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生活；他能够在不满足娶妻生子的社会要求的情况下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在厄伦雷契看来，似乎对传统男性的勤劳生活提出质疑的垮掉分子和嬉皮士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们蔑视婚姻、家庭和家庭责任。
男人与女人：同路还是殊途？
厄伦雷契认为，医学和心理学无意中促进了男性叛逆；它们表明男人是如何不成比例地受到现代生活的紧张和压力的影响的。在19世纪，男人的寿命长于女人；随着心脏病、癌症和其他疾病取代了以前的主要疾病，如结核病或肺炎，随着婴儿死亡率越来越低，妇女的平均寿命开始长于男人。男人变成了弱性别，至少在某些医学圈子里，这个事实被认为是男人需要比女人更努力地工作造成的。尤其是冠心病，其患者大多是男人，因此被解作男人承受更大压力的表现。在此，戈德伯格的观点是与上述观点针锋相对的：“心脏病造成的长期恐惧将颠覆女人要分享丈夫工资的要求，而且，不仅如此，还会把养家？口的角色指控为给男人设下的‘致命陷阱’。”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86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
其结果如何呢？在厄伦雷契看来，戈德伯格的观点可以使男人获得双丰收。他们可以担当养家？口的角色，同时不丢掉优越于妇女的经济地位。“男性的面具”可以剥去了，与此同时，男人也可以避免长期的家庭义务，而集中精力追求自己的快乐。一种社会氛围已经创造出来，滋生了“不负责任感、自我放纵和对其他人的要求报以孤立主义的淡漠”。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169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男人赢得了自由，而妇女仍然在等待。男人获得的经济独立仍然是妇女所得不到的，她们必须把男人甩掉的那些责任承担过来。妇女，尤其是趋于独立育儿的妇女，在穷人中占很高的比例。男人违背了在前一个时代里立下的养家糊口的契约。
两性的分离
就这些分析之间的分歧来看，每一作者提出的实际解决办法都各不相同，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厄伦雷契的方案基本属于经济性质。在缺少必要的男性资助的情况下，妇女应该有最小限度的足够收入供养家庭，这主要体现了劳动市场上的机会均等。没有固定收入的妇女同时也需要育儿必需品、职业教育和政府支持。厄伦雷契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这样做可能意味着妇女会主动放弃男人；男人将短暂地进入女人的生活，使后者成为家庭的真正基石。两性之间的调和是可能的，这要基于“成年男女之间恢复的忠诚和信任”，但这决没有保证。芭芭拉·厄伦雷契：《男人的心》，第182页，普鲁托出版社，伦敦，1983。
戈德伯格的建议几乎都是关于自我认同的。男人要重新界定男性，以便克服把他们与“内在经验”分离开来的那些影响。他们必须避免贴标签，这些标签是用来支持人们盲目地遵守行为原则的——担心被人看做一个胆小鬼、弱者、失败者、不成熟的人、阳痿之人或厌恶女人者。他们应该培养与其他男人的友谊，以便提供女人能够相互提供的那种支持。重要的是，每一个男人都要打破这样一种观念，即与他建立关系的那些女人都应该是被动的、可爱的；相反，他应该期待着与独立的个体女人建立关系。男人应该发展其“女性的一面”，“获得情感、从属性需要、被动性、流动性、嬉戏性、感性、脆弱性，并抵制永远承担责任”。赫伯·戈德伯格：《新男性》，第254页，西格奈出版社，纽约，1979。不要热烈地追求改变这个世界， 戈德伯格告诫男人说：首先要改造你自己。
毫无疑问，新的情感对抗已在两性之间展开。男女的愤怒之源甚至比前述的现象更加深远。阳物不过是阴茎：对男女两性来说这是多么无情和令人窘迫的一个发现啊！男性对权力的要求取决于一块吊悬着的肉，它现在已经与繁殖没有什么独特的关系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阉割；妇女现在至少能在认知的层面上认识男人，将其视作与那个男性器官一样无用的赘疣。
如前所述，对男性来说，保持基本信任从婴儿时起就与主宰和控制相关，包括自我控制，这些主宰和控制源起于一种被压抑的对母？的情感依赖。缓和这些被压抑的欲望，或颠覆这些欲望的客体，这种需要与对爱的需要相抵牾。在这些情况下，男人可能大量远离女人，把承诺等同于陷阱，同时，男性对女性施加的暴力可能会远远超过眼下所看到的程度。
然而，矛盾的依赖关系不仅仅限于男性。由耻辱引发的愤怒也是女性性心理发展的特点。阳物向阴茎的转型对妇女来说具有令人不安的含义，因为其作为自治性的能指的角色对其自身完善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女性羡慕男性意味着男性能够逃离母？的控制；妇女的共谋就衍生于可以用爱来驯服的那种特别的“坏”。许多妇女都恰恰渴望得到不给任何承诺的男人；事实上，出于已经解释过的理由，对承诺的厌恶往往增大了他的吸引力和他提出的挑战。
所有这些都对异性恋关系发生了深刻影响。异性婚姻在表面上似乎保有其在社会秩序中的核心位置，使得前述的女同性恋关系充其量成为边缘现象。事实上，纯粹关系和可塑性性征的兴起极大地颠覆了这种表面现象。如果正统婚姻并未被广泛视作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如它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样，那么，这部分是由于制度性滞后的结果，也部分由于吸引和厌恶的复杂混合，这是每一种性别相对于另一种性别的心理发展所造成的。纯粹关系越是成为个人生活的原型，这些自相矛盾的态度就越清晰地显现出来。纯粹关系产生各种依赖形式和相互依赖形式，但也产生上述的分裂后果。
有些婚姻可能仍然是约定的，或只是为了生养孩子而维持着。而孩子的在场——在“第一家庭”或“继父母家庭”里——往往既造成一种关系的紧张，又能使其稳定，未接近纯粹关系的大多数异性婚姻（和许多同性关系），如果不进入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的话，都可能转化为两个取向。一个是同伴式的婚姻。配偶间的性交往程度很低，但在关系中却牢牢嵌入了平等和相互同情。这是一种晚期现代的婚姻类型，是以友谊模式建立起来的。另一种形式是把婚姻作为配偶双方的基地，他们相互间只有些微弱的情感投入。这有别于旧的“标准的”异性婚姻，其中，男性把婚姻作为开始运作的一个地方，而妻子则为他组织赖以维持稳定生存的手段。在此，配偶双方把婚姻视作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们从这里出发面对更广阔的世界。关于另一种不同的分类，见谢尔·海特：《妇女与爱》，第521～523页，海盗出版社，伦敦，1988。
而在个体的生活经验中和一般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类型中的每一种又都可能朝纯粹关系发展。两性间的携手并进或分道扬镳取决于纯粹关系的约定程度和能否永久实施。戈德伯格和厄伦雷契提供的视角各有其缺点。厄伦雷契在阐释男人愈加严重的不负责任感时把大量不同的资料汇集在一起。《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与垮掉的波西米亚、心脏病学、马斯洛的人类潜能心理学以及按戈德伯格提供的线索追溯男人运动的种种尝试统统混为一谈。所有这些都是针对男人“严重的不忠”的，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自由而牺牲了女人。但实际情况当然要比她的叙述复杂得多。各个自恋潮流标志着上述倾向的一些特点，但也提出了反驳男性统治论的一些男性观点。如戈德伯格等人所提出的，男性自由主义承认男女之间的平等，认为男性与经济工具性之间的纽带应该解除。厄伦雷契所说的男人的“逃避承诺”实际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承诺”的开始相偶合，即性关系向纯粹关系的转化。这对男人来说也是产生混合后果的一种现象，而非仅仅对女人——如果男人对女人的内心情感依赖被识别出来的话，则尤为如此。
两性的分离
另一方面，戈德伯格低估了经济和社会束缚的力度，正是这些束缚阻止妇女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获得平等地位——这主要相关于这样一个事实：妇女仍然从事生儿育女、主持家务的工作。父权制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中根深蒂固。他还小看了影响到男女行为的心理抵制的力量，以及性心理形成的矛盾性。“一个好人何以不能是性感的？一个性感的人何以不能是好人？”——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吁，不仅仅是不切实际的女性拒绝接受性别平等的完整内涵。这在男性偶发性性征的倾向中有其对等物，其原因我们已经论述过了。
没有人知道纯粹关系的到来将在何种程度上比其产生的后果证明更具爆炸性而非整合性。？密关系的变革与可塑性性征一起提供了可以导致两性和解的条件。然而，所涉及的不仅只是更大的经济平等和心理重建，尽管实现这一目标极其困难。在结尾的几章中我试图说明这何以是极其困难的。
《亲密关系的变革》第四部分
性，压抑，文明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性是解开现代文明的钥匙吗？许多人，大多数是来自政治光谱上的进步人士，都予以肯定的回答。至少据通常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的确不充分——弗洛伊德将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把他的性观点与关于现代文明的保守观点联系起来了。然而，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却往往把他的观点，或他的某些观点用于激进目的。现代文明是压抑的，这毫无疑问；但是，把性表达从其束缚中发放出来会产生一种影响深远的解放。如爱德华·卡彭特所说，性“是首要的，然后才是手眼口大脑；从腹部和臀部之间放射出对自我、宗教和永恒的认识”。爱德华·卡彭特：《选集》卷1：《性》，扉页，GMP出版公司，伦敦，1984。
性与压抑：赖希
你们这些虚伪的名人把我嘲弄
你们的政治由此发达
只要你们统治着这个世界
用匕首刺戳和谋杀
威廉·赖希的《听着，小家伙！》就是以此开头的。该书的标题回响着贯穿全文本的一种偏执狂式的进攻性，但也为赖希终生追求的一种激进社会改革的幻想辩护。威廉·赖希：《听着，小家伙！》，纪念出版社，伦敦，1972。由于勇敢地向权威挑战，赖希受到各种团体的迫害，从正统的精神分析学派、各宗教组织和美国政府，到那些他描写为“红色法西斯分子”的人们。赖希是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性激进分子，他的思想受到了所有这些团体的诋毁，更受到许多其他团体的诋毁。
赖希是资产阶级婚姻的克星，在生殖器性征——其挫败或培养——中发现了解决现代性种种疾病的线索。赖希与之对话的“小家伙”实际上是男性的一员，但却不仅仅是普通的流浪汉；他代表着所有那些对传统奴颜婢膝的人，自以为健康的神经病人，包括掌权者。赖希直言不讳地说，这小家伙“龌龊卑鄙，肮脏无能，固执死板，空虚乏味”。他是自己的奴隶主，他受自己的焦虑所驱使，又试图阻止别人获得自由。
赖希认为小家伙的神经病是性能量的抑制所致；但他决不是像他的敌人所谴责的那样在宣扬性放纵：
“你是个龌龊的小家伙！”他公然说。
你驾驶着汽车和火车开过伟大的伽利略发明的座座大桥。你知道吗，小家伙？伟大的伽利略有3个孩子，但却没有结婚证书。你不要对学龄儿童讲这些。难道你没有因为这个原因折磨过伽利略吗？……
你丝毫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是你的色情思想和不负责任的性态度使你落入婚姻法的囹圄之中的。……
你没有女人，如果你有的话，你只是想“睡”她，以此证实你内心里的“男性”。你不懂爱……
你知，我知，人人都知道你在永久的性饥渴状态下到处闲逛；你贪婪地盯着每一位异性；你用下流的玩笑和你的朋友们谈论爱……一天夜里，我听到你和你的朋友们在大街上散步，齐声喊着：“我们要女人！我们要女人！”威廉·赖希：《听着，小家伙！》，第43、61页；纪念出版社，伦敦，1972。
“你乞求欢乐；但安全对你来说更为重要。”
——威廉·赖希《听着；小家伙！》；纪念出版社；伦敦；1972。
赖希把性与权力对立起来，在“小家伙”的统治中看到了他极力反对的独裁主义的起源。性，如果得到适当的表现，乃是我们主要的幸福之源。凡是幸福之人都摆脱了对权力的渴望。“感到活生生的生活”的人从对自我潜力的哺育中获得一种自治性。以“充满爱意的拥抱”为指向的性提供了超越控制的方法——用赖希的话说，是摆脱失控的性欲望的束缚的一条途径。一旦摆脱了“被驱使的性欲”，即企图“在每一位女招待的屁股上都掐上一把”的性欲，人们就应该“公开洋溢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了”。威廉·赖希：《听着，小家伙！》，第111～112页，纪念出版社，伦敦，1972。
何以创造这样一个局面呢？赖希说，不能仅仅依靠政治改革，而要靠大众性格的改革。对赖希来说，性格是一种防御构造，用以抵御生活之沉浮的保护性“盔甲”。他把性格描写成自我的慢性畸形构造，表现为僵死刻板。一个人形成这种盔甲以保护他不受外部和内部的伤害，尽管要付出巨大的心理代价；盔甲是由于里比多得不到释放而形成的。“自我的坚强”需要经历各种不同的过程。与某一令人沮丧的现实的认同，或更明确说，代表这个现实的个人给予这种防御以有意义的内容。焦虑产生于由令人沮丧的他者引发的攻击意识，这种焦虑反过来把苗头指向自我；一个人的能量就这样受到了阻碍，没有得到能动的表现，而成为顾虑。这些能量被收敛起来对性冲动构成了抑制，所以性冲动只能以强制的方式才能表现出来。
赖希的疗法通过破坏个人的“神经官能平衡”来刺透性格盔甲。对许多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