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
带领军统北平站参加和平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统少将站长徐宗尧到清河农场学习。
徐宗尧在一月二十三日下午才见到王代表，他没有客套，直截了当地把近日的情况汇报了一下，主要是把释放政治犯一事详细做了交待。
“只可惜，王蒲臣这家伙让他跑掉了。”徐宗尧最后惋惜地说。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一个最大的胜利，加之北平的军、政、警、特人员也大都顺从了这个大局，这就保证了人民政权顺利接管这座古城，至于个把顽固的敌人走掉了，也实在不足为虑。相信他们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
接着王代表又肯定了徐宗尧的诚意和所做的工作，并且布置了下一步的工作，主要是：一、把北平站特务们手中的武器集中起来，派人看守好，准备移交，干万要避免武器散失；二、尽可能继续做好特务们的工作，不要以为宣布投诚了，事情就完结了，这些人多数是有罪恶的，思想上不会一下子转过来，要宣传我党的政策，让他们放下包袱，同时也要防止有人继续作恶；三、准备做好北平
站人员的登记工作，这项工作可以在解放军进城后再进行；四、将北平站的财产如数封存，等候移交人民政府。
最后王代表说：
“关于潜伏特务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是王蒲臣在捣鬼，你可以不必花精力去管这个问题，我们另有同志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你放心，我们的政权是代表人民的，是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的，即使有个别狡猾的特务分子潜伏下来，他必定会陷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包围之中，最终也难以施展他们的伎俩。”徐宗尧听王代表这样说，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于是他忙着去做王代表布置给他的几件事情。
正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人民解放军正式进入北平，经过一番准备，二月三日解放大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东北野战军四纵一个师和特种兵六个团奉命参加这个载入史册的隆重庆典。入城式总指挥是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早已在南苑机场集结待命的参加入城式各部队，听得一声嘹亮的军号，各个精神抖擞地列好队形。这天刮着西北风，天气冷峭，而战士们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个个心里有一团火。七点钟，一声令下，各种坦克和战车轰轰地发动起来；八点钟，解放军的军车列队开到永定门，排着整齐的队形向繁华的前门大街进发。这时，前门大街上，前来夹道欢迎的北平市民人如潮涌，他们打着红红绿绿的小旗子，站在街道两旁，含着欣喜的热泪，欢迎人民自己的军队进入这座古城。
威武庄严的队伍在群众的欢呼声中缓缓前进。九点钟，队伍开到前门箭楼附近，大队整肃地停了下来，军旗在北风中呼呼拉拉地作响，欢迎人群中发出的声浪也渐平息下去，历史在这一时刻停下来，伫立观望。九点半，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仁、刘亚楼等同志登上了前门箭楼。
十时整，入城式总指挥刘亚楼将军在前门箭楼上高声宣布：
“庆祝和平解放北平，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式正式开始。”接着四颗照明弹升到空中。作为先导部队的装甲团团长丁铁石坐在第一辆装甲车里。
“出发。”他发出一声短促有力的命令。
入城部队的军车整齐威严地开过古老的前门箭楼，这时欢迎的人们再一次狂热地欢呼起来，人们热浪般涌到战车前，热情地和刚刚洗净满脸征尘的战士们握手，有的围住炮车扭起秧歌，有的攀住炮架，站到炮车上高呼口号：
“庆祝北平解放！”
“欢迎解放军！”
学生们把早已写好的标语纷纷贴到战车上、大炮上，解放军的战车载着人民的五颜六色的爱戴行驶在古城的街道上。
钢铁洪流的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地通过东交民巷。这个自一九○○年《辛丑条约》以来一直为帝国主义盘踞的使馆区，今天，在人民解放军开过来时，显得格外死气沉沉，帝国主义的领事馆个个窗门紧闭，窗帘遮掩着他们惊恐的目光－世界从这一天起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北平，来看中国！
入城部队按预定路线进行着，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阵欢呼的热浪，一些青年学生尾随在大军的战车后面，形成一个欢乐的游行队伍。
直到下午五点钟，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才由广安门出城。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是北平人难忘的一天！
入城式以后，人民政府开始正式接管北平。北平市公安局二处正式接管了保密局北平站。徐宗尧将北平站的各项清单交给了北平公安局二处处长冯基平。二月三日，北平站自愿向人民投诚的一百多名特务分子都在鼓楼后马厂十号集中，市公安局决定先将这批人员送到清河训练大队学习，然后再分配适当的工作。
当晚，徐宗尧被批准回家收拾一下行装，这时候，冯贤年来了。
“我们算是上了共产党的大当了，他妈的这帮家伙，一点信义也不讲。”
冯贤年见了徐宗尧就阴沉着脸说。徐宗尧吃了一惊。
“老兄何出此言？”他问道。
“你还傻呢？什么学习？说着好听罢了，那明明是劳动改造！跟他妈关大狱没什么两样。”冯贤年说。
“老兄是不是太多虑了？”
“多虑？我一辈子算计别人的主儿，这么点小把戏能看不透？明明是拿咱们当敌人看待嘛。说什么既往不咎，放狗屁！”“我看咱们也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说是学习，然后再分配工作，并没有说别的嘛。再说像咱们这样的人，脑子里的东西跟人家共产党的一套不大合套儿，也该学习学习。”“嘿，你这个人，给个棒槌就认真！好好，你去学习学习吧，我他妈的可不甘心。”
徐宗尧听冯贤年一个劲地打破头楔儿，嘴上说的是一样，其实心里也在打鼓。
“那你打算怎么办？”他问道。
“去学习学习呀，还能怎么办？”冯贤年看出徐宗尧心里也活动了，反而故意卖关子。
“老兄，现在你我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还用得着打哑谜吗？”他将了一句。
冯贤年一声不吭，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字：
逃。
“跑？跑哪去？那边也容不了咱们了。”
“用毛泽东的办法，上山打游击。”
徐宗尧听了摇了摇头。
“算了吧，听天由命吧。”他叹了口气说。
“哼，我老冯从来不信命。”冯贤年说。
冯贤年走了之后，徐宗尧觉得心里一阵烦乱。
当初，他和王代表接触时，曾经考虑过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深怕共产党不会原谅自己，当王代表诚恳地表示欢迎他投诚过来时，他也曾为此而深深感动，反省到自己的罪行，他也确曾在向冯基平处长移交北平站的清册及武器财产时表示过愿意有个学习的机会，以便今后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可是，当公安局真的准备安排他去学习时，他内心又有那么一点不快，仿佛是受了不公平待遇，听到冯贤年的牢骚，他虽不敢明确表示深有同感，但是，心里同情冯贤年，又可怜自己，甚至产生了一种前途莫测的消极情绪，只是，他不敢也不能同意冯贤年所说的“上山打游击”之类的狂语。
学习是怎么个学习法？自己的前途又究竟如何？他深深地忧虑起来了。
他的女儿，因为北平解放显得格外高兴，整天出来进去地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和他的心境很不和谐，只有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妻妾姐俩理解他的心情，妻子积极为他准备行装，一边不无悲戚地念叨着：
“忍吧，好歹别招来杀身之祸就好。”
他也理解妻子，她似乎对生活已没有太大的奢望，只求一家平安，好歹打发走余下的日子，把孩子拉扯大，今生的愿望就算全部报偿了。
这又使他对人生略有参悟：如果当初自己不出来做事，只守着祖上传下的几亩薄田，亦耕亦息，当不悠游自在？既然如此，什么名位，什么俸禄，全是身外之物，大不了仍旧靠一双手，养家口，于世无补，亦于世无害，无福也无祸，劳动改造又怕什么？这样想着他的心情又好了一些。
第二天早上，他必须按时赶到马厂十号去报到，公安局准备了
敞篷卡车，送他们去清河训练大队。
他早早起身，准备出发，妻子比他起得更早，已经用家中剩下的一些澳洲粉给他做了一碗香喷喷的肉丝面。他心中从未这样感动过，他深刻地体会到，家，对一个人的重要，这是艰险的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温暖的驿站和避风港。为了妻子，为了孩子，为了自己的家，今后应当如履薄冰地度日才是。他心中万念俱灰，只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思想，算是支持他的生命的支柱。
“你放心，我不会有什么事情。”他从妻子手上接过那碗面条时，这样向妻子表白。
妻子热泪盈眶，但她强忍着。
“多保重吧。”妻子哽咽地说。
弄得徐宗尧一碗极好的面也没吃好。
这一幕倒像是生离死别。不大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还在梦中笑呢。
徐宗尧按时赶到了马厂十号，公安局二处侦讯科的任远科长亲自来为他们送行，临别时，任远科长诚恳地握住徐宗尧的手说：
“徐先生，专心学习，将来你还会对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的。”这给徐宗尧灰暗的心理上增添了些许温暖和光亮。
敞篷汽车在郊区的土路上行驶，车后卷起一团团迷雾般的沙尘，但是前边的路仍旧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附记
本书宗旨在于记叙北平解放前后，保密局北平站大部分人员起义投诚和部分顽固分子被歼灭的过程，到此这个大题目算是告一段落。本来所谓纪实文学，无非是将人物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段落、一个侧面展现于读者面前，不可能真正做到“有头有尾”，如若追求那种“完整”，将哪怕一部分生活“从头到末”忠实地一味叙写下去，那怕是一辈子也作不完的，就是一个人物，如果从他的生写到他的死，也怕所有材料难以按艺术规律构置篇章，而且读来亦索然无味矣。
然而，偏偏有好奇心极强的读者，不免于掩卷之后发出“后来呢？”的悬想，为满足这部分读者的心理，本章特将书中有些重要人物的下落补叙于后，赘为一章，是为尾声。
王柏同志于北平解放后，按上级指示，继续“潜伏”下去，以保持和南京保密局的联系，他伪装成一个名叫玉盛永的油盐店伙计，“潜伏”下来，后来，他按王蒲臣的指示，去和西什库教堂吴神甫接头，发现这个吴神甫原来是一九四八年初由南京直接派来的特务，原来从那个时候起，毛人凤和王蒲臣就已经做了一旦北平易手的准备。王柏通过这个吴神甫与王蒲臣恢复了联系，按王蒲臣的指示展开活动，并向南京方面提供了不少“高质量”的情报，曾得到保密局的嘉奖。
直到大军渡江时，毛人凤和王蒲臣已策划南逃，王柏和吴神甫
这个潜伏组，才“意外”地被北京市公安局侦破，而王柏非常机警地摆脱了公安人员的追捕，和吴神甫秘密潜逃到天津。北京公安局只抓获了八名非骨干分子，起出了一部地下电台。
不久，保密局在天津的一个潜伏组也站不住脚了，毛人凤下令将重要人员南撤，王柏也在其中。不久，王柏随保密局撤至台湾
徐宗尧到清河受训以后，他原以为经过一段学习和改造，政府就会分配给他一份工作，因为当时他才四十多岁，可以说正年富力强，又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可以为新中国做些有益工作，可是他这一“学习”，一下子就是十三年，直到一九六二年，北京市政府才解除他的学习生涯，安排到市政协任政协委员。
这件事说来很难理解。据徐宗尧之子徐明理讲，一九六二年，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刘仁，见到山西大学一个人写的文章中提到了军统北平站起义，才询问徐宗尧的下落，这时北京市公安局的人才告诉他说还在清河学习呢。刘仁说，徐宗尧将军是起义有功人员，应当安排适当的工作嘛。
于是才把徐宗尧从农场接回来，安排到市政协工作。徐宗尧后来历任北京市政协三、四、五届委员，终于有了为祖国和社会主义尽他应尽的义务的机会。
关于徐宗尧的历史结论，一九八七年五月北京市公安局曾有一个文件是这样写的：
经复查：徐宗尧原系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负责人，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与中共北平市委城工部取得联系，并对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向我局登记。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徐宗尧属于原国民党起义人员。现决定，撤销我局一九四九年二月对徐宗尧集中管训的决定，予以纠正。
这个文件把一切都交待得很明白，我们就不再说什么了。
徐宗尧于一九九○年十月十八日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五岁。
另一个应当交待的人物是参加策动军统北平站起义的池峰城将军。
池峰城将军于一九四九年初北平解放后被捕，当时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及城工部敌工人员孙国梁、李颖等都住在北长街八十一号池峰城家中，他们对池的被捕也大惑不解，特别是一直在池峰城身边工作的李颖对此事极为不满。可是当时刘仁的地位不高，连北平市委委员都不是，而进城后掌握北平权力的又不是城工部的人。
李颖曾三次找到某负责同志为池峰城说情，均遭拒绝，理由是池在保定任警备司令时，曾杀害过我党社会部敌工人员。据李颖证实，杀害我党社会部人员的主要责任者应当是河北省警察局长军统高级官员杨清植，可是李颖的申辩不仅没有奏效，自己反而被审查，结果从北京市委工支科给清除出来，到北京三中当了教导主任。
池峰城被捕时，正在和余心清打麻将，他一点也没料到共产党进城后会对他采取行动。本来，他在台湾也买了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