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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简直是迷上了这样的舞蹈，光看已不过瘾，更要亲自下场，与碧桃对舞，一边舞一边歌：“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棱，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不知道他大跳拓枝舞时是不是也有胡人的狂放。一个个长夜就在这样的欢舞中飞一样度过，清晨检点，蜡烛滴落的烛泪堆得像小山一样。
我一直对寇准的长相颇感兴趣。有时想他的知名度不如包拯，可能一定程度上跟他长得没有包公那么有特色有关。按说寇准除了抗辽，还有许多斗官断案的故事，生活中可比包公有趣许多，可看书中他的画像，大都一派儒雅，须发皆白，简直令人失望。好像还看过一个葛优版的寇准，那实在跟我心目中的拓枝癫差太远了。
寇准还酷爱拼酒。还在太宗年间，他就曾跟皇帝喝得个一醉方休。在澶州前线他也喝，看他喝醉了酒酣然大睡，真宗心头反倒踏实。同僚及下属有些不善饮的人跟他喝酒不免叫苦。据说还有一个小吏因为跟他喝酒喝死了。直到一天，一个道士前来拜访，自称善饮，指明要和寇准单挑，寇准大喜，可与道士一对饮才知道，根本不是人家对手。一瓶下肚后，道士强要他喝，寇准笑道：“量不可加”。道士说了一句：“今后少劝人酒”，寇准喜欢劝酒的习性才得以收敛。
一直觉得遗憾，词牌中没有《拓枝词》，后来说的拓枝词、凉州词、竹枝词等，是当时燕乐的歌词，没有像其他曲调发展成为后来专门供文人填词的词谱。否则它应该是一种类似于《六州歌头》那样有着苍凉豪迈风格的曲调。
就是这样的寇准，狂到可以拉住皇帝的袍子让他听自己把话说完，可以逼着皇帝上战场，可是依然免不了宦海沉浮。两度入相，两度被贬。皇帝怎么能允许谁功高压主呢？何况还有小人，以他的性格只怕是敌人多过朋友。他也不是没有过妥协，为了挽回澶州前线丢掉的面子，重树皇威，真宗大搞天书事件，寇准明明知道那是自欺欺人，可为了保住位子，他一样迎合了，所以在民间他的形象是狡黠甚至油滑的。
在贬居道州的一个暮春时节，望着满园芳草，喜聚不喜散的寇准在庭院中摆下宴席，他邀约朋友共赏春色。席间他突然想起几句唐人的诗：“众草穿沙芳色齐，踏莎行草过春溪。闲云相引上山去，人到山头云却低。”莎是春天蔓生的野草，踏莎就是踏青了。心绪寥落的寇准写下了一首新词，并把它命之为《踏莎行》，即刻命乐工演唱：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黯淡连芳草。
此时的寇准满腹柔肠，情绪婉转，一副女子口吻，这跟那个澶渊决策的寇准委实判若两人。五代十国以来的花间词人们这时候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开宋词新一代风气的晏殊、欧阳修、张先、柳永还要晚一二十年才会出生。寂寞的文坛上，寇准、王禹偁等人，提笔填词依然笼罩在浓重的花间尊前的气息中。从寇准可以自己填词赋曲的创作来看，寇准的音乐修养不错，这跟他喜跳拓枝舞是一致的。虽然自古惜春伤春之作汗牛充栋，但这首《踏莎行》依然算得上出色，失意与怀君之情借女子口吻道出，虽无新意，但长空暗淡、芳草渐远的意境依然高致悠远。自寇准后，用这一词牌填词的作品多沿用这一路数。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这是晏殊的《踏莎行》，炉香静逐游丝转，酒醒后天色居然还没有暗透，人在愁中，光阴也似过得格外的慢。
寇准少年得志，十九岁就高中进士，此后虽然几起几落，但他毕竟功成名就，平生未曾有抑郁断肠的忧愤。诗文多凄婉深致好像和他豪放的性格不符，所以这曲《踏莎行》直到秦观的“雾失楼台”一出，才成绝唱：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园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男人最大的伤心事是没有成功的事业，千百年来未曾有过改变。所以后人说少游是千古伤心人。如果这个人还天生情感细腻，敏感多情，那更是非伤心不可了。少游没有寇准那样的好运气，几次考试都落第，等终于进士人也老了。大好男儿写了很多政论策文，虽说主要是为了投主考官所好，但从中也可看出治世安邦的志向。可惜，现在流传下来被人赞赏的大多是他的伤心之作，这可能也是后世人不由自主的选择。每次落第，秦观都回乡闭门读书，孤馆春寒，且还闭门苦读，年华如流水，隐隐有逃离尘世的意思，可我们知道少游偏是重情，不是对红颜，而是对他的老师苏轼。好不容易在国史院作了个校对一类的小官，又被视为苏轼一党，累遭贬谪，而他未尝有过丝毫怨言，难得的做人做得真。苏轼在秦观死后，痛自肺腑，将他“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题在自己的扇子上，悲道：“少游已矣，虽千万人何赎！”
东风吹柳日初长，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睡损红妆。 宝篆烟销龙凤，画屏云锁潇湘。夜寒微透薄罗裳，无限思量。
——其一
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拈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
——其二
秦观亦能自己度曲，这是他的《画堂春》，因为词中有画屏、画楼的字样，所以有了这样的名字。
画堂在诗文中出现是很平常的事，白居易在《三月三日诗》中有：“画堂三月初三日，絮扑窗纱燕拂檐”的句子，这可能是画堂春色较早的描绘了。唐时大凡豪贵之家皆雕梁画栋，豪华富丽的厅堂都叫画堂。其实在寇准原创的《踏莎行》中亦有“画堂人静雨蒙蒙”一句，如果不是那时寇准眼前莺飞草长，脑中想到那几句唐诗，他完全有可能将《踏莎行》取名为《画堂春》。只是同样是画堂，寇准笔下的画堂和秦观笔下的画楼含义并不相同，就像他们的性格与人生完全不同一样。
《踏莎行》和《画堂春》吟咏的内容和曲调上的起伏基本相似，大都是伤春之作，因人而有境界高下不同而已。秦观这两首《画堂春》好在“放花无语对斜晖”，比那些“好花堪折直须折”的伤春玩春之作，岂非两个境界？看到这样的句子，你会伤心着他的伤心，惜春人亦如春色，浑然忘我，这样春色淹留的画堂也似一个象征，读书人苦读进取也可说是为了有这样一座象征身份地位的画堂，而一旦被弃，画堂也成了禁锢雄心，消磨岁月的牢笼。
黄庭坚也作《画堂春》，没有春光妖娆，倒有秋意清凉。
摩围小隐枕蛮江，蛛丝闲锁晴窗。水风山影上修廊，不到晚来凉。 相伴蝶穿花迳，独飞鸥舞溪光。不因送客下绳床，添火炷炉香。
定风波与满庭芳
公元一○八三年，苏轼被贬到黄州的第四年，也是朝云来到苏轼身边的第九个年头，她已从一个小女孩长成小小的妇人，而他奔波羁旅的宦海生涯犹自漫漫无涯。近千年之后，我翻看苏轼的年谱，看他六十四年的生命中西来东去，南迁北移的足迹，真是辛酸。除了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那几年，他几乎不曾有过平静安稳的日子。黄州于他其实是一个好地方，于宋词更是一个闪烁着神采的地方。他在那里营筑雪堂，躬耕东坡，在那里酝酿千古绝唱，那一年中有两件事在遥远岁月中闪着凄恻而温暖的光芒。
那一年，他的好朋友王巩从被贬的岭南被召回，路过黄州来看他。王巩是苏轼的好友，是因为乌台诗案受连累而被处罚得最重的几个人之一，被贬到了遥远的岭南宾州。对于朋友们因他而获罪，苏轼心中是很难过的。他在后来为王巩的诗集作的序中曾说过一段话，真切地记录了他对于王巩的感情。当年因为他，王巩被贬，王巩一个儿子死在宾州，一个儿子死在老家，而王巩自己也差点病死，苏轼心中难过愧疚，心想王巩心里一定对他有所怨恨，都不敢写信去问候他。可没想到，王巩不但没有怨恨他，后来还把自己写的几百首诗寄给苏轼，非但不怨，且清平丰融，有治世之音。真正是不怨天不尤人。苏轼大为感动。被贬黄州前，王巩有一次到徐州看望当太守的苏轼，王巩和朋友们吹笛饮酒，乘月而归的潇洒被苏轼喻为“李太白死，世无此乐三百年矣。”
苏轼就是这样的坦白真切，说他可爱那是真的。就连给别人写序文他都坦诚如此，也有些小心眼，甚至软弱。但他从来不虚伪，胸怀敞亮如天地。在王巩从贬居地返回京城途中路过黄州来看望苏轼的时候，苏轼的心情可想而知，而在这次会面中，重点人物不是苏轼也不是王巩，而是一个叫柔奴的女子。
柔奴是王巩的侍妾，一如朝云之于东坡。
当年王巩被贬出京，只有柔奴随他前往。柔奴本也是洛阳城中大户人家的女孩，小时候家境不错，后来家道中落沦作歌女，被王巩纳作小妾，王巩待她亲厚，并未让她吃过什么苦。王巩落难之际，她毅然随行。在会面的酒宴中，苏轼见到了这对患难夫妻。于是有了那段著名的对话和那首后来千古传唱的《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做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乍见柔奴，觉得她愈发的美丽，岭南五年的湿热与风霜不但没有憔悴柔奴的容颜，反而让她更显妩媚清丽，生活显然是艰苦的，岁月如何能像她的笑容还有梅花的清甜？宾州该是他们的伤心地才对啊，苏轼转头向柔奴，问，在岭南生活一定很艰苦吧？柔奴笑着淡淡地说：“此心安处是吾乡。”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一语道破了天机，天机不过就是人心而已。
当年的王郎就被苏轼称作“琢玉郎”，是说他多情而潇洒，天都合该配给他一位灵巧聪慧的会做点酥巧食的女子。柔奴的歌声如炎日飞雪，荒凉湿热之地因为有了她的歌声而变得清凉，岭南的梅影映在柔奴的笑容和歌声里，一花一世界，一心一重天。有这样的女子，王巩何幸；有这样的朋友，苏轼何幸。命运在最大的不公平中有时会偶尔留下一丝温暖慰藉的余温，让人对这尘世难舍难弃，又好像一些另有深意的安排，一人一事都不是随便出现的，全看你心智够不够来领悟天意。
其实，这句话并不是柔奴首创，白居易说“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可见，柔奴是个知书识理而感性的女子，随遇而安、洞悉世事是男人的通达心性，她只是跟随他而已，与他共进退，这世间最简单的道理，没有繁复的心思和衡量，爱是肯定有的，但她亦未多想，想多了必然没有这般淡然随意。
公元一○八三年，另一件事情带着更加短暂的甜蜜和深深的忧伤。那一年，朝云为苏轼生下了幼子干儿。四十七岁的苏轼老来得子，他欣喜亦有忧，写诗道“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惜，干儿一岁就夭折了。小小的孩子长得眉眼极像他，是他那段日子里欢笑的源泉。苏轼悲从中来，朝云悲伤欲绝。她的悲伤是远远地超过了他的，他还可以慢慢淡忘，而此后她只是愈发地沉静了，跟着老尼学佛。朝云从来也未曾以歌舞词章取悦于他，只有一颗与他相通的心而已，而他看她的眼中更多了夫妻情分的怜惜。
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和王巩柔奴的这次会面好像成了一个预言，十二年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他和朝云的身上。他被朝廷一贬再贬，她跟随他，一路跋涉，也来到了梅花盛长的岭南惠州，而那竟成了朝云的最后归宿。没有黄州就没有苏轼，没有惠州也就没有了朝云，但那是后话了。
还是让我们停留在黄州，那个因为苏词而熠熠闪光的地方。在迎来王巩的前一年，苏轼还曾写下过另一首《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到“也无风雨也无晴”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们真能看到苏轼在黄州的历程。同样是被贬，同样是受诬陷，苏轼也不是超人，只是通达善于化解而已。这世间的苦难和险恶他一样恐惧忧虑，只是他找得到办法，通往圆满之界的道路无数条，他在尘世路路不通，在心的疆域他可以任意纵横。旁人因他只觉得快乐信任。在闭塞的偏远之地，他经常一个人穿着草鞋披着竹笠，驾一叶小舟，在山水间漫游，和打柴捕鱼的樵夫渔夫一起饮酒谈笑，喝高兴了还往往被那些喝醉了的农人推骂，他心头只是暗喜，终于没有人认识我了。
《定风波》是个老词牌，敦煌曲子词中就有：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场骋偻啰。手持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徳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这是一个武生对书生的诘问，平乱守疆还需仗剑天涯，你们书生有什么用？这是《定风波》本意。唐朝尚武，骨子里有股血性，鼓励文人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宁作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很能代表许多读书人的人生理想，边塞诗就是唐诗中仰天长啸的豪放派。敦煌自古多名将，《定风波》这样的教坊曲在晚唐仍然时时在教坊中演唱，只是它不再有初唐盛唐时候的赫赫声威。
到了五代，被欧阳炯毫无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