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担部正整顿补充中。查共匪为全国公敌，此间军民等早已具杀敌决心，山河
可残，壮志不磨。谨电告明，伏乞睿察，并请中央早颁圈剿明令，期于一致进行，以达早日歼灭之效。
果然通电一般，侯之担把这份颠倒黑白、假报军情、邀功委过的电报，加急发给了南京的林森、汪精卫、蒋介石、何应钦，以及各地军事首要张学良、何成浚、何键、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王家烈等，其中“特急”的一份是拍发给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的。电报发出的第二天，侯之担便带随从奔了重庆。
侯之担到重庆一见贺国光，便照“通电”的调子诉说了一番。贺国光说：“老兄既然来了，也就不必走了。”侯之担开初还以为是对他的宽慰和关照，待到把他送进一家独门独院，并有一个班在门口看守，第二天又看到了贺国光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说：“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该部善后事宜，已由刘总司令湘负责处理。”侯之担才知道自己已经入了牢笼。
消息传到桐梓，桐梓便有民谣说：
侯之担，侯之担，
飞了鸡，打了蛋。
第九回 王稼祥力促遵义会 周恩来举荐成大功
话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区以后，全军上下，欢欢腾腾。红军从诞生的那天起，还不曾在遵义这样的中等城市落过脚。战士们纷纷走上街头，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红军总部还在城南广场上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朱德、毛泽东亲自到会讲了话。连日里，成立了遵义革命委员会，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工人武装纠察队也组织起来了。遵义城里，一派“瑞金景象”。
其时，敌情也有了很大的缓和。驻湖南邵阳的何键，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２０个团到常德地区同２、６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在川南长江一线，一时搞不清虚实，不敢轻易入黔。广西的桂军调了一个师进驻黔南都匀地区，不再北进。白崇禧在桂林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舞会上，私下里对人说：“有薛兵团１０万大军入黔对付共匪３万之众，料必足矣，桂军只须敲敲边鼓可也。”就是这个薛兵团，红军当面主要之敌，此时也驻扎贵阳地区，不敢轻进。１月５日，薛岳致电蒋介石，请求在贵阳整饬军备，说是“共匪窜集黔北，即就桐梓、遵义地区暂事喘息，抑或转窜川南，尚须待证。谨就管见所及，窃为嗣后进剿策划，有待川、滇、黔军协力之需求，尤以重庆、桐梓、遵义、贵阳交通之掌握，与本路军所依托贵阳策源地之整备实力为急务；否则大军再事远涉，后方联络线日益伸展，恐功亏一篑，遗无穷忧虑……”云云。
由于敌情的缓和，又有前几次会议（通道、黎平、猴场）的基础，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审查黎平会议决议是否有当，时机已经成熟。但是，议案一提出，便有着开与不开的斗争。开会的议案最早是王稼祥提出来的。他首先找到张闻天，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一些看法，说：“该开会解决问题了，不能再拖了。”张闻天满口赞成，说：“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是个时机。”王稼祥回头又找毛泽东，说：“既然要开会，你就得把你的主张都端出来啊？”毛泽东说：
“我嘛，老一套而已。不过，讲还是要讲一讲的。”
王稼祥虽说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却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党内军内都是有说话的地位和条件的。他把问题提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连说“好，好，好”。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实际上他比谁都深刻地认识到，现在的中央“三人团”，无论在理论修养上，策略水平上，领导能力上，还是在组成方式上，都不足以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宁都会议以后，完全排斥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此，尽快召开一个有规模的会议，充分深入地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及早克服当前中央领导的某种怪异状态，是他求之不得的。他赞同尽快开会，也还有他个人的一个直接因素：他这个“三人团”成员，目前处境艰难，博古、李德不吭声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又不能最后决策，他唱了个什么角色？说不清楚，也很不是滋味。
要开会，还得征得博古的同意。周恩来估计，博古是不一定赞成开这个会的。他找到博古说：“博古同志，根据黎平会议决议，我们还要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有时间了，其他同志也有这个要求，你看是不是就抓紧开了，再拖下去不好，于今后的事情不好办。”果然，博古说：“还要开什么会呀，不是接连开了好几个会，问题都解决了么？列宁同志是反对‘开会迷’的。”周恩来再次斡旋，说：“会是开过几次了，但都比较零碎，是不是更集中一点，充分地总结一下，求得认识上更加明晰一些。”博古说：“什么零碎呀，一桩桩，一件件，不是都照他们说的办了么？他们说不去湘鄂西，我们就不去湘鄂西；他们说要过乌江，我们就过乌江；他们说到黔北来搞根据地，我们也就到这边来了。很好了嘛。”周恩来说：“像你这样的说法，正好说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分歧始于江西呀，博古同志，我们需要就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这是一种负责的表现。”周恩来的后一句话比较重了。他本来还想重一点的，他怕博古受不了，又变了变口气说：“当然，我说的负责，指的是我们‘三人团’。”博古沉默了片刻，说：“恩来同志，关于‘三人团’，我看，我们就不必自作多情了。你恐怕不会不知道吧，已经有人在说，要开个会，把我们轰下台。如果是这样，我倒是赞同开这个会的。因为，恩来同志，我是怎么上台的，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自己要上台的，我知道我的经验不足。”周恩来说：“个人的得失就放到后面去吧。要说起责任来，我的责任还小么？”就这样，博古勉勉强强同意开会。
应当说，把会议提到日程上来，开始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周恩来的事。周恩来回头又找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交谈，征求怎样把会开好的意见。他在找毛泽东交谈时，在说了他对会议的一些想法之后，说到了博古对开会的勉强态度，也说到了他自己的一些心情。他说：“泽东同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准备通过会议的总结，请求中央解除我在党内军内的职务。”毛泽东好久没吭声，只是轻轻地笑了笑。周恩来说：“这并非戏言。”毛泽东这才说：“恩来同志呀，你赞成开这个会，操心这个会，是很好的。这个会当然是应该开的，非开不可的。但是，你们是这么一种情绪，这么一个精神状态，这个会还怎么开呀？倒好像是他博古的气比我们的气还大了，这不合适吧？你们这些读洋书的，真还有点特别。一会是一省数省的胜利，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一会又是不干了，撂挑子。唔，你讲的这些，倒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会到底怎么个开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是得有所考虑才是。”周恩来说：“你说的对，包括我在内，确有这么一种心情，有些患得患失。但是，泽东同志，请相信我，我能够做到把个人的得失放到后边去。革命为重，错了就改。”他停了停又道：“泽东同志，你刚才说的会议到底开到什么程度为好，倒是抓住了我心目中还没有怎么成形的问题。怎么样，谈谈你的想法吧。”毛泽东说：“你刚才讲的会议的主题，我听了还不怎么明确，似乎不够集中，请再说说看。”周恩来说：“主要是军事问题，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但也不能不涉及其他问题，比如政治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以及一些干部处理不当的问题，等等。”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我的意见，大敌当前，现炒现卖，只谈军事问题，就是你说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不谈其他，或者叫作基本上不谈其他。至于会议的开法嘛，当然还是要请博古同志主持。同时，为使大家发言有个中心，博古和你得起个头喽，是不是？”听了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周恩来的眼睛里有了闪光，说：“泽东同志，有你这几句话，我对开好这次会议也就有信心了。好吧，我再去给其他的同志通通气，作一点开会的准备。”
就在周恩来找人预告会议内容和开法的时候，凯丰（何克全）得知消息，也活跃起来了。他首先找到博古说：“现在不宜开这个会呀同志！他们是趁着进贵州、过乌江、占遵义这么一个形势，朝中央要民主，要权力的！他们到底会要开到什么程度，是难得说的。什么只谈军事问题，不可能。你要振作一些才好。”凯丰同博古同岁，一路去的莫斯科，又一路从莫斯科回国的。在２８个布尔什维克当中，他是又一种类型的布尔什维克。理论上浅薄，又心术不正。打从回国进到中央苏区，他就没少琢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王明当初安排他做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共青团中央的工作，他为此还闹过一阵情绪。此后，他一直把自己的命运同博古联在一起，热衷于宗派。说到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他害怕的不是什么军事上的成败是非问题，他害怕的是博古被轰下台。博古一下台，他的团中央书记也就到顶了，甚至不保险了。他接着进一步提醒博古：“问题还不在毛泽东几个人，王稼祥、张闻天也在跟着他们跑。斯大林同志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博古的心情早已有些颓唐，他已无心阻止开会，他扬扬手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什么堡垒了，四中全会就有人在讲教条宗派；也不要讲不要开这个会，已经挡不了了。现在，需要有所准备的是，到底怎样看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到底是敌人的强大，还是指挥上的问题？巴黎公社失败了，德国革命失败了，马克思是怎么评价的？列宁同志又是怎么说的？不能说是失败了就是错误，何况我们并没有失败。我相信，总会有几个懂一点真正的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凯丰一听，茫然好久，说：“说的对，他们连胜败乃兵家常事都不懂的。我也找人交谈交谈。”
凯丰压着指头数，结果找到了聂荣臻，也许是看上聂荣臻当年也在莫斯科上过东方大学。他三番两次找聂荣臻，一谈就是半天，聂荣臻给他讲了不少“中国的仗不能像外国那么打法”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坚持要聂荣臻在会议期间支持博古。聂荣臻火了，说：“你听不进我的，我也听不进你的。我明确地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博古把什么都交给李德，我是支持毛泽东的！”
经过连夜的交谈和准备，政治局扩大会议终于开始了。
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人都住在城中心柏辉章（黔军师长）的公馆里，这里是红军的总司令部，会议就在公馆的二楼上开。有趣的是，博古和李德已经不住在总部，他们住在城边的一家地主大院里。周恩来曾经过问此事，总部管总务的同志回答说：“他们一路都喜欢在一起，就让他们在一起吧。”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朱德，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先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会议，后以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列席会议，伍修权到会作翻译。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天的会议，博古作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周恩来作副报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博古的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就根本谈不上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来。
第一次会议开得懒洋洋的，第二次会议进入大会发言，气氛一下子便绷紧了。彭德怀打头炮，矛头直指博古的主报告。他说：“主报告承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这还不错，恐怕也就是这一点不错。但是，不是叫作总结吗？教训是什么？为什么失败了？主报告说是敌人太强大，根据地太落后。请问，哪里的革命不是有强大的敌人？哪里不是穷得太落后才革命的？没有说到点子上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指挥上的错误，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短促突击，不能集中兵力，哪有不打败仗的！西进突围，搬家逃跑，行动迟缓，在湘江受到那样大的损失，这个责任完全要由中央来负，由‘三人团’来负！”
李德单独坐在靠门口的木椅上，前一天听了博古的主报告，就曾想，只要博古的报告能够通过，他也就不再吭声，完全做个旁听的列席者。此刻听伍修权译说了彭德怀的发言，急性子的日耳曼人坐不住了。在红军指挥员中，李德最不满意的是两个人：一个是刘伯承，一个就是这个彭德怀。在江西时，刘伯承曾经骂过他是“帝国主义分子作风！”他把刘伯承的总参谋长撤了。彭德怀说他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他把彭德怀的军委副主席勾了。此刻见彭德怀把矛头指向了他，他叽里呱啦反驳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完全在于敌人过于强大；短促突击的战术之所以没有取胜，完全是由于前方指挥员执行上发生偏差！”
这可是火上加油了。洛甫发言，据理凭实，尖锐地批评了主报告拒不检查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教训。朱德、王稼祥、聂荣臻、陈云、李卓然，全都开了火。朱德说：“华夫同志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命令红军打阵地战，结果丢掉了苏区，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转移时又是仓皇逃跑，以致损失惨重，这当然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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