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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王木法沙被人谋害了，这时，作为父亲的观众与木法沙怀有相同的愿望，那就是渴望辛巴为父报仇。
这是做父亲的强烈情结。
儿子报杀父之仇的故事之所以在千百年来成为一种很有力的故事，就是因为这里有着儿子与父亲的两种强烈情结。儿子渴望为父报仇的强烈情结我们在前面已经做了分析，而父亲渴望儿子为自己报仇的强烈情结也是值得揭示的。
因为从儿子诞生起，父亲就把他看做自己生命的延续；因为父亲曾为保护这个生命付出过很多；因为父亲从来就将儿子当做自己的继承者；因为父亲曾经对儿子有过的不安；因为父亲需要儿子的愧疚来洗刷自己的冤屈；因为父亲的人生结束就意味着为儿子做出了牺牲；因为父亲死后就是神，就是宗教，有权力要求儿子的崇敬；因为父亲的死，儿子对父亲曾经有过的全部不满都将消散，而对父亲的忏悔、歉疚、感激都将激增；所以，父亲有足够的理由要求儿子实现为父报仇的遗愿。他将遗产交给儿子的同时，儿子也有责任将遗愿一同接收过去。
父亲的死亡，使父亲的权威得到了至高无上的表现。
父亲渴望儿子为自己报仇，也就是渴望儿子对自己的全部付出做出报答。
与此同时，父亲将为自己报仇的遗愿托付给跪伏在旁的儿子，这还是一个生命的交接。
父亲曾经远比幼小的儿子强大，保护着他，管教着他，统治着他。儿子逐渐长大了，父子开始了分庭抗礼。父亲一天天衰老了，弱小了，强大的儿子显出了对父亲的优势，甚至成了父亲的保护者。临终时的父亲衰弱得就像小婴孩，他在弱小的状态中希望得到儿子的保护。
儿子便带着这个伟大的责任出发了。辛巴就这样走上了为父报仇的道路。
《狮子王》是父与子的故事，它对母亲的忽略，不过表明现代西方同样存在着大男子主义。《狮子王》也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童话，女人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友，不过起着陪衬作用。它全部深刻的心理内涵，都是在父与子的关系中展开的。
这或许可以非常简单化地说成一个现代西方的俄狄普斯故事。然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这里无疑包含着远比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普斯情结更丰富的心理内容。现代的文化将父与子的关系做了完整的铸造，儿子的情结与父亲的情结都以更堂皇的方式表现出来。人类的道德伦理文化不仅规范出了现代的社会生活，也规范出了现代的童话故事。
当年轻的狮子王辛巴披载着国家利益、社会责任、历史进步等道义的光辉走上为父报仇、为己洗冤的奋斗道路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现代西方世界中儿子的故事。这显然又是父亲写出的故事，所以，我们还看到了父亲的意志。
做父亲的意识到自己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要听任儿子们书写未来，但同时又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长久地笼罩着未来的世界；而做儿子的则通过看来极为正当合法而又不乏曲折的过程取代着父亲的位置，成为世界的主宰。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世界。
贾宝玉情结
一部广泛流传的文学名著，往往和一个广泛流传的童话故事一样，隐含着一些最普遍、最强烈的情结。
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一直被中国文坛奉为本民族最伟大的小说。数百年来对这部作品有过各种各样的研究、考证、评论，以至在中国出现了专门的“红学”。
有人说，《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这有些道理。因为曹雪芹的经历确实和《红楼梦》中描述的生活有着相当多的类似之处。
有人说，《红楼梦》是对封建社会的深刻批判，当然也有道理。因为《红楼梦》以极为犀利的笔触描绘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关系图画。在那里，阶级的倾轧、政治的倾轧、集团的倾轧，伦理道德体系的统治，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是我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也有人说，《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爱情悲剧小说，同样有道理。因为《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确实表演了一个缠绵悱恻令人同情的爱情故事。
总之，对于《红楼梦》已经存在的各种评说，可能都有道理。
今天，我们并不想全面地评价《红楼梦》，我们只想说，《红楼梦》中隐含着作者的一个潜意识结构，我们将这个结构姑妄称之为“贾宝玉情结”。
对于“贾宝玉情结”，人们不一定都看得那么清楚。
我们相信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对他所经历的封建社会的家族斗争、政治统治、人际关系的倾轧、人性的被压抑是有深刻认识的。我们也相信曹雪芹在相当程度上自觉地运用了象征手段，用各种隐喻的方法对封建社会生活进行批判。这些象征手法遍布全篇，包括落实到许多人名的谐音处理上。我们也相信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人性压抑、爱情压抑所做的抨击，相
信曹雪芹在这部作品中的被今人称之为批判性的义愤。
然而，在他相当程度地有意识地做到这一切的过程中，他流露出了自身潜意识中的“贾宝玉情结”。
这个情结似乎由三个方面构成：
一，仇父。
这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仇父，用我们的话说，是文化化了的仇父。
他的仇父情结是和父亲所代表的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那种君本位、父本位、官本位的统治相联系的。因此，他的仇父情结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化、社会化了的，是包含着社会批判精神的。
但确实同时表现为仇父，而且是有血有肉地仇父。
二，恋母。
恋母情结在《红楼梦》中是以比较隐蔽、宽泛、转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在贾宝玉和生母王夫人的关系中体现得不十分显著，因此常常被忽略。而在贾宝玉和贾母的关系中倒有一种变相的体现，但也还不是最重要的表现。
最重要的表现是他和众多年轻女性的交往。可以说，在和身边相当多女性的交往中，对方都扮演着小母亲的角色。
在《红楼梦》中，林黛玉并不能说是贾宝玉真正的爱人。当今人把宝黛之间的爱情作为主线研究的时候，这只是小说外在的情节结构；如果按照真实情感的逻辑深刻体会，那么，贾宝玉对林黛玉并没有那种真正性意味的爱情。他与林黛玉有的是两小无猜、争嘴斗闹的精神刺激。
倒是袭人与他的关系体现着贾宝玉真正需要和依恋的女性情感。袭人这类女性的存在，对贾宝玉而言还都是小母亲的角色，在对他爱抚、哄慰的同时，还提供着性的奉献。贾宝玉在《红楼梦》中首次或者说真正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恰恰是袭人而不是别的人，这种情节上的自然安排恰恰是潜意识所为。
当有些人把薛宝钗和林黛玉放在一起，看做合二而一的形象，看做贾宝玉或者曹雪芹心目中理想爱人的时候，我们倒要说，不妨把宝钗、黛玉和袭人三位一体地放在一起研究更合适。
在这里，薛宝钗是正统观念上的、名分上的妻子形象。贾宝玉对她的需要，也只是名分、名誉和说法上的需要。贾宝玉对薛宝钗的暧昧态度，表明了曹雪芹对待封建正统礼教不得不接受甚至是自然而然接受的一面。
而林黛玉与贾宝玉的关系则是纯粹的精神生活，是少年玩笑游戏和精神上相互欣赏的伴侣。
一直呵护在身边的袭人却以更加家庭氛围的、男女性爱色彩的、充满情欲气息的面目出现在贾宝玉的生活中。这也是相当多的成熟男性读完《红楼梦》之后，在情感上更倾向的不是林黛玉、薛宝钗，而是袭人的原因，这其实是曹雪芹爱情观念潜意识流露的影响。
三，企图占有一切可爱的女性。
当我们把贾宝玉说成是同情女性的“女权主义者”时，把贾宝玉的“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的说法当做贾宝玉在封建社会有着爱护女性、尊重女性的“民主意识”时，有可能是非常可笑的。贾宝玉对待女人的真正态度，是希望天下所有可爱的女孩子都归他所有。从这个意义上，他憎恨女孩子受到的其他一切男性社会的压迫和欺凌。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为贾宝玉的这一情结提供了得以实现的王国。在这个女儿国中，作为惟一的男性，他实现了独占所有可爱女性的梦想。
即使再肯定曹雪芹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意识，再肯定他在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中所做的种种富有攻击性的象征安排，并不能掩饰他潜意识的这一真实流露。
认识了仇父、恋母、企图占有所有可爱女性的“贾宝玉情结”，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红楼梦》整体价值的多方面评价。
我们只是说，“贾宝玉情结”是透视《红楼梦》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我们还会从《红楼梦》中发现更多的层次。
正是通过《红楼梦》，我们看到俄狄普斯情结是社会化的，是文化化的，在《红楼梦》中的表现完全是“贾宝玉式”的，是结合了贾宝玉所处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的。
我们将着重考察的，是贾宝玉作为一个男孩人格形成的规律。
首先，他虽然内心是敌视父亲贾政的，然而在行动上又是识时务者。在公开的场合，他总是努力在表面上顺从父亲的意志，满足父亲维持权威地位的心理需要。
这不仅表明父亲的权威在封建社会的绝对性，也表明作为一个男孩的贾宝玉在发展正常
人格的过程中已经学会了如何正确对待父亲。
当然，在骨子里他对父亲已成叛逆。这既是儿童性质的俄狄普斯情结，也带有那个时代的社会性质。他叛逆的是父亲的权威，又是父亲所代表的封建主义政治伦理道德文化。
而儿子能否实现对父亲的叛逆，就其童年的成长环境来讲，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母亲的庇护。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对这一规律的注释。
作为母亲的王夫人自然是软弱的，她不足以抗衡丈夫贾政对贾宝玉的专横与严酷。倘若只有这个母亲，贾宝玉势必将软弱得多。然而，贾宝玉的祖母贾母站到了他的身后。正是封建主义文化使得贾母能够以足够有力的庇护对抗贾政对贾宝玉的专制。
这是封建大家庭的奇特现象。
在儿子和妻子面前，贾政是绝对的权威；然而面对贾母时，他又成为毕恭毕敬的儿子。正是这个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贾宝玉在父亲面前形成了一个又顺从又叛逆的人格。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的权威常常是绝对的，母亲很难抗衡他对儿子的专制。而在大家庭中享有最高权威的祖母，给了贾宝玉以有力的庇护。她有如现代家庭中强有力的母亲，安抚了儿子在父亲严酷统治下受到的心理创伤，发展起能够正确处理与父亲的关系、同时又敢于对父亲有所叛逆的人格。
当然，《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只能对父亲明顺暗叛。倘若做父亲的贾政更软弱，做祖母的贾母更宠爱，贾宝玉对父亲的专制会表现出更大的叛逆精神来。
贾宝玉这个从小在众多丫环的照顾下成长起来的男孩，倒并没有那种从小在母亲的怀抱里成长起来的儿童的单一的恋母情结。他与母亲王夫人的距离应该说是疏密得当的。王夫人对儿子也绝非过分溺爱。贾宝玉并没有畸形的恋母情结，他在众多的同龄女孩与男孩的生活环境中成长了正常的男性人格。
十岁以后的贾宝玉已经能够与同龄男女正确相处了。而对于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男女，他也形成了正确相处的完善能力，
如果撇开对父亲贾政所代表的封建正统文化的批判不言，那么我们说，在贾宝玉人格成长的历史上，不仅贾母的庇护是必要的，父亲的严厉也是需要的。因为从祖母贾母到母亲王夫人以及环绕的丫环小厮们，都给了贾宝玉太多的宠爱与簇拥，那是一个会把男孩惯坏的溺爱环境。这时，一个严厉甚至有些专制的父亲的存在恰好与这一切平衡了。
从人格发展的条件来说，父亲贾政的严厉与祖母的宠爱并存是贾宝玉完整人格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
再接着，我们就看到了贾宝玉特殊的人生态度，这个态度常常被一些红学家描述为贾宝玉的叛逆精神。
贾宝玉从内心深处拒绝接受父亲的正统教育，他对父亲教导的读书做官、孔孟正道表现出了极大的逆反，对父亲推崇的《四书》、《五经》厌恶之极，而对父亲极力贬斥的浓诗艳词、靡靡之音表现出浓烈兴趣。他显然不愿意走父亲指出的所谓正道。
结果，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不愿去西天取经而宁愿缩在花果山中的孙悟空。
贾宝玉就缩在了大观园的女儿国中。《红楼梦》的故事在相当程度上是贾宝玉的故事，而贾宝玉的故事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回避父亲指教、缩在大观园女子群中的故事。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贾宝玉的这一表现确实可以说成对封建正统文化的反叛；然而，倘若从一个男孩人格成长的角度讲，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拒绝成年”的现象。
这是人格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这是青少年对儿童时代的眷恋，对成年的畏惧。
当我们一定要赋予贾宝玉过分明确的反封建色彩时，这其实在更大程度上只是贾宝玉在那个封建大家庭中人格成长的必然阶段，我们看到的是贾宝玉对整个成年人社会生活的畏惧
。
这种“拒绝成年”的青少年时期的特征，在任何时代差不多都会以反对当时的正统主流文化的性质出现。就像现在“拒绝成年”的少年会沉溺在他们所喜爱的流行文化中，从而对抗父母所要灌输给他们的正统一样，贾宝玉也必然寻到那些被父亲贾政所批判的浓诗艳词作为精神依托。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拒绝成年”的反社会、反正统、反父权的倾向有了真正的社会性、文化性意义。当这些小男女手中偷偷传递着《西厢记》的戏本时，已经表明他们与张生、崔莺莺同样是封建社会的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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