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
作者简介
致中国读者的信
序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尾声
作者简介
鲍里斯·利沃维奇·瓦西里耶夫是苏联当代著名作家，苏联国家文艺奖金获得者。
1924年，瓦西里耶夫出生在斯摩梭斯克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受到部队生活的熏陶。在上九年级时，卫国战争爆发，他志愿奔赴前线。1943年负伤，伤愈后进装甲兵军事学院学习。
1948年毕业，任工程师。1956年结束军人生涯，进了著名剧作家包戈廷的电影剧本写作讲习班，从此开始专职创作。
瓦西里耶夫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写过剧本、电影脚本和小说。作品题材广泛，主要是卫国战争题材、当代生活题材、历史题材等，其中以卫国战争题材的作品成就最为显著。
作者的成名作是中篇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969）。小说发表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改编成电影、话剧、歌剧、芭蕾舞，受到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喜爱。同名电影获1975年苏联国家文艺奖金。
瓦西里耶夫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伊万诺夫快艇》（1970）《最后的一天》（1970；1972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和剧本）、《遭遇战》（1979）、《他们可能同我一起去侦察》（1980）、《后来发生了战争》（1984），长篇小说《不要向白天鹅开枪》（1973；1974年被改编为剧本）、《未列入名册》（1974），长篇历史题材小说《虚实往事》（1977—1978），剧本《军官》（1955）、《我的祖国，俄罗斯》（1962），电影脚本《例行的航程》（卫958）、《漫长的一天》（1964）、与K·拉波波尔特合著的《军士们》（1959）和《军官们》（1971），自传体中篇小说《我的骏马奔驰》（1982）等。
瓦西里耶夫是从创作剧本、电影脚本开始写作生涯的，因此他的作品带有戏剧和电影的特色，结构严谨，情节紧张，语言简洁。由于作者立意高，创作手法独辟溪径，他的作品总能以高昂的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动人心魄。
致中国读者的信
敬爱的中国朋友们！
我荣幸地获悉，我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获得了成功。我借此机会，向为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联系做了许多工作的译者深深致谢，向那些投书《苏联文学》编辑部对我的作品作出反应的中国读者深深致谢。除了艺术之外，没有更好的方式能使我们这两个伟大的民族互相了解。这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
我属于没有青春时期的那一代人。我有过穷困的、甚至十分穷困的童年，在学校学习过，有过朋友，体验过初恋前的朦胧的感情，而后来这一切突然结束了。童年，学校，少年的友谊和一个男孩子对邻班女孩的爱恋，都在一天之内——1941年6月22日——结束了。
这一天我刚满十七岁零一个月。对我们全体人民来说这个可怕的日子以及我个人的这个年龄，成了青春时期的最后界限。迈过这个界限，我和我们这一代人一下子就跨入了成年人的行列。十七岁当兵，十九岁当排长，二十岁当连长，要不然就是当营长。给我们这一代人预定的道路就是这样的。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光荣地走过了这一历程：用生命的代价遏止了，然后是彻底粉碎了世界反革命阵营中无比残忍、非常强大和训练有素的军队——德国法西斯。
“用生命的代价”——这并未夸大，亦非比喻。这是实情：1922、1923、1924、1925和1926年出生的小伙子活下来的只有百分之几；我出生的年份以及相近的年份（1923、1924、1925）活下来的只有百分之三。换句话说，每一百个上前线的小伙子中只有三人生还。
是的，这完全是特殊的一代，是介于我们祖国两次最严重的动荡之间的一代：昨天我们这里发生了国内战争，而明天等着我们的是伟大的卫国战争。我们身上有着阶级搏斗的狂飙式的热情，有着如雄壮乐曲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有着对于同我们制度的敌人必不可免的拚杀的冷静期待。这块爱和恨的奇特的合金，把我们径直引到军事委员部，送到军事学校、空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派到游击队，让我们参加地下活动和进行侦察。它推动我们扑到坦克下面，用炸药使自己和桥梁同归于尽，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枪眼。因此，我总是自豪地认为，我不属于牺牲的一代，而属于胜利的一代。我是胜利者一代中的一员。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写自己这一代人的缘由。无论我写什么——写战争年代还是写和平岁月，写自己的同龄人还是写当代青年，无论我笔下的主人公是男是女，我都着眼于我的同代人。我从这一代人的经历中摄取素材，把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勇敢、荣誉感和优秀品格作为自己创作的依据。就我的切身体会来说，我从未觉得自己在这一代人之外，而总感到自己是被剥夺了青春时期的那些活着的或死去的少年们的代表。
我总想理解自己这一代人，总想弄明白，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是怎样做到的：因为我们谁也不想死，不是吗？可是——死了。十七八九岁的小伙子来自各式各样的家庭、乡村、城镇、省市和共和国，在战争中的共同命运使他们成了亲密的兄弟；他们目标一致，休戚与共，团结战斗。为什么能够这样？这种惊人的前线的兄弟团结的基础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我想了许多……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
1988－06－13
序幕
我们班给我留下的，除了回忆以外，还有一张照片。这是一张集体相。班主任在当中，他的周围是女生，男生在两侧。这张照片已经褪色，又围为摄影师尽量把镜头对准班主任。所以在当时就照得不够清晰的两侧，现在就彻底变得模模糊糊的了。我有时觉得，照片的两侧之所以模糊，是由于我们班的男生还未及长大成人，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从而他订的五官和面目也就被时光冲淡了。
这张相片是我们在六年二班时照的。考完试以后，伊斯克拉·波利亚科娃把我们拉到革命大街的一家照相馆：她总是爱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她大发议论说：“咱们上完七年级照一张，等上完十年级再照一张。想想看，到咱们都当了爷爷和奶奶的时候，再来看看这些照片该多有意思啊！”
我们拥进了窄小的“更衣室”。在我们之先，已有三对青年男女、一位老太婆带着几个小孙孙，还有一个班的头发蓬松的顿河哥萨克等在那里，都急着要留影纪念。那群哥萨克坐成一排，个个神气活现地拄着马刀，他们那一双双不害臊的哥萨克眼睛一个劲儿地盯着我们的女生。伊斯克拉很不喜欢这种场面，她马上同照相馆谈妥，等轮到我们的时候再叫我们。随后，她便把全班同学带到阿近的一个街心公园去了。为了使我们不致跑散和打架，特别是怕我们去践踏草地，伊斯克拉自＇439＇称是一位先知，莲娜把她的眼晴蒙住，她便给大家算起命来。
她是一个慷慨大方的先知：经她一算，每个人将来都有一大堆子女和能装满一车皮的幸福。
“你能为人类发明出一种新药。”
“你的第三个儿子将是个天才的诗人。”
“你会建起一座世界上最美的少年宫。”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预言。只不过很可惜，我们没能再次去照相馆，当了爷爷的统共只有两个人，当奶奶的人数也比照片里七年二班女生的数目少得多。有一次，我们回学校参加传统的校友返校日聚会，全班同学只坐满了一排。当年上完七年二班的四十五人之中，只有十九人活到了一头白发的年岁。所有从照片上望着我的男生中，只有四个还活着。
当时，我们那一伙人数不多：三个姑娘和三个小伙儿。三个小伙儿是：我，帕什卡·奥斯塔普丘克和瓦利卡·亚历山德罗夫。我们总是在济娜·科瓦连科家里聚会，因为济娜有自已的房间，她的父母又一早就上班不在家了，所以我们在她家里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济娜很爱伊斯克拉·波利亚科娃，还和莲娜·博科娃挺要好；我和帕什卡非常热中于体育运动，被认为是“全校的希望”；行动迟缓的瓦利卡·亚历山德罗夫则是个公认的发明家。帕什卡是莲娜的倾慕者之一，我则对济娜患着毫无希望的单相思。瓦利卡经常迷恋于他那些发明设想。就如同伊斯克拉一心一意考虑她那些活动一样。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朗读被伊斯克拉称之为值得一看的好书，我们还在一起做功课，一起聊天——谈书和电影，谈朋友和不喜欢的人，谈谢多夫号破冰船，以及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芬兰的局势和西欧的战争等等，或是毫无主题地神聊一通儿。
还有两个人偶尔也出现在我们这一伙中间，其中一个受到我们的欢迎，对另一个大家都公开表示不喜欢。
每班都有一个忠厚老实的优等生，全班都拿他逗笑取乐，但又把他奉若名胜古迹，坚决加以保护，不许外人侵犯。我们班的这个老实人名叫沃维克·赫拉莫夫。刚上一年级，他就宣布自己不叫弗拉基米尔，连弗拉基米尔的小称沃瓦也不是，就叫做沃维克。从此以后，大家便一直叫他沃维克。他连相好的都没有，更不用说知心朋友了。不过他喜欢和我们“套近乎’，每次来到，就在一个角落坐下，坐上一晚也不开口，只有两只耳朵支得比脑袋还高，那是因为他推个小平头，所以两只耳朵格外显眼。沃维克看过很多很多书，还会解最最难解的习题。我们之所以尊敬他，就是因为他有这些品质，另外也因为他的在场对任何人也没有妨碍。
至于伊斯克拉有时领来的那个萨什卡·斯塔梅斯金，我们都瞧不上眼。他属于不可救药的那一伙，骂起街来野得象个赶大车的，可是伊斯克拉心血来潮，要把他改造过来，于是这个萨什卡就不只是老呆在大楼之间的门洞里了。在这以前，我和帕什卡经常同萨什卡以及他的狐朋狗友打架。我和帕什卡两人无论如何也忘不了这一点：比方说，只要我一看见萨什卡出现在地平线上，我那颗被他打活络了的牙齿便不由得隐隐作痛，哪里还有心对他友好地笑一笑啊？可是伊斯克拉说今后要经常领他来，我们也就只好忍耐了。
济娜的父母鼓励我们的聚会。他们家全是女孩子，济娜是最小的女儿，她的两个姐姐已经出嫁，离开了娘家。
家里的什么事都由妈妈作主，爸爸看出女性的数量优势之后，很快就投了降。因为他通常到深夜才回家，我们很少见到他。但是当他偶尔提早回来，必定要到济娜的房间来看看，而且总是高兴地惊讶一番：“噢，青年人？你们好，你们好，有什么新闻吗？”
说到新闻，伊斯克拉可是个专家。她有一种把谈话维持下去的惊人本领：“我们和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济娜的爸爸根本没细想过这个问题。他没有把握地耸耸肩，露出负疚的笑容。我和帕什卡认为，他被人类的半边天彻底吓破了胆。其实，伊斯克拉经常是把一些她自己早已将答案背得滚瓜烂熟的问题拿来问人。
“我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伟大胜利。我们把世界上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的手脚都捆住了。”
“对。”济娜的爸爸说，“你的看法很对。我们那儿今天出了点事儿：采购组供给的钢型号不对。”
车间生活对他来说是亲切易懂的，谈到车间可就和谈到政治大不相同了，他两手不住挥舞，放声大笑或是怒气冲冲，站起身在房间内跑来跑去，经常踩疼我们的脚。可是我们都不爱听他的那些车间新闻，因为我们对体育、航空和电影要感兴趣得多。而济娜的爸爸一辈子都在旋他那些铁锭。我们带着少年入那种残酷的冷漠表情听着他讲，济娜的爸爸每次或迟或早总会发现这种情况，因而觉得非常尴尬。
“当然罗，这是小事一桩。应该把眼光扩大一些，我明白。”
“我爸爸真是个唯唯诺诺的人。”济娜难过地说，“我怎样也没有办法把他改造过来，真要命。”
“这是旧社会留下的胎记。”伊斯克拉用权威性的口吻议论道，“在沙皇制度骇人的压迫之下出生的人，长期觉得自己的意志受到束缚，对未来也怀有恐惧感。”
伊斯克拉善于讲解，济挪则善于倾听。济娜听每个人讲话的态度不同，但都是用整个身心去听，仿佛她不仅听到，而且还同时见到、嗅到和感觉到这些话似的。她非常好奇，又过分容易与人接近。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她。然而，大家又喜欢聚在她们这个女性居多数的家庭里。
这大概是由于她的家令人感到特别舒适、特别亲切和特别清静的缘故。她的爸爸和妈妈说话的嗓音不高，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可以冲着大声嚷嚷的对象。这个家里总是在浆、洗、掸、扫，又蒸又煎的，而且一定得烤馅饼。别看这些馅饼是用价钱便宜的黑面烤的，可我至今还记得它们的味道，而且至今还认定从来也没吃过比这种土豆馅的馅饼更美味的东西。我们就着便宜的夹心糖块喝茶，一边吃馅饼，一边闲聊。瓦利卡则在这个住宅里串来串去，东张西望，看看能搞些什么发明。
“我把煤油炉接到自来水管的龙头上，你们看好不好？”
“你是不是要让茶里掺上煤油呀？”
“不是，我是要把自来水加热。火柴一擦，水管就会变热，自来水也就烫了。”
“那你就接吧。”济娜同意了。
瓦利卡又是接，又是敲，又在墙上凿洞，又湾水管。他从
来也没搞出过一件用得上的东西，可是伊斯克拉认为重要的＇443＇是设想的本身。
“爱迪生也不是每次都成功的。”
帕什卡提出：“要不要我揪住瓦利卡的两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