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尧虽然也风闻傅作义与共产党的和谈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可是听到这个消息，而且是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亲口告诉他的这个消息，仍然感到如石落地般的稳妥，像是定神丸，使他那脆弱的神经得到了镇定与神奇的力量。
“这太好了。”
“是呀，是件大好事呀，古都北平可以免遭炮火的灾难，人民也免受一场涂炭，凡有良知的中国人必定会为此而弹冠相庆的。”徐宗尧高兴过后，又想到自己办的几件事情。
“可是，王代表，说来惭愧呀，你对徐某提的几点要求，现在还没有落实呀。这全怪徐某无能。”
“不不，徐先生，我们对你是相信的，可以说毫不怀疑你的诚意，当然，你的处境困难，我们也有所了解。有些事情，现在开始办也不为迟嘛，我预料，和议正式签定后，傅作义将军会公开这一情况，那时，你更可以放开手脚去干啦。”王代表说。
“是呀，将北平站的人员与财产移交给贵方，我已做了一些准备，我想傅总公布了和议成功的消息后，会更顺利些，不过有一个情况是徐某始料不及的。”
“还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吗？”
“很严重了，王蒲臣这老贼已下令，秘密处决政治犯。”王代表听了这个消息，脸上马上显出紧张的神态。
“什么，这个消息确实吗？”王代表急切地问。
“是这样，我本来想提前释放政治犯，为此我还特地拟了一份公文，叫华北剿总去批了一下，可是，批文送到看守所时，出了一点岔子，那个看守所的所长，原是王蒲臣的心腹，他并不肯听从我的指挥。
他竟然违抗我的命令，并且拿王蒲臣。。。。。。”
徐宗尧太急于洗清自己了，连珠炮似的忙不迭地叙述事情的来龙去脉。王代表实在忍不住了。
“徐先生，你的为难处我已经晓得了，现在要紧的是这件事必
须设法制止，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向上级报告。”
王博生打断了徐宗尧的冗长陈述，说完拿起围脖和礼帽就要走。
“另外，请徐先生丢掉一切顾虑，尽力设法阻止敌人的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动。当然，我们也会设法这样做，时间的关系，我先走了，我会很快与徐先生联系的。”王博生走到门口又对徐宗尧说。
“那么，关于人员名册和武器及仓库内的财产，还有。。。。。。”徐宗尧追着王博生的屁股说。
“这些事改日再谈。”
王博生已迈出了池家的大门。他走了之后，徐宗尧才回过味来，原来人家一听王蒲臣下令处决政治犯，心里急了，要忙着回去向上级汇报，自己还啰啰嗦嗦说什么别的事？看来当前最要紧的事就是保护这批政治犯，那是他们的人，人家当然动心啦，自己如果在这件事上出一把力，可能会赢得对方的好感的。
王代表说什么来着？要丢掉一切顾虑，对，和谈协议已签字了，还顾虑什么？回去马上想办法去。这样想着，他也立刻披上大衣告辞了池峰城出来。
徐宗尧回到站部，立刻找自己的心腹秘书来，因为这个秘书曾随他到看守所去传达命令，这件事是门儿清的。
“周武这小子不听号令，你看我马上下令撤了他，行不行？”“行是行，可是这个时候，您派谁去当所长呢？去了所里的人会听他的吗？”秘书说。
“这倒也是，可是处决政治犯这件事必须制止。”徐宗尧说。
“不过您也别太着急，据我所知周武那里的武器弹药准备不足，他正在向守城部队借调，可是，凭他的面子，谁肯给他？他还在转腰子呢。”
“这是你猜想的，还是真实情况？”
“当然是真的，我也盯着这件事呢。”
“好，这就有缓，你看这么办好不好，先给剿总的王主任去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请他下个令，不许部队调弹药给周武，然后再想办法。”
秘书笑了。
“站长，我已经给王克俊主任去了电话。”
“什么，你想到我前边去了？”
“我跟您想到一块儿了，王主任答应给附近的守城部队通话，一律不许动用枪支弹药。”
“好，这样，明天我就组织人去解决周武。”徐宗尧说。
其实，在这个时刻，王蒲臣的难受劲远远胜过徐宗尧。他想的是叶翔之来北平交给的任务，现在有两件已经落空，其中刺杀何思源是总裁的密令，回南京后已经不好交账，如果处决政治犯一事再办不成，到了南京，毛人凤指不定会怎么对付他，特别是老蒋已经有点输红眼了，听说东北一仗失利，本来是他亲自飞到沈阳指挥的，结果他倒赖上了卫立煌，要问他的战败之罪，我在他眼中又算个老几？闹不好，老家伙拿我开刀，到时候脑袋掉了按不上。王蒲臣想着自己的结果，不寒而栗，现在他只好把赌本都压在处决政治犯一事上。
一月二十日晚，王蒲臣也从剿总内的军统人员那里得到了二十二日上午和议签字的消息，他的心让火烧着了，滋滋地淌焦油呢“。周武吗？我交办的事你干得怎么样了？”他抓起电话给看守所所长周武通话。
“正在抓，抓紧办，办理。”
“怎么，还没办完吗？”王蒲臣的话音里带煳味了。
“说，说着容易！二，三百来，来号人，我，我不能一，一枪都毙，毙了，再，再说，我这儿，只，只有不到一排，排的人马，连，连个重，
重武器，也，也。。。。。。”
“你跟我废什么话？显得你嘴皮子利索是不是？今天后半夜，全部政治犯都得解决掉，明白了？这是死命令，否则，提头来见。”“站，站长，喂，站，站长。。。。。。”
咣的一声，王蒲臣把电话摔下来。
笨蛋！吃货！他心里骂着。
可是骂人也好，摔电话也好，发脾气也好，全不解决实际问题，周武确有周武的难处，他手下人少，而且看守所原是关押政治犯的，严密固然够严密，可设备并不很先进，二百来名政治犯全关在两座二层的监房中，大监关押十来个人，小监关押五六个人，除了共产党地工人员和嫌疑犯之外，还有一些学生、工人、店员等，这些人多是年轻力壮，而且一半多的人没有上镣。这些犯人手无寸铁是不假，可是要一下子全杀掉，也非易事，动手时如何动作？把人都集中在院子里，四面用卡宾枪一把，倒是快当些，可是，你敢把人都放到院子里吗？万一他们识破了，只要大家一起哄起来，抢枪、推墙、砸大门，二百号人谁能保证不闹翻了天？那么堵在每个监牢里干吧，你也只能先从一处干起，别处听到动静闹起来，砸了铁门逃窜出来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说，还有一部分弟兄，根本不愿干这件事，得设法安抚或诓骗守卫的弟兄们，这也不太容易。甭说武器、弹药也很成问题了。
二十日夜里看守所并没有传出枪声，犯人们对他们将面临何等命运，一概不大知道，他们消消停停地睡了一宿的安稳觉，又迎来了一个旭日高升的早晨。
周武红着眼在自己办公室中踱步。
铃－
电话又响了。王蒲臣如索命的判官，按时来催周武的人头。
“不行，我周，周武，对，对党国负，负责，那么办、不，不成，就不成，万一炸了狱，麻烦就大，大了，没把握的事，我，我不干。”
“嗡嗡嗡，哇哇哇。”王蒲臣的声音很大。
“那，那就随你了，反正死，死也只－能死，死一回。告诉你，你吧，明天后，后半夜，我，我周，周某，跟他，他妈，妈的这伙人，同，同归于尽。”
王蒲臣大概真想要周武提头去见他了，可是无奈周武的脑袋长在他自己的脖子上，而且此脑袋装载的所有零件至今齐全，而且一成不变，他的个性，他的处世原则，他的思维方式等等仍旧在有效地行使职权，指挥着他的一切行动。
周武对党国的忠诚是天日可鉴的，他并非有意拖延，而是他不打没把握的仗，他要组织好行刑队，要准备好重武器和行动方案，他要布置两道防线，他要做到万无一失，他的不很灵活的头脑中已经策划好的一切，有如石雕铁烙一般永铸在他的神经上。他的行动时间表，也是固定不可更改的，他只能最早在二十二日夜完成布置。不管王蒲臣多么急，也不管他如何处置周武，此君是“臣脑固如冰”。
天知道周武的笨脑筋里是怎么想的，一月二十二日早晨，他竟把看守的士兵召集起来说：
“今天全，全体轮，轮流放－半天假，弟兄们可，可以好，好好去乐乐，每，每人赏，赏给五块大，大洋，晚，晚上弟兄们要，要干，干点力，力气活，把，把精，精神头，养，养得足足的。”
第三十三章 接关系王柏喜出望外
军统狱中关押着佘涤清、赵凡等重要人物，崔月犁听到敌人准备大屠杀的消息，像咬了手指般难受，他决定动用最后一个秘密交通员。
真是不咬谁的手指头，谁不知道疼，王博生听到军统特务准备屠杀政治犯的消息，再也无心听徐宗尧从头道来地给他解释，他心里一阵绞痛，他得马上找上级汇报此事，说什么也得赶在特务们动手之前把狱中的同志解救出来。
他从池峰城家告辞出来，径直来找崔月犁，王博生发现一向乐观好说好笑的崔月犁同志脸上布满了阴云，他疑心崔月犁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
“崔月犁同志，我从徐宗尧那里得到了一个不大好的消息，北平站原先的站长王蒲臣要对政治犯下毒手。”王博生还是把自己得到的情况向崔月犁讲了。
“知道了，我原先也没料到情况会这么复杂，本来在与傅作义谈判时，刘仁同志曾来电特别指示要跟他讲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尤其是佘涤清同志和赵凡同志，最好安排早点让他们出狱，可是，不知是傅作义忽略了这一点还是怎么，竟闹出这种事态！”崔月犁说。
佘涤清同志是地下党学委的书记，四八年十二月底被捕的；赵凡同志是地下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书记，平委遭到叛徒出卖
时被捕的，赵凡同志在北平已是第二次入狱了，第一次是四八年夏天，赵凡同志到永定门内一个住户去找一个叫孙春元的地下党员接头。结果孙春元恰好在前一天晚上被敌人逮捕，他走进去后就被蹲坑的特务抓捕，因为赵凡同志说是找户主买麻绳的，特务们又没发现别的证据，只当嫌疑犯押了起来。那次，地下党通过一个关系很顺利地将他保释出来了。谁知后来叛徒出卖了他，他又一次被捕入狱。
这些同志都是与崔月犁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现在，得到了这个坏消息，他能不忧心如焚吗？
“现在得想个办法才是。”王博生说。
“我已经派李炳泉同志设法跟傅作义沟通一下情况，请傅作义派部队保护军统看守所内的同志们。可是，现在还没得到回答，估计傅作义现在也忙得不可开交了，明天上午他要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公布和议条文，估计老蒋嫡系的两个司令李文、石觉还得跟他捣蛋，下午陶铸、徐水、戎子和三位同志就要先行进城，和傅作义研究城内部队开出就编的一系列问题，就怕他现在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
“这倒也是，在傅作义看来，几个政治犯是小事一桩，恐怕他从来没重视这件事，光倚靠他也不行，还得靠咱们自己的同志。”“是呀，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们与打入军统内的王柏同志又断了联系。”
“怎么回事？难道他暴露了？”
“不，可能是交通员出了问题，现在我正通过另一条线在恢复与王柏同志的联系。估计可以很快联系上，如果那样，我看这件事就好解决。”
原来地下交通员老曹去世的消息，直到现在，上级党组织还不知道。负责与老曹接头的是地下电台的交通员吴德宽同志，老吴一连几天没有得到老曹传来的情报，就疑心老曹出了问题，他把这个
消息告诉了崔月犁的交通员徐书林，徐又转告了崔月犁。由于当时地下工作的纪律相当严格，交通员只许单线联系，而且老曹与吴德宽联系的方式是在西单烟摊上接头，或者约好了在西单一带某个胡同碰面，见面除了传接情报，只说三言两语的话，绝不许随便交谈，而且老曹病重了之后，又没有把自己的病情向组织上汇报，他太自信了，不相信自己会在北平解放前死去。他去世之后，吴德宽并不知道他的住址，只焦急地等着，别的无计可施。
在当时的那种紧张繁忙的情况下，组织上不可能单派同志去打听老曹的消息，所以，崔月犁只得决定让另一个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去直接找王柏同志接头了，这样做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即使有一定危险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何况北平城区在风传和议的事，敌人的阵营也乱了手脚，最顽固的敌人－军统特务内部又出现分化瓦解的势态，危险其实并不很大。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是个晴朗的日子，冬日的北平，没有风沙，阳光显得格外和煦。然而这天王柏的心情却难得晴朗，他早上起来习惯地来到站部，见一些无所事事的特务们聊天的聊天，发牢骚的发牢骚，心里一阵腻味，觉得这些人一脸的邪气，他无心跟任何人说话，只用理智强制驱赶着心中的郁闷。
老曹去世快一个星期了，还不见上级派人来联系，他在等待中忍耐着焦急的煎熬。
牟丙仁来了，他把王柏叫到秘书室自己的办公室。
“老兄怎么满脸愁云？”牟丙仁说。
“这种日子没法叫人高兴。”王柏说。
“那倒是。我告诉你，王站长通知晚上六点到他那儿去。”“又什么事？现在咱们干什么都这么窝窝囊囊的，潜伏潜伏，到什么时候了？还不拿出行动方案！”王柏说。
“今天可能另有任务，你做好准备吧。”
王柏刚从牟丙仁那儿出来，见站部的门卫正在院子的墙上贴一张布告，走近了一看：
通知：
本站全体人员务于今日下午四时，到站部参加紧急会议。
又是什么事？王柏心里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