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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9日 颈椎病发
第三部分 电影·小白记忆第58节 死夜——写给Lesli
Depression。
多谢各位朋友，多谢麦列菲菲教授。
这一年来很辛苦，不能再忍受，多谢唐先生，多谢家人，多谢肥姐。
我一生没做坏事，为何这样？
——Leslie遗书
Leslie死了。
他死的那一刻，没人知道。
他死后，惊动全球。
报纸托我写一篇回顾文章。
明朝一早，就见报。
报上，头版头条，有人坠楼，血迹斑斑。
冷死的尸身上携有遗书。
我开始写。
我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
雨从下午开始下，纷飞着，没有停过。
应该在雨夜街头徘徊。
应该在徘徊中迷思。
十一点二十的时候，我写完。
写得惨不忍睹，写得很恶心。
没起名字，我就把文章发了出去。
扔垃圾。
我经常写垃圾、扔垃圾。
我很空。
我想早点儿睡。
好几天都没睡过好觉了，人像幽魂一样，在空气中飘着。
睡不着，睡不醒。
乱梦可否别再来袭？
有一些声音在我耳边旋绕，隐约的，尖锐的，逼仄的。
是什么声音？
喘息声？啜泣声？咬牙声？
神经的簌簌声？
痛楚的无声的声？
天很高，很远。
夜很长，很深。
什么样的叫喊都冲不破，什么样的飞翔都飞不出。
于是坠落。
坠落在长久的对抗后，坠落在瞬间的顿悟中。
看不看得到擦肩而过的飞鸟？
飞鸟眼中反映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万千道彩虹？
无数颗流星？
亿万个追梦人？
然后是碎裂的声音。
你的，我的。
所有隐痛的困惑的挣扎着的。
电影再见。
音乐再见。
他已无力继续。
他宁肯割裂。
很久了。
他恍惚，他低落，他无措。
他疼痛，他难眠，他分裂。
很久了。
不要再拿无聊死因制造话题。
他只是病了，病到了尽头，病入了膏肓，什么梦都无力做了。
于是他死。
最后和梦一起飞。
为什么病？
为何不治？
没有答案。
一切都是虚妄的，表象的，自欺的，无力的。
只能在心底追问上苍。
我做错了什么？
我十恶不赦？
我必须被救赎？
我还有救吗？
不要再问了，不要再说了……
大脑开始轰鸣，耳膜即将穿破……
胃壁已糜烂。
泪腺已枯萎。
纷纷乱，乱纷纷。
作家歌手明星投河割腕坠楼。
心理医生开枪自尽。
老兄，你在哪儿呢？
老兄，你要去哪儿？
老兄，你能救我吗？
老兄，你需要我吗？
我被这稀薄之声带向午夜幻境。
满目坟茔。
荒草疯长。
无花。
风继续吹。
我听见鼻翼抽动的声音。
没有人哭。
多好的安息之地啊。
无爱无恨无情无义。
不快不痛不言不语。
谁能打扰你的梦？
梦中
真实的阳光
正在洒落途中。
小白2003年4月2日凌晨
第三部分 电影·小白记忆第59节 九月的某四天（1）
1913年9月29日上海
电影就快开场了，郑正秋坐在新新舞厅剧场的前排左角，心跳如雷。他把上千度的黑圈眼镜摘下来，反复擦拭，眼前一片迷蒙。他无法想像，此时此刻，在剧场门口，慕名而来的观众正如潮水般涌动，几乎要将门厅挤垮。他们蜂拥而至，不是为了欣赏穿着MODERN DRESS的时髦舞女们大跳西洋舞，而是为了观看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电影。那个时候，电影还不叫电影，而被称作“电光影戏”。在《难夫难妻》之前，上海市民们对于这种崭新的时尚玩意儿的体验大多来自于外国人所拍摄的短片，而真正意义上的属于中国人的剧情片尚未出现（拍摄于1905年的《定军山》更像是一部文献记录片）。所以，由上海职业剧人出身的幕后编演人员所拍摄的《难夫难妻》即将公映的消息一经在《申报》登出，立刻便成为了城中热话，十里洋场的风尚追逐者们纷纷翘首以盼，终于盼到了9月29日首映日的到来。
郑正秋正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他重新戴上眼镜，天顶的灯光令他觉得目眩。副导演张石川坐在他身畔，双手轻扣，打着节拍，喃喃哼唱《空城计》中的唱段。对郑正秋而言，那曲调与唱词再熟悉不过了，他早已听出耳油，所有高唱低走起承回环都已溶入他血液之中，令他此生再难甩掉。那其实是引领他走上异样人生的向导。十数年前，郑正秋放弃了子承父业在繁华的小东门经营烟土生意的锦绣前程，却终日徘徊纵情于“满庭芳”、“丹桂茶园”等戏院，流连忘返，如痴如狂。他就这样成了一个浑然天成的戏呆子，《空城计》的唱片被他听坏了五张，到了1910年，厚积薄发的他开始在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上发表剧评文章，言之有物，自成一家，未几，便成了上海滩最有名的剧评人。
张石川哼完一段儿，又绕了回来，再次唱到“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郑正秋听得耳膜鼓涨，真生出了兵临城下的感觉，只可惜他不是惊才绝羡临危不乱的诸葛亮，而是弱不禁风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所以他意乱神迷，暗自彷徨。说实话，到了电影即将开映的此时此刻，他依旧搞不清楚“电影”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比于已跟他血肉相融的京剧和舞台艺术，他无法确定西洋镜后的黑白影画到底能否带给观众身临其境的震撼，他也说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机械的记录来代替真实的现场演出，一切对他而言，都是那么的极度自然与不可言说。他听戏，他写文章，他出了名，他成为改良戏剧的编导，他成为“电光影戏”的导演……那么的顺畅，那么的合情合理，可是，他其实只是喜欢听戏罢了，他其实只是喜欢在倦怠的午后于西厢房聆听俞菊笠、黄月山等名伶的唱段罢了，他何曾想在多年以后，人们会在他头上戴上“职业剧人”、“言论老生”等闪光称号，以至于一个名叫依舍尔的美国摄影师和机会主义分子不远万里慕名而来，拉他入伙，请他执导一部名为《难夫难妻》的“首开家庭伦理剧之先河”的反封建电影。
但是过去的一切都无关紧要也不容回头了，郑正秋明白，今后的路将更为开阔也更为叵测，今夜的电影首映将会成为承前启后的决定性因素。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光线斑驳的西厢房去聆听名伶们的唱段了。耳边，张石川停止了吟唱，演员王病僧和丁梦鹤在窃窃私语着什么，在他低头看表的同时，剧场的大门打开了，旧上海的男男女女们一拥而入，顷刻间沸腾成一片人海。
从这夜开始，由亚细亚电影公司出品的固定机位的《难夫难妻》连映三天，观者如云，街知巷闻，郑正秋一时风光无俩。尔后，身为“著名电影导演”的他编导了包括《二八佳人》、《热血忠魂》、《女儿经》等经典影片在内的数十部电影，直到病死于1935年。
1969年9月4日里约热内卢
1969年，是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古拉特政府建立军人独裁政权后的第五个年头，全国一片白色恐怖。9月4日，巴西全国解放者联盟和10月8日革命运动组织（MR8）在精心策划后绑架了美国驻巴西大使埃尔布里克，以此胁迫独裁军政府释放被关押的巴西政治犯。经过四天紧张的斗争，左派游击队取得了胜利，军政府被迫以释放十五名政治犯的代价置换出了被绑架的美国大使埃尔布里克。十五名政治犯最终安全流亡到了墨西哥。随后，军政府加剧了对左派的残酷镇压，许多革命党人死于酷刑，很多革命者被流放国外或是转入了地下斗争。
绑架行动中的一分子费尔南多·加贝拉在晚年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成了回忆录，1996年，巴西著名导演布鲁诺·巴雷托根据此回忆录拍摄了电影《九月的某四天》，记录了这次永存巴西革命史的“美国大使四日绑架事件”。
电影当然是用来书写人性的电影。费尔南多是个文学气质丰盈的热血青年，他和同组织的革命者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足以媲美同年登陆月球的人类英雄。在革命之初，他们激情四溢，大公无私，坚韧不拔，拒绝儿女私情，置生死于度外，以为黎明前的黑暗很快就会被自己的努力所打破。但黑暗时期的人性是何等复杂莫测，所以革命过程中充满了凶暴、怀疑、自私、压抑、非理性，乃至失控的歇斯底里，于是造就懦弱、背叛、离间、投降、以及最终的放逐与逃亡。友谊变质，爱情死亡，勇气磨灭，理想褪色，到头来，死里逃生的革命者们背井离乡，流亡异域，满目荒凉。风雨过后，他们真的就成熟了伟大了吗？
谁都不敢奢谈什么成熟与伟大，正如本片导演布鲁诺所说：“我没有将它拍成一部说教性的政治片，而是描述了卷入这一特殊事件的各种人物的恐惧、激动和紧张的情绪。”没错，那只是一段经历，事关青春，事关理想，事关成长，过程的独特意味远大于其众说纷纭的终极意义，至于大时代背景下的热血青年，终非你我所能虚妄代入。
被关押的美国大使埃尔布里克在电影中安详平静、温文尔雅、谦和有礼、深情脉脉，俨然是完美人格的化身。这当然是传记作者也即绑架者之一的费尔南多的感觉，同时也是导演布鲁诺用心塑造的结果——费尔南多因为绑架行动所带给埃尔布里克的无辜伤害而心生愧疚与怀疑，这愧疚与怀疑让埃尔布里克在他眼里呈现成伟大的宽容者和精神安抚者的形象，而布鲁诺的用意当然是为了让观众产生同情心，从而去思索人性的无理性与革命的荒诞性。
但事实往往是背离电影初衷与创作者的情感取向的。事实上，1969年9月4日及其后三天，是埃尔布里克一生中最灰暗最恐怖的四天。这四天，他徘徊在生死边缘，惊心动魄，失魂落魄，精神极度受创，不可能继续扮演脱俗儒者的主观形象。死里逃生之后，他成了惊弓之鸟，很快告老还乡，恍然离开了事业的重心和惊心地巴西。三年后，他便一病不起，驾鹤西去了。
第三部分 电影·小白记忆第60节 九月的某四天（2）
1986年9月x日纽约
当晚钟阿城去林肯中心观看胶片版的《童年往事》，于门口再遇侯孝贤。侯孝贤还是老样子，矮矬的个头，头发密密盖在脑门上，双目精光四射却又血丝密布，令人莫测虚实。于是便合影留念，由焦雄屏充当摄影师。不曾想阿城的相机不争气，后来洗出的照片竟然一片模糊，于是只好自嘲曰“写实主义的闪叠风格”了。看完片子后众人驱车去旅居纽约的台湾散文家张北海家小聚，一路倒是沉默着的。且看车窗外的光影夜市都往后倒去，心里的话兴许都付与虚空了吧。钟阿城那时候说到底只见过侯孝贤两次，再加上是从大陆过来的，与其他台湾影人都不大相熟，因而心里有些跌宕，饶是一派大家，也不由尴尬起来。心神涣散之间，他想起了夏天时候跟侯孝贤的第一次见面，那是在香港，方育平导演在夜里开车载他去拜会心仪之人，路途短暂，他却感觉跑了许久的光景似的。那夜黑漆漆的，待到目的地，钟阿城下车站于暗处抽烟，然后方育平就带着侯孝贤还有柯一正过来见面。侯孝贤话一出口，钟阿城就分辨出那是《童年往事》中话外音的声音，正如一个男子揉着眼睛自言自语的感觉。这声音登时又让他想起当年春天的事儿，陈凯歌的朋友荣念曾带他到北京友谊宾馆看《童年往事》的录像，不经意间便听到一个男人的话外音，懵懵然甚是受用。想不到五六个月后阿城竟然在纽约听到了电影以外真实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一个短小精悍的台湾导演，他拍过《童年往事》，拍过《恋恋风尘》，拍过《风柜来的人》，至于《悲情城市》的诞生，则是以后的事儿了。
夜街灯光闪过一片，众人就到了张北海家。大家东拉西扯，又拍了若干照片，然后各自归巢。当夜钟阿城宿于旅美画家陈丹青宅，两人同看《恋恋风尘》和《风柜来的人》的翻录带。反复看了两遍，有咖啡相佐。两人均觉妙不可言。
那夜钟阿城兴许做了一个梦，梦中浮动着多年前的农村风画，土地是硬的，黄的，人们是黑的，瘦的。那梦毫无甘苦之味，倒有新茶之香。真是人生如一梦啊。
后来照片洗出，阿城不由苦笑。原来不仅在林肯中心前的合影一派模糊，就连后来在张北海家的照片，也是影影绰绰不辨张王李赵。钟阿城后来在文章中写道：这侯孝贤果然厉害，有他在镜头里，大家就都不清不楚的了。
2001年9月19日北京
好吧，我又开始回忆。我只属于回忆。我回忆的是，2001年，9月19日，申奥成功两月后，夜八点，电影频道放港片，《你是我的英雄》，硬挂头衔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