题的。在福柯的理论中，活跃的力量只是权力、话语和身体。权力在福柯的著作中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活动，而作为人类主体所积极取得的成就的历史却罕见存在。我们先因此接受他的有关性的社会本质的论断，但要将它们设置在一个不同的解释框架内。福柯不顾及性别而过于强调了性，他对性和浪漫之爱的联系保持沉默，而浪漫之爱正是同家庭中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一种现象。而且，他对自然性征的讨论主要还停留在话语的层面上——就这样停留在话语的特定形式上。最终，人们会质疑他的与现代性有关的自我观念。
福柯断言说维多利亚时期的性是一个秘密，但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它在不同的文本中和医学文献中无休止地被讨论。主要因为福柯所给出的一些原因，各种各样的医学辩论现象十分重要，然而，认为性在公众所能见到的材料中被广为表现、分析和概述则显然是个错误。医学杂志和其他的准官方出版物只有为数甚少的人能够看到，而且直到19世纪后半期，绝大多数人还无法读写。将性限定于技术性的讨论区域，这事实上就是一个审查模式；这种文学无法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甚至无法为大多数受教育的人了解。这样的审查明显地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大，很多已婚妇女根本就没有任何性知识，只是知道它和令人讨厌的男人欲望有关，并且还只能忍受。一个母？对他的女儿说了这样的名言：“？爱的，婚后你就会碰到些不快的事情，但别管它，我就从不管它。”引自卡罗尔·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29页，维亚哥出版社，伦敦，1982。
这是一个女同性恋者阿博尔·霍莉鲍芙在1980年代为妇女进行的呼吁，她要求大声地公开揭示尚未完全表达出来的妇女渴望：
所有那些缺乏柔情也不想温柔的妇女；所有那些不了解自己但试图发现自己的妇女；所有那些甘作女性的情人的妇女；所有那些喜欢操男人的妇女；所有那些感觉像男同性恋者而不是女同性恋者的妇女；所有喜欢人造阴茎、穿透、服装的妇女；所有喜欢流汗、说脏话、看情人脸上掠过的想要她的表情的妇女；所有那些迷途的、需要用她们试探性的激情观进行试验的妇女；所有那些认为男同性恋者激情炽热的妇女，所有这些妇女，她们在哪？阿博尔·霍莉鲍芙：“对未来的欲望：激情和快感中的激进希望”，见卡罗尔·S。范斯：《快感和危险：对女性性征的考察》，第403页，芬特利奇出版社，伦敦，1984。
福柯所注意到的对于性的迷恋很明显地是在霍莉鲍芙的迷狂的规劝中；但是，至少从表面看来，还有什么较之这更不同于福柯所描述的冗长乏味的男性权威的医疗文本？我们如何只是通过区区一个世纪的时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
性征和体制变化
如果我们同意福柯的意见，回答这些问题就相当容易。可以这样断言：维多利亚式的对于性的迷恋最终是被弗洛伊德带到了一个顶点，弗洛伊德从他对歇斯底里妇女的困惑着手，继而将性看做是所有人类经验的核心。大约在同一时刻，哈佛洛克·艾利斯和其他的性社会学家着手工作，他们宣称对可欲求的性和必然的性这两方面的性快感的寻求。从这里开始，通过金赛、马斯特和约翰逊直到这样一本书《自己享受性》，不过只跨越了几小步。这本书从性的角度将读者同一个收音机听众作了对比：“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胡乱摆弄接收器。你多久享受一次在瞎弄旋钮时偶然碰到的一个意料之外的节目？”保罗·布朗和卡罗琳·芙尔德：《自己享受性》，第35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79。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要解释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必须将重点转离开话语，进而寻找在福柯的分析中所严重缺乏的因素。有些涉及长期的影响，而其他的则局限于一个更近的时期。
尽管这些长期趋势因为对后来阶段产生影响，故它们贯穿始终的重要性是根本性的，但我还只是简要地说明这些长期趋势。在19世纪期间，婚姻纽带的形式就大部分群体而言是以对经济价值的判断和考虑为基础的。浪漫之爱的观念，主要地存留于资产阶级群体，它通过众多的社会等级而扩散，“罗曼司”变成了求爱的同义词，它还是触及大众的第一种文学形式。浪漫之爱的观点的传播趋向于将婚姻关系同更为广泛的？密关系区分开来，并赋予它一个特殊的意义。丈夫和妻子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相互的情感公司中的合作者，这甚至比他们对于孩子的义务更为重要。“家”变成一个与工作判然有别的环境，至少是个人可以寻求感情支撑的地点，这就恰好同工作环境的指令性相反。对性的含义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大家庭的压力——这也即是所有前现代文化的特征——以一种严格的方式趋向于家庭规模的压缩。这样的实践，看起来是个简单的人口统计；但就性征而言，则是将手指放在历史的扳机上。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性可以从怀孕、生育这个永久循环中分离出来。
家庭规模的压缩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现代避孕方法引入的结果。当然，生育控制，长期以来就有鼓吹者，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