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他的行动与电讯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全面监视之下，以便在他和他的特工人员会晤时抓住他。
我一回到伦敦，就向通讯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耐心地听着我希望加强力量的恳求。可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行动，军情五处内部对这事却没有多大的热情。通讯总部虽然同意了多提供几个电台来监听广播，但那是完全不够的。我向通讯总部建议拿出主要的精力来找出俄国大使馆内接收机的位置，就像以前我对监视队的无线电工作所建议的那样。可我的请求再一次被视为是不切实际的，于是这个问题不久就在情报官僚机构的密密丛林中消失了。
情况一直僵持着，直到一九五八年又出现了一桩新案子才彻底改变了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的关系。这起案件的过程使霍利斯第一次陷入了他的内部危机，并碰到他一生中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
我坐在办公室正在思考话筒的安装计划，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去。他此刻正坐在会议桌一端的扶手椅里，手里拿着一些散开的档案，他脸色灰暗，拉长着脸，他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我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个问题。”他说，并递给我一份档案。我迅速看了一下，这是一份情报报告，是一个名叫弗兰蒂斯克·蒂斯勒的情报人员写的。此人显然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密码员，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遣。联邦调查局把他提供的有关英国安全问题的情报送到军情五处。蒂斯勒说，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无意当中碰到老朋友普里比尔上校，他是捷克驻伦敦的军事武官，当时他正在捷克度假。他们喝醉了酒，于是普里比尔告诉蒂斯勒，他指挥着一个在英国的重要间谍，叫林尼。此人正在设计一种模拟器，主要用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导弹项目。军情五处没有多久就弄到了林尼的情况。蒂斯勒的报告里附有军情五处档案室收集的林尼的个人档案：他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在苏塞克斯郡肖拉姆城的迈尔斯飞机研制实验室里工作，能全面接触到导弹的操纵详细情况及性能指标。
“先生，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何不把他置于我们的监视之下，在他下一次同普里比尔会晤时把他逮起来？”
“就是这个问题。”霍利斯冷冷地说，并递给我另外一页纸。
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写给霍利斯的一封信，是用胡佛私人的斜体字打字机打的，里面概述了蒂斯勒提出的另一个更为令人担忧的情况。他说，普里比尔告诉他，有一个俄国间谍隐藏在伦敦的军情五处里。普里比尔发现这一点时，他正坐在汽车里在伦敦街头上一边兜圈子，一边听取一名重要的情报员的工作汇报。他当时意识到有一辆汽车在跟踪他们，他估计是军情五处的监视车，于是用躲闪的行动来甩掉这辆车。为了急于保证不暴露这位重要的情报员，普里比尔决定去找他的俄国同行罗果夫上校帮忙。罗果夫说需要花一两天时间去核实。之后，罗果夫向普里比尔重新保证，说虽然有辆车跟踪，可后来那辆车放弃了跟踪，因为军情五处相信普里比尔仅仅是在教一位同事开车。罗果夫还说，普里比尔应该知道，军情五处的监视车队最近改变了策略，不再当外交官员们一离开使馆时就公开跟踪，而是在他们上了泰晤士河大桥后才跟踪，因为在那里进行反监视活动比较困难。
我看了这封信，立刻明白了普里比尔了解到的情况确实是真的。监视队的行动确实进行了改动，这是由于我的建议。这种改变是实行现代化计划的一个部分，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试验了这一设想，获得了一些成功，这项行动被称为“覆盖点”。难怪胡佛坚持要他的副手阿尔·贝尔蒙特亲自送信。贝尔蒙特拒绝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与霍利斯会面，于是会面被安排在军情五处的一间保密室里。随后贝尔蒙特就诡秘地飞回了华盛顿。
“彼得，你看到我们的问题了吧？”霍利斯说，“如果我们对林尼采取行动，就有可能暴露蒂斯勒，可联邦调查局想尽可能长久地把蒂斯勒隐藏起来。如果我们用别的方法去调查这个案子，那么军情五处内部为俄国人传递情报的人就会暴露我们。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一定要查清这个渗透分子的真相。”
霍利斯告诉我，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马尔科姆·卡明和反俄国间谍的负责人考特尼·扬对监视队及其配套机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认为情报是从那里泄漏出去的。但查到后来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温特博恩说服了卡明，让他去劝霍利斯找我参加。
“彼得，你有什么主意？”
“先生，只有勒死在切尔特南的那帮混蛋！”
“对不起，我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
我向他解释说，我早就在理论上提出过设想，即俄国人可能是通过截听和分析我们的监视系统的通讯来获得情报的。
“一九四0 年，在苏塞克斯开阔的高地上，我和我父亲就做过类似的事。我们跟踪信号，设法在英国舰队经过海峡时测算其航线。我敢肯定，罗果夫就是这样获取情报的。他们这么干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先生。他们自己的人四处走动，获得了许多记录。他们只需用这些记录来对照我们信号的方位，便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基本上来说，他们肯定始终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跟踪他们。”
我对他说，我不止一次地催促通讯总部进行一项试验，彻底调查俄国大使馆里是否有接收机针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工作。
“先生，恐怕通讯总部觉得干这种工作太微不足道了。”
霍利斯哼了一声。
“彼得，你能做这项工作吗？”
“当然，我想我是能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设法捕捉到接收机发出的射线。”
原理很简单，每个无线电装置都有一个振荡器，它把输入信号“压进”一种更容易滤波的固定频率里去。振荡器工作时总要发出声波，就是这些声波射线暴露了接收机的存在。
“先生，当然你是知道的，这是‘信号情报’，”我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不被允许插手这样的事的。如果通讯总部发现了，他们可就要揪住我的小辫子去请功的……”
霍利斯向前俯着，若有所思，他用双手捂着脸。屋子里一阵可怕的沉寂。
“当然，如果我们让他们也参与，那就得把蒂斯勒送来的情报让他们也知道。”他最后说。这在白厅里要产生分工上的纠纷，霍利斯是十分清楚的。
“我总是要试一下的，”我大胆地说，“如果切尔特南方面发现了，你能为我撑腰才行。这样我们可以在几个月内设法搞清蒂斯勒所说的那个人。如果让通讯总部去干，那得花一年时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作出安排。”
霍利斯开始把档案归拢成一堆。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行动方案，”他说，“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好吗？”
他直愣愣地看着我。
“彼得，你当然明白这对安全局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真的话，除了对华盛顿有影响以外，我们过去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包括我自己所做的工作也前功尽弃了。”我辛酸地想，同时我为自己没能在监视队通讯问题上进一步敦促通讯总部采取行动而大为恼火。
我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与考特尼·扬取得了联系，让他把现有的情报送来，并详细说明俄国人战后在伦敦购置或运入英国境内的电子设备的种类。
研究了这些报告后，我对俄国人在使馆内使用的接收机的范围及种类进行了准确的构思。我计算出了他们振荡器发出的射线的范围约是200 码左右。我们的固定观察站在这个范围以外，无法采取行动，A 处一直忙了好长一段时间来研制一种能使无线电波穿透的流动车，其车皮是塑料的。我催着温特博恩尽快完成这项工作。两星期之内，流动车就装配好了，里面有电源和两台接收机，一台用来捕捉俄国人的振荡器发出的射线，另一台则用来加强与A 处四科的频率的联系。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天，我的助手托尼·塞尔和我第一次开着这辆流动车出去。我们得到允许把它开到肯辛顿公园俄国大使馆的前面，装着到它附近的一所房子去送东西的样子。我们坐在车里，手指交叉着，头戴着耳机，等候着放大器里发出的哪怕是极轻微的声音。我们来回兜了两次，都没有任何动静，只有静电干扰声。我们又开到贝斯沃特路俄国领事馆前面，打算从那里穿过。快到五号楼时，突然听到了微弱的信号声。我转动着接收机的旋钮，听到一阵尖叫，我想肯定是碰到了对方振荡器的频率了。我们驶过前门时，把车速放慢了，信号声音立即增大，当我们驶过领事馆向大理石拱门开去时，信号声逐渐减弱并消失。大使馆里肯定也有接收机在工作，但是不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呢？
在这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们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驱车出去，以便摸清大使馆在什么时候使用接收机，并查明与我们的监视通讯有没有关系。有一次，当我们经过领事馆前面时，一辆监视车碰巧从另一个方向开来，车上的监视员正用监视队的频率往监视总部发回信号。我们车内正对着领事馆接收机振荡器的那台接收机突然高亢地鸣叫起来。
“你想这是出了什么鬼？”我问塞尔。
他脸上充满了疑惑，抬起头来看着我。顷刻，我们两人都醒悟了过来。刚才过去的监视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证据。监视车用监视频率在离俄国领事馆如此近的地方进行通讯联络，这使得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振荡器的输入线路超负荷。振荡器的频率在超负荷的情况下会发生畸变，我们听到的鸣叫就是发生这种畸变时产生的声音。换言之，这证实了大使馆里的接收机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
这个新发现的代号叫“筏夫”，其含意是重要而丰富的。我们不仅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俄国人在监视我们监视队的频率，同时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检查大使馆里任何正在进行收听的接收机的频率。我们需要做的是向大使馆发射电波，并监听使馆内接收机振荡器超负荷时产生畸变时的声音。我从阅读“冠石”档案时就开始酝酿着这个设想，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将其付诸实施。利用“筏夫”技术，我们可以查出由莫斯科传送给外地的非法特工人员的广播哪些正在被大使馆监听。从潜在的意义上来说，“筏夫”技术使我们在苏联非法通讯这个至今仍是秘密的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彻底的突破。
但是，“筏夫”尽管证实了我们的监视通讯系统已成了俄国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但导弹间谍林尼的问题仍然存在。显然，只有在不让我们的监视队通讯系统暴露整个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对林尼案件进行调查。要让无线电沉默是不现实的。我决定采取一种最好的方法，即改变被指定参加行动的车辆的频率。我同国防部取得了联系，要求借用他们的一个军事频率，与监视队现行的频率相差七十兆周之多。这样，监视林尼的那辆车的通讯便会混入附近众多波段的军事通讯之中。我们首先必须在监视队的无线电装置中安上新的晶体，以便监视队能用新的频率工作。每台用于通讯的无线电装置都包含一块控制发射或接收频率的晶体。我不愿冒着让军情五处来搞这项工作的风险，只得私下地拜访了老同事肯普——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的主任，问他能否在大巴达城的实验室里为我制造这种新的晶体。我给了他一块晶体的样品，以便他能不走样地进行生产。我强调说，只能让他和他最亲近的助手知道新频率，并决定在晶体上标明一种与实际使用频率完全不同的假频率来作为一种额外的安全措施。只用了三周，肯普就生产出了足够的晶体，可供十几台发射机和接收机使用。我们让军情五处负责监视队无线电通讯的工程师把这些新晶体装上，这样可以不引起怀疑。
这个行动的代号是“情鸟”，其细节在军情五处内部也是严格地恪守秘密的，只有温特博恩和我知道正确的频率。新的无线电装置不得在俄国大使馆能触及的范围内使用。领事馆里的接收机仍然用“筏夫”监听，这样就可以记录下来我们对林尼采取行动时俄国人的反应。D 处已经对林尼和他上司普里比尔的行踪进行了大量的分析。通过对这两个人的行踪的比较，我们发现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是在布赖顿附近的南丘陵。我们安排了特别处进行行动，在他们下次接头传递秘密材料时逮捕他俩。
林尼去接头时，携有新频率无线电的监视人员一直把他跟踪到接头地点。他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可普里比尔却在同样的时间里呆在伦敦。以后，我们对林尼进行了传讯，想不到他竟把一切都坦白了，被判了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从表面上来看，这件案子以成功而告终。可有一个细节却使温特博恩、我以及D 处那些主办这起案件的官员们感到困惑，普里比尔为什么会失约不去跟林尼碰头？可以有许多原因来解释他为何没有露面。他在过去可不曾失约过。如果他事先已经知道要逮捕他的计划，其来源本可能来自监视队的通讯系统，而只能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在解决俄国人从监视通讯系统获得情报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决定采取另一次试验来解决是否存在两条腿的人作为情报源的问题。我作了安排，同时更换了所有的监视通讯的无线电中的晶体，并用“筏夫”监听俄国接收机，了解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如果不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记录细节，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整，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肯定，没有哪一个监视员能事先知道这个计划。
星期一的早晨，我们用“筏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