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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上。跟上。我不耐烦地往前蹭，就让这个马戏团做巡回演出吧。当我站在那里等待他们的胡说八道时，忽然心中对《古伯斯威尔在崩溃》产生了疑问。它也许根本就不是——像我曾相信的那样——关于社会秩序、法律与司法的崩溃，它只不过是一项很难的测验，目的是调查人的耐力，精确地测算出在使人不至于像根橡皮筋一样被拽断的情况下对人的惩罚极限是多大。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想法，只是如果我怀疑的是真的，那我不就是一头猪了吗？他们刺激我，激怒我，为的是试验我的极限……伯尼究竟在哪儿呢？我本不该在这地方呆这半个多小时……是啊，我不得不承认，人完全没有必要为了对一本小说进行修订而走极端，不管那内容是关于什么的。
“行啦。排好队。”监狱看守开了门。“上平台之后你们要站在中间位置。不让你说话就不准说话。听明白了？”
“好啦。齐步走。”我边想边像个机器似的跟着队伍走。“演出开始，伙计们。”我走得活像个模范囚犯。我被领进一间没窗户的光秃秃的屋子，除了我和“朋友们”站的平台被聚光灯照得雪亮外，周围一片漆黑。我紧张地朝暗处瞥了一眼，除了几个来回晃动的影子外什么也看不见，人影前有一面所谓单面镜的东西。
“三号，”一个声音突然叫道，“出列。”
停顿。
“三号。你。出来！”
“谁？我？”我问道。被叫的人在这五名罪犯中无论从哪边数都是三号。
“没错，你！”
我驯服地朝前迈了一步，两腿微微发颤。
“开始。我命令你大声清楚地说出你的名字。”
我当时又气又饿，所有人的目光全集中到我身上。我紧闭着嘴站在那里。
“讲。”为这场戏挑选演员的导演大声说，这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一个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做声音试听表演。“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
“快讲！”
“说！要么我们就来帮你把舌头掏出来！”一个声音在黑暗中恐吓我说。
“噢，长官，厄（我）的名字斯约赛·吉米艾，”我脸部肌肉抽搐着笑了。“你索的花（说的话）难听，难——”
“割他的舌头！”前排的一个流氓大声喊，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在场的话，他肯定特想帮着把我的舌头割下来。
“啊依，你斯索散（是说三）号？”我用依地语的数字说，存心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还斯索（是说）他，老板？”我的话音里暗示了种族歧视。
“好啦。三号，归队。”
“哦不，我不归队。既然你让我讲，那我就讲。”我的脸红得像甜菜头，愤怒的汗水顺着面颊往下淌。哦不，先生们，你们别想轻而易举地甩掉我。“现在我要问你们所有的人几个问题。比如说，”我火了，“我的权利呢？我的公民权呢？我的人权呢？”
“归队！”
“当然，我会归队的，可是宪法规定的属于我的权利呢？米兰达原则①呢？我的律师在哪儿？我的皮带在哪儿？没有皮带你打算让我怎么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假如我掉了裤子你们会以当众羞辱性暴露罪名逮捕我。这是诬陷。我都说清楚了，看着办吧！你们逮捕我是有理由的，对吗？上来吧，我给你们理由。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人——你们会为此而后悔。我要让你们为阴谋剥夺我的公民权而遭逮捕。我要上告，不光告城市部门和警察署，还要告你们每一个人。我要摘下你们的勋章，扣发你们的工资，我要……”三号不停地说下去，他被两个体壮如牛的汉子拉下台子拖出候审队伍送回拘禁室。“无罪拘捕，阴谋，野蛮！你们都可以作证。我要传唤你们每一个人……”
① 指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在审讯在押的嫌疑犯之前，侦察人员必须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不作自证有罪的供词，有权聘请律师并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等。
回拘禁室的路上我的监护人对我不是打就是踢；尽情发泄不满，惟恐我忘了他们。回来后还没呆稳我便又匆匆忙忙被从囚笼里提出来了。
“什么事？”我问。他们把我领到一张桌子面前，上面散放着昨天夜里扣留的我的全部行当。
“指控结束了。”那个瘦瘦的灰脸皮看守说。
“结束了？”我吃惊地问，赶忙抓过皮带和鞋带系好。结束了？就像刚才那样？我很惊讶，忽然想到一定是有某一位有权威的善人在帮助我。
签在这儿，他们说。我把名字草草地签上，匆匆跟在警卫身后走下楼梯穿过最后的几道门。
下一步怎么办？我边呕吐边想。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我看见谁了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商人和作家，大好人伯尼·考夫曼。他站在屋子那一端正盯着鞋尖专注地思考着什么。
“伯尼！”我高兴地说着快步朝他走过去，他心不在焉地瞅着这个准备与他的解救人拥抱的自由了的犯人——考夫曼先生脸色不好，又憔悴又难看，好像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看到了蓬头垢面的我，这位一向侃侃而谈的企业巨子，英语语言大家，结结巴巴地开了口。
“发——发——发生了什——什——什么事？”他口吃地说。他上下打量着我，警觉与惊讶使他的脸像霓虹灯一样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
“瞧，我真的十分抱歉不得不把你叫来。”我道歉说，对于把伯尼拉进我的生活的泥淖感到懊悔。
“警察对你那个了吗？”他往后迈了一步问道，也许为了站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也许想看一看我的褴褛与创伤——很难说是为什么。
“没有。没有。与我所经历的相比，跟他们在一起算是件乐事哩。”就是在那儿，我们双双站在警察所里水泥地上，我向他道出了一切，告诉他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我怎样被打与被抢，小流氓怎样一分钱也不给我剩，连汽车票也拿走了，后来我怎样在地铁里不知所措地徘徊，后来又怎样被警察带走，他们怎样指控我犯有流氓罪以及编造出来的一大套罪名。“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给城里的朋友们都打过电话，可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试了一遍又一遍，等等。等等。等等。连我的律师也上夏威夷度假去了——你能想象吗？到头来你是我惟一能联系上的，”我用尽了溢美之词滔滔地说，“我非常抱歉不得不……”
“好啦。好啦。”伯尼有点冷冰冰地说，我不敢肯定我们两人谁会相信这些鬼话。
“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你，”我笑着拿起他的手使劲摇了摇，然后飞快地朝门口走去。
“可是，你去哪儿呀！”他犹豫了一下喊道，紧随我后边跑下石阶来到布朗克斯寒冷的空气中。
“回家呀。”我理所当然地说。冷风飕飕地吹进裤子上的破口，我感到透心的凉。
“回家？你打算怎么到家？”
“怎么到家？”
“你的汽车票。我想它已经被人偷了。”
“汽车——？噢！对！”我尴尬地笑了，演戏似地拍了拍前额。
在去港务局公共汽车终点站的出租车里，一向健谈的伯尼一句话都没说，甚至不谈他的事，只是朝窗外看去。我心想，他生气了？讨厌我了？很难过而又不愿意表露他的感情？漠不关心？主啊，伯尼，你倒是说点什么好不好？
车子开到曼哈顿中城，计数器已跳到不小的数目。伯尼终于转向我柔声问道：“吃早餐了吗？”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骗他说。不过，在弥天大谎之中再多一个小小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如果我的估算是对的——我也认为伯尼该招待我一顿了。现在不利用一下，谁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我在想，倘若我们要分手，那就吃一顿再分手吧。
在50街中部，恰巧是斯泰芬把我撂下来的地方，伯尼让司机停车。伯尼把一沓钞票放在防弹挡风板下的小盆里之后我们下了车朝一个小餐馆走去。我强烈地意识到，而伯尼却并不晓得——在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考夫曼先生始终与我保持着距离。
接下来我们进了那间暖烘烘飘溢着香味的小饭铺，我像个孩子一样屁股在转椅上扭来扭去，伸手抓过菜单。我一口气向女招待点出我所要的：一大块带糖浆和厚厚的奶油的热蛋糕，附加熏肉，桔汁、热咖啡、一块鲜梅子蛋糕，再加一片西瓜。伯尼只要一杯咖啡。黑的，谢谢。伯尼小口呷着咖啡，小手指上的戒指一闪一闪地在发光。我开始大口地消灭面前的食物，偶尔抬头用我那双充满感激之情的狗眼看一看我的捐助人，同时在心中感恩戴德地摇一摇那看不见的尾巴。好怪，尽管经历了昨夜的可怕遭遇，尽管被拘禁，受到非人道的待遇，遭到羞辱，衣裳被撕破，又整夜没睡觉，我仍感到无比的快活——食物的愈合能力的活见证。不过在这种时刻苦是有人肯敲一下你的脑袋的话，恐怕感觉会更好一些。
“再要一些？”伯尼问我。这时我又开始表白感激之情，提出准许我像舔教皇的手一样舔一舔他那带戒指的手。
随后，用餐巾快快地擦一下唇边的饭渣，乘坐一小段路的出租车，又过了两三分钟，我俩双双站在灰狗长途车售票处前的队列之中，伯尼掏钱为我买了一张去古伯斯威尔的单程票。嗨，让人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我真不好意思。
“你真的不必等到开车。”我说，心中仍然充满了至少是宠物所具有的责任感与渴望，向伯尼保证我一定精心写好《心脏与处女膜》，只要这不是弥天大谎。“我已经耽误了您太多的时间。”我向他伸出手去，他今天第一次正视我，好像要从我身上看出些什么来。
伯尼看着我的眼球深处，寻找着他丢失了的什么。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怎么样，假使《心脏与处女膜》完全是杜撰的，纯属丰富想象力的产物，那会怎么样呢？假使伯尼根本没有对他那整日坐在家里织毛衣的贤妻不忠呢？假使，事实上，他从没有跟她有过性生活呢？伯尼表面上犹如华尔街那漂亮的建筑物一样，但却是个结过婚的贞男，将他的一切幻想都寄托在了纸上。这样的想法固然荒唐，尽管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这种事并非不会发生。我当然最终会查清事实，我想着便朝他脸上两个具有穿透力的棕色小潭望去，以期找出——正如利奥所言——所有肮脏的细节，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当心点。”伯尼点了点头，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神秘的微笑，然后消失在人群中。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然后朝售票处走去把票退了……19元35分。不小的数目，我想着把钞票叠起来装进兜里，然后朝布朗克斯的地铁走去……一点都不坏……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18
回到古伯斯威尔，我发现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总的说来：
跟原先一样穷的曼德尔夫妇正忙着把今春去地中海的海上一空中旅游安排得细致到了按分钟计划——曼博士刚被任命为校际评估委员会主席，工作日程满得连小便的时间都没有，这次是他与“家人”在一起的好机会，可以放松一下了。
我刚走，我母亲就打电话来了，他告诉维维卡，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她决定迁就我，下次我再进城时可以住进她家（只要我发誓严格地保持卫生并且不往地上掉渣滓）。
一个很大的精品包裹以快递方式从纽约寄出并先于我到达——维维卡打开盒子惊奇地发现那么多喷雾剂，量大得足以耗尽正日益减少的臭氧，还有一辈子都用不完的摩丝。
班迪诺夫夫妇，我过去的朋友和同事，打电话来说他们得到了国家基金会赞助的学术休假，将要去太平洋上的的卡卡岛进行令人振奋的考古挖掘工作，寻找一种现存蟾蛛在中生代的祖先的化石。班迪诺夫夫妇希望从排得满满的科研日程中忙里偷闲做做划水运动，打打高尔夫球。他们愿意邀请努德尔曼夫妇参加他们的告别晚会，条件是鄙人别灌得酩酊大醉，或者，在晚会上别干丢脸的事。
星期四那一天，古伯斯威尔镇上16岁的弗莱迪·范德沃克被怀疑用木棒打死了他的母亲。父亲和11岁的妹妹，仅仅为了用车问题发生了口角。之后弗莱迪打算烧房灭尸，但是因为大火被一位警觉的邻居发现，这一企图才未得逞。房子被浓烟和水所毁，但是旁边的车库里的汽车却完好无损。
回到家时前来欢迎我的有哭哭啼啼的马格努斯，他的运气真不好，居然一件属于他名下的玩具也没有。看来利夫又在控制玩具，拿玩具跟他弟弟做交易。倘若不是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对这种不公平交易进行干预的。另外，马格努斯对这严酷的现实认识得越早越对他有好处。
亚历山大·罗素，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古伯斯威尔大学的教授，今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吊死在古伯斯威尔镇自家的地窖里——罗素博士显然是对近来经济的滑坡感到困惑。
最后，尽管是最有意义的，贝蒂·曼德尔一整天都在为是用肝和洋葱还是用舌头做晚餐而犹豫不决。我说用舌头，维维卡则主张用肝。我看最好还是坐等结果出现为好。
诸位，以上概括了古伯斯威尔的全部新闻……虽说又有一条珍闻确定无疑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昨天下边邻居家的男孩之一告诉我，负责检查没有上许可证的狗的那个人来偷偷看过了。乔治发现他来了，便带上它到房后面的地里去，小狗在那里玩。他就在旁边挖了个坑，然后用脚把狗按在坑里，朝狗连开三枪，终于成功地打死了它。在我看来索斯基家采取的经济措施的确是节省3元捐钱的绝妙办法。下面我们该做的就是说服莫德把乔治干掉，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饭钱。
有趣的人们，索斯基一家。曾几何时，我曾用浪漫的手法把他们描绘成模范公民，吃苦耐劳热爱土地的农民。由于土地被侵占，不得不像养牛场的牛群一个挨一个地挤到工厂车间里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