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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共：龙头坐牢五年来，见到大学生变成政治犯的不多吧？
龙 头：少得可怜！更荒谬的是，有的还是在麻木不仁虚度此生中给抓进来的。有一个师范大学大学生叫赖溪河，长得清秀，像个女生，大三那年，因为有严重的狂想症休学了。有一天，他来了一次特大号的狂想，他问为什么不叫国民党与共产党好好的谈一谈呢？反正都是同胞、都是自己人，何必每天打来骂去，制造紧张的气氛呢？他想到的事马上就做，立即动笔写了一封信，要寄给毛泽东。信写好后他带在身上，去拜访同学，适逢四位同学在打麻将，赖溪河把信封拿出来给大家看，四个麻将搭子赌兴正浓，甲转乙，乙转丙，丙转丁，丁又转甲，谁也没打开看，就还给他了。不久，赖溪河打扮成女学生，提着一桶汽油，跑到总统府前面，要烧那十月十日所谓国庆庆典的牌楼，火还没放，人就给抓起来了。浑身一搜，发现这女学生不但身上多了根鸡巴，还多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于是展开追问，知道此信在麻将桌上曾经四人过手，不是过目，是过手，结果四个赌徒大学生都给抓起来，最后各判感化三年，理由又是“被告等明知赖溪河思想倾匪，竟不告密检举，显已触犯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姑且念被告等尚在就学中，警觉性不够，故裁定感化三年以示薄惩，俾得自新”云云。这四个倒楣鬼，做梦也想不到打个麻将，摸了一下信封，就换来三年牢狱之灾。他们招谁惹谁了？没招谁没惹谁，都给各判三年，你们“成大共产党”竟招蜂引蝶，大张旗鼓，想在岛上自做毛泽东，你们不该被判重刑，谁该被判？所以，比起打麻将的大学生来，你们太该了、太值得了。
余三共：说得也是。坐牢还算好，但是坐冤狱就太窝囊了，太不该、不值得了。（用奇怪的眼神看龙头）只是你龙头太奇怪，说你台独，你的罪名是假的；但恶贯满盈，该坐牢又是真的。你挖国民党的根，关你，一点都不冤。
龙 头：（笑）所以我从不喊冤，反倒喊爽。坐牢有时也很爽。我培养出一种人生观，就是清楚承认我眼前处遇的，是我人生中那一种阶段。人生可分为生、老、病、死等阶段，也可分为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阶段，但这种分法，太粗糙了，是不好解读的。要解读，必须分得更细，或因人而细分，或因事而细分，或因什么什么而细分。比如说，我的初恋，与情人的悲欢离合，就是一个阶段；比如说，我的坐牢，与敌人的长期周旋，就是一个阶段。人生会同时有好多阶段平行存在着、交错着，相互之间也许相关，也许不相关，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必须察觉阶段发生或结束时，得清楚承认现实，明明该结束的，让它告一段落，休恋逝水；明明该面对的，让它就此开始，勇于面对。对告一段落的往事，要能以不伤逝的潇洒去回首，告诉自己，那曾是我人生中的一段，有许多是幸福的彩云。但彩云易散也是人生的过程与常理，有开始必有结束，一如不幸也会有始有终，也是人生的过程与常理一样。就是这些一件件或幸福或不幸的阶段，才累积成我的今生，直到我最后一阶段的到来，或寿终正寝，或死于非命。从这最后阶段往回数，我一生中，或因人而分，或因事而分，可能总结出几十个几百个阶段出来。在每一阶段来或去的当口，有的反应会很不习惯、很强烈，这时候，要用整个一生做一把尺，去量这一段，告诉自己：它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它的来和去一定要潇洒的清楚承认，不要退缩，对智者达者仁者勇者而言，也没有什么好退缩的。上面这些“人生阶段论”的强调，目的在提醒自己：用分阶段的眼光去划分自己的一生，使自己清楚承认什么是山雨欲来、什么是彩云易散，因而明确的划分出自己，这是一种必须学会的本领。
余三共：这种“人生阶段论”的本领，还需要特别加强学吗？
龙 头：要的。就像打字、游泳、骑车一样，它们不算是一种知识，它们是一种习惯，你要把“人生阶段论”当作一种习惯来运作，才算成功，才会立刻进入情况。比如说，以我这种反派人物，在中国，一定会坐牢的。坐牢是我必须的阶段，我不信宿命，但我清楚知道我难逃牢狱之灾。所以，一旦我坐了牢，我立刻把我的“人生阶段论”端出来，告诉自己“我的自由阶段过去了”，“跟小情人的幸福生活阶段也过去了”，我眼前处遇的，是一种新阶段，“是我的坐牢阶段”，我就转化心情，建立起新习惯来，说句笑话，我立刻“在三层楼上展开”我的新“阶”。
余三共：什么意思？什么“三层楼”？什么新“阶”？
龙 头：你们中国共产党创党人陈独秀，他在牢里讲过一段话，大意说：“现在许多翻译的书，实在不敢领教，读它如读天书，浪费我的时间，简直不知道它在讲些什么，如胡秋原这小子，从日文中译出这样一句话，‘马克斯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这是什么话，我当然不懂，我想也没有人懂，我要问马克斯主义为什么要在三层楼上展开呢？难道二层楼上不能展开吗？我找到原本，查对一下，原来是说‘马克斯主义发展分三个阶段’。日文中的三阶段，就写三阶段，而三层楼则写三阶。若说胡秋原眼误，未看到这个段字，那是不能原谅的。译出书来，起码要自己看看懂不懂通不通，连自己也不懂的东西，居然印出书来，真是狂妄无知，害死人呀！”陈独秀这段话，就是我要立刻“在三层楼上展开”我的新“阶”的来源，好笑吧，胡秋原这种国民党！
余三共：你说“人生阶段论”是要养成如打字、游泳、骑车一样的习惯，难道它不是一种理论？
龙 头：它不该只是一种理论，要理论以外，有可行性才算。它是应该养成的习惯。养成以后，你对全面的人生，会有分阶段的看法，一个个自成单元的阶段，尽入眼底，一览无余之下，你会把每一阶段一一切割出它的位阶，某年某月某一天，或某几年某几月某几天。大体上说，都是自成单元的过去式，像一部电影一样，演出过的画面都是过去式，所有的过去画面最后结局于end，那就是人生的死亡，寿终正寝也好、死于非命也罢，都是结局。人死了，一如一部电影的静止，电影底片的静止，每一小格画面的静止。小格画面是自成单元的，正如“人生阶段论”的每一阶段，电影就是那样一小格一小格形成的，人生也就是那样一阶段一阶段形成的。有了这种切割的习惯，你最大的受益是你不会苦苦留恋过去的幸福，也不会拒绝面对现实的不幸，你会告诉自己，是阶段转换的时候了，立刻适应这种转换吧，于是我会“欣然就道”，像手握电视开关一样，立刻转换新的频道。
余三共：“人生阶段论”转换的开始和结束，全听其自然吗？
龙 头：也不尽然，也有人为的部分，这是另一种必须学会的本领了。人间许多事情，你去做和不去做，往往有不同的效果。做了它和不做它，结果纵然看似失败，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无为主义”和“有为主义”人生观的最大不同。“无为主义”相信“尝试成功自古无”，“有为主义”相信“自古成功在尝试”。我是相信“有为主义”的，因此我相信人生阶段的有和无、起和落、开始和结束，有的是可以人为操作的，因为可以有操作的空间，所以，可以把许多阶段处理得更为美好。我举汉武帝的李夫人为例。中国人描写女人的美，用“倾国倾城”，最早就是对李夫人说的。李夫人被形容为“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成为绝代佳人、美的偶像。可惜红颜薄命，得了要命的病，最后缠绵病床，眼看就要死了。汉武帝跑去看她，相见最后一面，可是李夫人却拒绝了。——为了给情人留下一个艳光照人的好回忆，而不是一个风姿憔悴的坏印象，她拒绝了人情之常的诀别。从人情之常观点看生离死别，大家见最后一面乃情所必至，理所当然，怎能不见？可是从唯美主义观点看，却不见更好，不见更美，李夫人知道自己就要死了，是人生阶段的结束，但结束得这么漂亮，这种“有为主义”，李夫人学会了。李夫人以外，再以唐太宗为例。唐太宗打下天下后，把侯君集等二十四位功臣，叫阎立本为他们一一画像，挂在凌烟阁，表示崇德报功，不忘革命情感。不料后来侯君集造了反，被抓住，依法非杀头不可，唐太宗对这位“朋友变成敌人”的老同志，非常痛苦。他哭了，他哭着向侯君集说：你造了反，非杀你不可，但你是我老同志，我不能不想起你、怀念你，我再上凌烟阁，看到你的画像，教我情何以堪？你死了，“吾为卿，不复上凌烟阁矣！”我为了你，再也不上凌烟阁了！侯君集被杀，对杀他的人说来，这也是一段人生阶段的结束，但结束得这么漂亮，这种“有为主义”，唐太宗学会了。
余三共：你说得太古典了，现代人就不会这样。
龙 头：我承认太古典，但现代人怎么样呢？现代小鼻子小眼的政治人物，他们实在俗不可耐，毫无趣味，不但做他们朋友没趣味，甚至做他们的敌人都没趣味，他们连做敌人都不够料。他们今天跟你是“亲密战友”，明天就把你从百科全书或机关刊物中挖出来，一桶黑漆，把你革命勋业全部抹杀，打成“敌我矛盾”，于是，你变成了“懦夫”、变成了“叛徒”、变成了“汉奸”、变成了“大骗子”、变成了“脱离革命队伍的反对派”……你变得一无是处，你的功绩全不提了，天下变成他们打的，你若有画像在凌烟阁里，早就拉下来，撕毁、斗臭、天下是他们的了。什么？你是二十四分之一？笑话！滚！以理想主义起义的人，最后抛弃理想不谈，反倒连事实都抹杀，见权力起意，这是现代人物最大的悲剧。我清楚知道，随着时代的所谓进步，早年人类的一些动人品质，已经花果飘零、消磨将尽。但对我说来，我仍忍不住一种内心的呐喊，使我在俗不可耐的现代，追寻“今之古人”。可是，到处是一片暮色，暮色苍茫、苍茫、又苍茫，我失望。
余三共：至少，在暮色苍茫中还有我们自己吧？
龙 头：大概只有我们自己了。你记得吗？后来被打成“敌我矛盾”的“汉奸”汪精卫，当年为革命被判死刑，曾在牢中写了名诗：
慷慨歌燕市，
从容坐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今天我给改了。改成：
不准“慷慨歌燕市”，
不准“从容坐楚囚”，
不准“引刀成一快”，
不准“不负少年头”。
为什么这么改呢？因为汪精卫所处的是一个古典的旧时代，在旧时代中，“造反”也好，“起义”也罢，“革命”也行，不管你干什么，只要你不成功被逮到，大概都难逃一死。在挨刀以前，抗节不屈的人，往往可以得到英雄式的招待和烈士式的满足，他在“从容坐楚囚”以后，绑赴法场，还可以意气扬扬，“慷慨歌燕市”一番，他可以高喊口号，做简短演说，或是“骂贼而死”。“引刀成一快”前一分钟，他可以表示“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他真的是好汉，在菜市口看热闹的同胞们，也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好汉。——上面这种“引刀成一快”的故事，在古今中外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些人虽都难逃刀下鬼的命运，但是相对的，也聊以自慰的，他们总算得到了“不负少年头”的满足，——除了那混球的阿Q以外。旧时代的好汉们为理想奋斗，他们深刻了解“千古艰难唯一死”的哲学。奋斗失败了，他们甚至甘愿用“一死”来代替逃亡，代替徐图再起或卷土重来。戊戌政变时候的谭嗣同，就是具有这种信仰的典型。当时日本志士们劝他离开北京，他不肯，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可怜的谭嗣同，他竟认为午门溅血，是变法的一个必要条件！清朝的当政者“成全”了他，“满足”了他这个条件，分开的杀他，“就义之日，观者万人。”清朝政府公开杀他的目的在“示众”，他的目的在“流血”，表面上，双方各取所需，好像都没吃亏；骨子里，清朝政府给了谭嗣同“流血的自由”，从现代统治者看来，实在有点笨。所谓“流血的自由”，广义的说，是脖子挨刀的人们，最后表白一下真我的自由，他们以命偿名，临终以死明志，消极说来，也不失为一种抗议——一种悲壮的抗议，一种看似无用却影响深远的抗议。旧式的大权在握者，基于“示众”“阴德”等复杂心理，对“待死之囚”，总还给他一个“慷慨过市”的机会。换句话说，“待死之囚”最后想得到一个英雄式的烈士结局，他可以被允许得到。甚至你要公开忏悔什么、遗憾什么，也可以一并处理，十六世纪英国总主教克兰玛Cranmer在被火刑处死前，曾谴责他的手，说他手写了太多违心之言，该先遭火烧。。。。Ihave written many things untrue。 And forasmuch as my hand offended； writingcontary to my heart； my hand shall first be punished therefore； for； may I eto the fire； it shall be first burned。 你看这家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活得窝囊，死得可气魄极了！不过，这些古典的画面，现代的统治者已聪明的觉察到：公开“杀”出个英雄或烈士，虽然可收杀鸡警猴之功，可是另一方面，却有“反令竖子成名”和“陷政府于不义”的大流弊。利害相权之下，实在得不偿失。最后，于“杀”人一道，也推陈出新了，把你想要“杀”掉的人，永远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除去为上策，所谓“暗中干掉”是也。这就是为什么从“刑人于市”转变到“枪毙人于天还没亮”的缘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