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早而恼怒。她既感到恼怒，又觉得茫然失措。
考虑私人生活的时期正在到来，小姑娘们都怀着惊俱不安的心情来迎接这种对于她们来说是全新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个人的隐私，任何人也无法给她们帮忙，学校、共青团、就连当妈妈的对此也无能为力。这种生活必须由她们独自迎接：从这些小姑娘身上虽然都同样逐渐蜕变出真正的女人，但蜕变方式则各自不同。所蜕变出来的女人也象各个时代的女人一样，全都渴望着独立。
在自己一生的这个惊惧不安、却又十分重要的时期中，伊斯克拉渴望要接近的并不是济娜，因为她认定济娜还是个小姑娘。她渴望与维卡接近，因为她感觉到维卡已经迈过了这道界线，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已经适应了这个新的状态，并且以此为荣。
维卡首先是以自己是个女人为荣，其次才是为自己著名的父亲自豪。
伊斯克拉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她在头一次去访问时便已觉察到维卡不乐意接待不速之客，所以她不愿事先不打招呼就上维卡家去。
于是，她提前在教室对维卡说：“我要还叶赛宁诗集。今天可以上你家去吗？”
“来吧。”维卡回答道，但是没有流露出任何一种感情。
伊斯克拉对此不太满意（她总归是希望维卡因此而表示非常高兴），不过她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在学校做完功课之后（她经常在学校做功课，因为口头回答的功课不必死背，书面作业抓点功夫便可以做好），她跑回家给妈妈留了个条，拿上时赛宁诗集便到维卡家去了，但去时又因心里有点紧张而感到懊恼。
维卡在等着她，铃声一响她马上就开了门，并默默地把她的大衣挂好，又默默地把她领到自己的房间。主人向伊斯克拉指着房间里的那张大沙发请她坐下。但伊斯克拉没敢坐，因为她从来没有坐过沙发，认为自己坐在沙发上会不舒服的。
“谢谢你，维卡。”她把诗集递给维卡，说完便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不谢。”维卡笑了，并且望着她说，“我希望你现在不再认为这是有害的诗了吧？”
伊斯克拉叹了口气说：“这是很美的诗。我想，不对，我甚至肯定，大家很快就会重视这些诗，还会为时赛宁立个纪念碑。”
“如果是你的活，你会在碑上刻上什么题词呢？咱们来个比赛：我想我的，你想你的。”
她们比赛的结果是：维卡马上承认伊斯克拉赢了，伊斯克拉想出的题词是：“为我们而跳动的心，谢谢你。”只不过两人一致同意把“跳动”改为“痛苦”。
当她们闲谈了一会儿学校的事之后，伊斯克拉尽量表现得好象不感兴趣似地说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虑过什么是爱情。现在一定是这些诗促使我去考虑的。”
“爸爸常说，人生有两项必须思考的神圣义务：对于女人来说，就是要学会爱，对男人来说，就是要为自己的事业效力。”
伊斯克拉要转入实现此行的目的，揣摸着如何去改变话题，因此才没有象哈叭狗似的死咬住这个论题不放。她虽然把这个论题放了过去，但在心里依然指出：“既然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把妇女从厨房和丈夫手中解放了出来，那么，对男人和女人来讲，为自己的事业效力都是同样重要的。”
由于看见客人陷入了沉思，维卡便开口问道：“你对幸福是怎样看的？”
“幸福？幸福就是对人民有利。”
“不对。”维卡露出了微笑，“你讲的是义务，可我问的是幸福。”
伊斯克拉总是把幸福看作所谓骑马驰骋疆场。幸福就是援助被压迫的各民族，就是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也就是“我离开家园，前去打仗。要把格林那达的土地，交给农民。”当她读这几行诗的时候，总是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可是现在她却突然认为维卡讲得不错：这不是幸福，只是义务。
为了赢得时间，她问道：“那你是怎样看的呢？”
“幸福就是去爱和被人爱。”维卡带着遐想的表情说道，“不，我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爱情，哪怕是最平凡的爱情，只要它是真的爱情就行。我还要有孩子，要生三个。我是个独生女，你看我多么寂寞。我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要为丈夫做一切，使他能成为……”她本想说“名人”，但她忍住没说。“让他永远觉得，和我在一起是快活的，要使我们共同生活得和和睦睦，还象格林所讲的那样，在同一天死去。”
“格林是谁？”
“你没有看过格林的作品？我把它借给你，你一定会把它看完。”
“谢谢你。”伊斯克拉又苦有所思地说，“你不觉得这是小市民的观点吗？”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维卡笑起来了。“不，这决不是小市民观点。这是妇女正常的幸福。”
“那么，工作呢？”
“我并不排除工作，可工作是我们的义务，只是义务而已。爸爸认为工作和幸福是各不相同的事物。义务是个社会概家，幸福则纯属个人生活的概念。”
“对于小市民观点，你爸爸是怎么讲的？”
“他说，小市民习气——这是一个人变成奴隶而不自知的
精神状态。所谓当奴隶，就是指当物质、享受、金钱、官位、安全和习惯的奴隶，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不再会是个自由的人，和会逐渐形成典型的奴隶世界观。他丧失了‘自我’，没有了自己个人的意见，开始人云亦云，对自己认为是主人的人物。唯唯诺诺。爸爸常对我解释，这件小市民心理是一种社会现象。＇514＇他把那些将享乐看得高于人格的人称作小市民。”
“人格是贵族阶级的概念。”伊斯克拉反驳说，“我们是不承认这个概念的。”
维卡怪笑了一下，后来又接着讲下去，但话音里带着惆怅的调子：“我本来是很想爱你的，伊斯克拉。你是我所认识的女孩子当中最好的一个。但是我没有办法爱你，也没有把握说我有朝一日会象我所希望的那样爱上你，因为你是个最高纲领主义者。”
伊斯克拉忽然很想哭一场，但是忍住了。两个姑娘默默地坐着，好象彼此都在使自己习惯于刚才那番开诚布公的表白。
后来，伊斯克拉轻声问道：“难道做个最高纲领主义者有什么不好吗？”
“不，并不是有什么不好。我还坚信社会需要这类人。不过和他们很难交朋友，要爱他们简直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请你认真考虑这一点，因为将来你是个女人。”
“是啊，是要考虑的。”伊斯克拉抑制住叹息站起来说，“我该走了。谢谢你……把叶赛宁的诗集借给我看。”
“我讲的这些你别见怪，我是应该把它讲出来的。我也愿意象你那样讲真话，只讲真话。”
“愿意成为一个难于与之结交的最高纲领主义者吗？”伊斯克拉强作笑容问道。
“我愿意你不是伤着心回去……”这时大门响了一声，维卡高兴起来了。“爸爸回家啦！你被别走了，咱们一起喝茶。”
又是吃糖果，还是吃那些不知为什么非年非节就吃的点心。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打还是有说有笑，照应着伊斯克拉，但他若有所思：若有所思地开着玩笑，若有所思地照应着客人。他有时沉默良久，好象转到了自己内心的某个波段上似的。
“我和伊斯克拉刚才就幸福的问题争论了一会儿。”维卡说，“但是我们也没有搞清楚究竟谁说得对。”
“有一个在你困难时不背离你的朋友，这就是幸福。”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好象自言自语地说，似乎这个声音仍是发自他内心的波段，“至于谁说得对的问题嘛……”他忽然活跃起来了，“姑娘们，你们认为正义的最高胜利成果是什么呢？”
“我们苏联就是正义全面胜利的成果。”伊斯克拉马上回答说。
伊斯克拉经常用众所周知的语句讲话，但是这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却从不给人以陈腐的感觉。她这样讲是发自内心的，她笃信这些话，所以任何老生常谈由她讲来都显得十分诚恳，围桌而坐的人谁也没笑。
“是的，但这应该说是在社会制度方面取得的成果。”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说，“但我讲的却是法律方面的‘无罪推定’，也就是指这样一个原理：一个人无需证明自己不是罪人。与此相反，司法机关则有责任向社会证明此人犯有罪行。”
“甚至在一个人承认自己犯了罪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吗？”维卡问道。
“即使他发誓说自己犯了罪，也要这样做。人是非常复杂的生物，有时会诚心诚意地甘愿代人受过，由于性格软弱，或者反之，由于件格坚强或是由于情势所迫，或是希望以自动文代来减轻刑罚，以及希望以此转移法庭视线，掩盖更严重的罪行等。不过请你们原谅，姑娘们，我好象讲入了迷。我该走啦。”
“要很晚才回来吗？”维卡照例问道。
“等我回到家，你早就在梦乡里了。”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站起来，把椅子摆好，向伊斯克拉欠一欠身，又对维卡顽皮地眨了眨眼，便走出去了。
伊斯克拉在回家的路上，认真地思考着关于什么是小市民观点的谈话，特别是关于“无罪推定”的谈话。她很喜欢“无罪推定”这个术语，也同意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的讲话：这是对人采取公平态度的基础。她还后悔没有提醒维卡把格林这个姓外国姓的神秘作家的作品借给她。
她所盼望的，而且又是如此必要的推心置腹的谈话未能实现：维卡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不爱她，这句话不仅令伊斯克拉难过，而且刺伤了她。这不单纯是自尊心受挫的问题（虽然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主要问题在于伊斯克拉本人对维卡非常倾心，觉得维卡是个头脑聪明、感情细腻的姑娘。伊斯克拉向往好书和深刻的交谈，向往这套宽大住宅里的舒适气氛、诸事方便和井井有条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果有人对她指出这一点，她会火冒三丈，流出愤怒的眼泪，矢口否认自己有这种软弱性。但是，最使伊斯克拉倾心的莫过于维卡的爸爸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柳别列茨基了。这是因为伊斯克拉自己没有爸爸，在她的想象中，柳别茨列基是所有父亲中最理想的父亲，虽然对这个最理想的父亲也还得进行那么一点点改造。伊斯克拉一定会对他进行改造的，如果他是她的……不过事实上不可能有什么“如果”，而伊斯克拉是不作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然而她又个禁有点忧伤。
在家里等待着她的是一杯牛奶，一块面包和一张条子。妈妈留下条子，说她要开一个重要会议，很晚才能回家，叫女儿按时上床睡觉，不要躺在床上看小说。在“小说”两个字下面还打了着重号。伊斯克拉和邻居的小猫分吃了晚饭，检查了一遍自己的作业，看是否全都做好了，突然又决定把下一期学校墙报的文章写出来。
她写的是要对人信任，即使这个人是小孩子，是一年级生，也应该予以信任。她谈到对人的信任会起到很大作用，一个人在肯定自己受到信任的情况下，能够创造出多么了不起的奇迹。她回想起（她认为自己回想得很及时）马卡连科信任卡拉班诺夫，委托他去取钱，卡拉班诺夫因而后来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她还讲解了什么叫做“无罪推定”。她把写好的文章通读了一遍，作了个别修改，誊清之后便放在妈妈的桌子上，因为她写好文章总是征求妈妈意见的。她把灯关上（近来她不知为什么开始不好意思在亮着灯的情况下脱衣服），换上睡衣，又打开灯，钻进被窝，拿来藏着的多斯·帕索斯①的作品看了起来，一面警觉地听着有没有大门开合的响声。
（注： ①多斯·帕索斯（1896…1970），美国小说家，其代表作为《美国》三部曲。他的第一部有影响的小说是1921年所写的《三个士兵》，是最早反映美国青年一代厌战和迷悯情绪的作品。）
不知是由于要留神听着大门有没有响动，还是由于有关无罪和有罪、信任和不信任的想法总在脑子里打转，或是由于身躯从腰带和乳罩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觉得特别轻松灯服，抑或是这几种原因都有，所以她没法看书看得很久。她小心翼翼地把书藏好，侧身躺下，一只手托着腮，立即就睡着了。
她刚开始做梦，就觉得有人马上把她推醒。她睁开眼睛一看，只见妈妈俯身站在她的床前。
“穿上晨衣，到我那边去。”
伊斯克拉睡得浑身暖洋洋，脸蛋红扑扑的，打着阿欠到妈妈那边去了。
“这是什么？”
“这？这是给墙报写的文章。”
“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叫你写的？”
“没有人。”
“伊斯克拉，别撒谎，我很累了。”妈妈小声说道，虽然她明知伊斯克拉从不说谎，即使是在想躲过士兵皮带时也不讲假话。
“我没说谎，是我自己写的。当时我连自己也不知道会把它写出来的。我一坐下来就一口气把它写好了。我觉得我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对吗？”
妈妈没有对文章的质量发表意见。只是要把她看透似地盯着她，使劲划断了几根火柴才点着了一支香烟。
“是谁跟你讲这些事的？”
“是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柳别列茨基。”
“一个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妈妈大笑了两声，又问道：“他还对你说了些什么？”
“没有什么了。噢，对了，他当然还说了些话，说到了公正，还有……”
妈妈猛然转过头来，两眼又闪着熟悉的寒光。她说：“就这样说定了：你不曾写过这篇文章，也不会再写，永远不会再写。”
“可这是不公正的……”
“唯有对社会有利的事才是公正的，只有这样才是公正。你要记住！”
“那么人呢？就一般的人而言呢？”
“一般的人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