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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着走着，只听得前面树林里人声嚷嚷。他走上前去，只见一伙人在围着一个战士开斗争会。那个战士被捆在一棵大树上，破烂衣衫，叫绳子一捋，整个胸膛都亮在外头。毛泽东心里发沉，便停下脚来，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透过树缝，他看到战士们情绪激昂，发言者措词尖锐，指骂那个战士是“逃兵”，“叛徒”，“死了那么多，你就怕了是不是？怕死鬼！”“现在要走路，没法关禁闭，干脆枪毙算了！”“枪毙！枪毙！”这几天，毛泽东倒是听说过部队有撂枪不干的，也有拖枪逃跑的。“不行啊，人已经不多了啊！”他暗自想着，走上前去，问是怎么回事？这伙人只听说过“毛委员”，却不认识毛委员。主持会议的，看上去像个连长或是排长，他大嗓说道：“怎么回事？他说他不在这里干了，要回江西去，说那边反正还留下有人。可是，谁知道他是回江西哪里？江西还有个南昌城，南昌城里还有个蒋介石呢！”被捆的战士回嘴说：“你排长胡说！我们是一个村的，我能到蒋介石那里去吗！”毛泽东一听是这么回事，心里倒松了松。他小声问那个战士：“你，真想回江西去？”那个战士恼道：“这打的什么仗嘛！我们一个村十几个人，在一个连，现在就剩我和他了，他还把我捆了……”毛泽东“噢”了一声，又跟那个主持会议的说：“你是排长啊？不管怎样，不该捆人喽，这是违反古田会议精神的。”排长说：“古田会议精神？古田会议是毛委员管的事，他现在不管事了！”毛泽东被呛住，一会说：“你怎么知道他不管事了？”排长说：“他要管事，能指挥打出这样的仗吗？”毛泽东本想再问一句“你说怎么办？”但没有问出来。他跟排长说：“我替你把他解了如何？因为俘虏也是不该捆的，你们又是一个村的。我替他说句话，他不回江西了，跟你一起走，行吧？”排长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把那个战士身上的绳索解了。毛泽东一边解绳子一边跟那个战士说：“你一个人要回江西，不好办的。想开点同志哥，我们将来会回江西的。”他把绳子递给那个排长：“拿着，捆个包袱用得着的。都很辛苦了同志们，大家好好休息休息，还有路要赶喽，别这么辛苦了。”排长愕然：“你是哪个？也是老表？担架团的？”毛泽东这才借机冒了一句：“是呀，我就是想弄付担子挑挑，可我肩上没担子，只好成天跟着你们走了。”那个排长还想说什么，毛泽东转身下坡去了。
毛泽东来到河边，脑子里一直翻腾着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连战士都知道这样搞下去不行了……”他感到一阵欣喜。在这之前，他还只是在担架上听王稼祥说过一些很是气恼的话。那是在突破湘江之前，是针对突围前的失利说的：“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经过这场恶战，王稼祥又是怎么想的呢？他的意见可能更加尖锐，也可能不得不考虑眼前更加危急的情况，有所克制？对，不能操之过急，不能干“泥菩萨过河”的事，你王稼祥就是把我拉出来，我还得看看这只桶能不能箍得拢嘞……毛泽东来到小河边，在一块大青石上坐了下来，他望着一弯清清的流水，望了好一阵，才想起他今天为什么要到河边来，“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来得及表示一点悼念……”时令深冬，山花早已凋谢，他就近摘了一把青草绿叶，抛进河中，随口念了一句古词：“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他的这种情致，也许同他是一个“闲人”有关。说闲便闲，他由刚才的那句古词又想起了辛稼轩。他很喜欢辛稼轩，辛稼轩年轻时也曾带兵打过仗，又是江西人。在江西的这些年，他的书箱里一直放着一本《稼轩词抄》，是先生徐特立不知从哪里找来送给他的。情之所牵，他吟诵了一首：
扑面征尘去路远，香篝渐觉水沉销。山无重数
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愁边剩有相思句，摇断吟鞭碧玉梢。
他刚吟完，忽听身后传来说话声：“好啊，我亦奉陪半阕。”来者正是徐特立，中央纵队的３位老者之一。毛泽东起身道：“怎么样啊徐老，休息过来了吗？”徐老不老，五十三四岁，但学生对先生，只得喊“徐老”。徐老不客套，朗朗吟诵起一首词来：
官事未易了，且向酒边来。君如无我，问君怀
抱向谁开？但放平生丘壑，莫管旁人嘲骂，深蛰要惊雷……
“只记得这半阕了，自然也是稼轩的。”徐特立说。
“先生在上，有么子话你就说吧。”两个湖南人，又是师生之谊，毛泽东乡音乡词。他从先生借用的词里听出了一点意思。大战之后，谁都没有个笑脸。徐特立的脸沉沉地，说：“我说么子！我要你说，我是来听你的。”毛泽东愕然：“我说？要我说么子喽？”徐特立说：“说么子？仗打成这个样子，你没有么子说的？”毛泽东想了想，又叹了一声，说：“有，有说的。我刚才见到一件事，颇有点意思，我讲给你听。”接着，他把刚才那个要回江西的战士挨斗的事说了一遍。徐特立听了说：“是呀，那个战士都有一肚子的话嘛，你就没么子讲的？唉，这一路上，我就没听你说几句话，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想听你说点么子，更是听不到你的声音了。你该不是还在闹情绪吧？在江西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古来贤者，进亦乐，退亦乐。当然，这是宽心的话，现在我不想说这种宽心话了。现在是，我刚才从辛稼轩那里借来的：深蛰要惊雷！”“老师！”毛泽东神色郑重地：“我这个政府主席可是管着你这个教育委员嘞。党是有纪律的，话是不能随便讲的。惊雷之言，莫讲莫讲。”
徐特立似乎有点来气了，把背着的手移到了腰上，说：“我今天来找你说说话，听听你讲点么子，这犯么子纪律了？我跟你讲，我今天就是要依老卖老，不是卖我一个的老，是卖３个的老，董必武和谢觉哉要我来找你的，老家伙为红军忧心，为党的前途忧心！我问你，仗是不是还要这样打下去？是不是还要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当然，我一个管文教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革命成功了，也只是在政府里管点小事，是不该操这个心的。可于今是么子时候？不是人人都要考虑战争问题么？我把我要讲的讲在这里，要照现在这样搞下去，剩下的这点子部队，怕是经不起打几回了。要改变军事指挥，布劳恩这个人不行，根本不行！”毛泽东为几个老同志的“忧心忡忡”感到由衷的高兴，可他还是喜不形色，说：“李德这个人，他在他们那边的仗是怎么打的，我不大清楚，要讲打中国的仗，他是不怎么在行。其实，打中国的仗，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都是里手嘛。问题是不听你的呀，中国人自己把打仗的事都交给人家了。再者嘛，”他说着停了停，把本来不想说的话还是说了：“再者，我倒觉得，人家也是不易哩，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图的么子？就是房子住得比我们好一点，吃得好一点。老先生当年上井冈，不就觉得是很难的了么？我想，这一仗下来，他们总会动些脑子的。”徐特立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眨眨深陷带皱的眼睛说：“讲这么半天，你还袒护他？”毛泽东说：“不是袒护那个，革命总还得讲点人情味哩。”他停了停又说：“先生见到子珍了么？”显然，毛泽东想终止这场谈话。他不想再往深里说，深说真是要“惊雷”了。他不想惊雷，他得考虑时机和各方面的因素。徐特立还是不了心愿，说：“润之呀，我刚才那句‘问君怀抱向谁开’，算是多言了。不过，我还是摸到你的底了，你是有话不想说，暂且还不想说，是不是？润之，我还是要劝你一句，算是一个提醒，别说晚了误事。全军上下，谁不知道你那套打法是对头的？敌人还在四周摆着，仗还有的是打的，不能一败再败。所以，你是不是找洛甫和王稼祥他们谈谈，你还是政治局成员，也可直接找博古和恩来谈嘛，总得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呀。即使吵上一架，也比一个人说了算好啊。我的话完了。”毛泽东说：“好吧，有便我会找他们谈的。徐老，我刚才问你子珍的事，你还没告诉我呢。”徐特立说：“还好，在休养连。只是，越来越出怀了。你就别守着那个礼拜六制度了，有空就去看看她。唔？”毛泽东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部队还是休息。上午，王稼祥拄着棍子来到了毛泽东住的小民房。一进门便说：“泽东同志，恭喜呀，你我他，又有帽子戴了。”毛泽东没大听明白，以为是冬天来了，搞后勤的在哪里搞到了一批帽子。说：“有多少？部队能摊上吗？”王稼祥“哧”了一声，说：“对不起，部队轮不上。只一顶帽子，我们３个人合着戴。”毛泽东心头忽地紧了一下，说“怎么回事？”王稼祥说：“我以为他们真是被惨败的这一仗震懵了，脑子麻木了，开不动机器了；原来他们的脑子还在动着哩，动得蛮巧的哩！你和我，还有个张闻天，‘三人团’，中央的‘新三人团’！”毛泽东说：“这是什么意思呀？”王稼祥说：“不就是渡湘江之前，我们几个有时候碰到一块就扯了扯嘛。”毛泽东说：“噢，小集团。他们要怎么样？”王稼祥说：“在这个时候弄出个‘新三人团’来，你说他们会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开个会，把他们轰下台！”毛泽东好久没吭声，王稼祥又说：“泽东同志，经过湘江之战，我看他们实在是不行了。还这样下去，非全给葬送不可！”毛泽东说：“看来，你的意见是更加尖锐了。”王稼祥说：“尖锐不尖锐，反正‘新三人团’中你是为首的。听说你昨天给一个逃兵松了绑？”毛泽东说：“有这么回事。”王稼祥说：“那不是公开支持部队的不满情绪吗？”毛泽东笑了，难得的一笑。他问道：“该不是那位排长大人或是那位战士上告中央了吧？”王稼祥说：“用得着告吗？昨天下午，满山沟都在嚷嚷：毛委员还在，毛委员还在，还管着古田会议哩！你怎么又弄出个古田会议来，那是山沟里的土家伙，不是真家伙。”
王稼祥时年２８岁，跟博古在莫斯科同学，也是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当中的一个。他回国早，１９３１年３月便到了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了第二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他亲身体验过毛泽东战略战术的高明。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挨批，他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红军。他跟博古合不来，博古说他“在莫斯科学得不怎么样”，他说博古“只在莫斯科参加了几个月的军训”。他最欣赏的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转移途中，一个负伤，一个“打摆子”，两个人都坐担架，毛泽东就给他讲“结合”：“你王稼祥的洋家伙比我多喽，要是同土家伙一结合，就完美了。列宁就很重视结合，他把俄国研究得何等透彻！当然，彼一结合，此一结合。抄人家的结合，还是不结合。贵在自己的结合。什么东西子不讲结合呀？阴阳不结合能生万物？男女不结合能生出娃娃来？照抄照搬是不行的。仗，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打法，山沟里有山沟里的打法。一家子的媳妇还各有各的打扮。你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就看在这上头出息得怎么样了。”王稼祥没想到，他一赞同“结合”，就把他自己同毛泽东结合到一起了。
“你说怎么办？洛甫是想应战了。”王稼祥说。毛泽东说：“不理，坚决不理，就当没那回事。”王稼祥愕然，道：“不理？！人家要理怎么办？”毛泽东说：“不要紧的，昨天我听一个战士讲得好呀，天天要走路，没法子关禁闭。”王稼祥说：“瞧你说的，要关我们３个人的禁闭，怎么也得经过‘共产国际’批准才行吧？”毛泽东说：“那你还怕什么？”王稼祥说：“我是说，他要开那么一台子会，不也是挺烦人的么？”毛泽东说：“开会？他们怕是连什么会也不敢开喽。”王稼祥又问：“你说不理，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毛泽东说：“我说的不理，是不理‘新三人团’这码事，理起来麻烦，耽误行军打仗的事。别的事情，比如军事指挥问题，现在看来不理是不行了。昨天，徐老找我谈了谈，他们心情焦急，怕再打败仗。”王稼祥说：“这就说到一起了。我正是这么想的，打仗的事不能再由李德一个人说了算，咱们得朝他要点民主。”毛泽东喜形于色：“要点民主？好，好，这个说法好。要点民主，有理有节，不致惊动太大。但是，稼祥同志，就是这样，你也得找博古先谈谈，不要到时候光顶牛。我们还是讲组织纪律，要谈点什么，还得他出面才好。”他见王稼祥脸有难色，又说：“你们终究是同学，说起话来方便嘛。”王稼祥说：“好吧，你是不是也找军委其他几个同志扯一扯，让他们到时候也能说出自己的意见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朱德到毛泽东驻地来“看病号”，朱德手里掂着一只才煮熟的鸡，周恩来包里揣着几片攒下来的奎宁。说是看病号，其实是想来同毛泽东谈谈的，听听毛泽东对湘江一战的评价，以及对今后转移作战的意见。然而，一场本该认认真真、推心置腹的谈话，却没有谈起来。毛泽东心情不好，上午王稼祥告诉他所谓“新三人团”问题，他嘴上说不理，心情却一直是烦躁的。见周恩来到来，他又冷丁想到，所谓“新三人团”问题，朱德可能不知道，周恩来是不会不知道的。他不想当周恩来的面提起这件事。关于军事指挥问题，他也一时觉得不知怎样开口才好。李德的作战命令都是通过周恩来和朱德发出的，说轻了不解决问题，说重了他们也许接受不了。暂且不说，大家冷冷再说。不谈军事指挥，不谈所谓“新三人团”，剩下的便是“身体怎样，注意休息”之类了。临分手时，毛泽东只奉送了一句：“上午王稼祥同志又找我了，他说以后在军事指挥上该多一点民主，我表示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