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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群臣智谋浅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贪图宠荣，皆为身谋尔。陛下乃信之，以为必持是可以进抚中原，展省陵庙，来归两宫，亦何误耶！
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而陛下顾虑畏惧，忘之不敢以为仇。臣下僭逆，有明目张胆显为负叛者，有协赞乱贼为之羽翰者，有依随两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顾虑畏惧，宽之不敢以为讨。守此不改，是祖宗之灵，终天暴露，无与复存也；父兄之身，终天困辱，而求归之望绝也；中原士民，没身涂炭，无所赴诉也。陛下念亦及此乎？
五安石轻用己私，纷更法令，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下诬君父，上欺祖宗，诬谤宣仁，废迁隆祐。使我国家君臣父子之间，顿生疵疠，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遂使敌国外横，盗贼内讧，王师伤败，中原陷没，二圣远栖于沙漠，皇舆僻寄于东吴，嚣嚣万姓，未知攸底，祸至酷也。
若犹习于因循，惮于更变，亡三纲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势诱下，下以智术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实由此不核，赏罚由此失当，乱臣贼子由此得志，人纪由此不修，天下万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将何以异于先朝，求救祸乱而致升平乎？
末言：
陛下即位以来，中正邪佞，更进更退，无坚定不易之诚。然陈东以直谏死于前，马伸以正论死于后，而未闻诛一奸邪，黜一谀佞，何摧中正之力，而去奸邪之难也？此虽当时辅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亿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辅助，而令奸邪得而杀之，于谁责而可乎？臣窃痛心，伤陛下威权之不在己也。
高闶为国子司业，请幸太学，宏见其表，作书责之曰：
太学，明人伦之所在也。昔楚怀王不返，楚人怜之，如悲亲戚。盖忿秦之以强力诈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惨胜于加之以刃也。太上皇帝劫制于强敌，生往死归，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尝胆，宜思所以必报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为大恩乎？
昔宋公为楚所执，及楚子释之，孔子笔削《春秋》，乃曰：「许侯盟于薄，释宋公。」不许楚人制中国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纵释乃在金人，此中华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为大恩乎？
晋朝废太后，董养游太学，升堂叹曰：「天下之理既灭，大乱将作矣。」则引远而去。今阁下自睹忘仇灭理，北面敌国，以苟宴安之事，犹偃然为天下师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论，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谀柄臣，希合风旨，求举太平之典，又为之词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
宏初以荫补右承务郎，不调。秦桧当国，贻书其兄寅，问二弟何不通书，意欲用之。宁作书止叙契好而已。宏书辞甚厉，人问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桧死，宏被召，竟以疾辞，卒于家。
著书曰《知言》。张栻谓其言约义精，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有诗文五卷、《皇王大纪》八十卷。
宁字和仲，以荫补官。秦桧当国，召试馆职，除敕令所删定官。秦熺知枢密院事，桧问宁曰：「熺近除，外议云何？」宁曰：「外议以为相公必不为蔡京之所为也。」迁太常丞、祠部郎官。
初，以宁父兄故召用，及寅与桧忤，乃出宁为夔路安抚司参议官。除知澧州，不赴。主管台州崇道观，卒。
安国之传《春秋》也，修纂检讨尽出宁手。宁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书云。
列传第一百九十五儒林六
○陈亮郑樵林霆附李道传
陈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曰：「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及葵为执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时豪俊，尽其议论。因授以《中庸》、《大学》，曰：「读此可精性命之说。」遂受而尽心焉。
隆兴初，与金人约和，天下忻然幸得苏息，独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已而退修于家，学者多归之，益力学著书者十年。
先是，亮尝圜视钱塘，喟然叹曰：「城可灌尔！」盖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当淳熙五年，孝宗即位盖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诣阙上书曰：
臣惟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所钟也，人心所会也，衣冠礼乐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系也。
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气惰矣。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复关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况望其愤故国之耻，而相率以发一矢哉！
丙午、丁未之变，距今尚以为远，而海陵之祸，盖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独陛下奋不自顾，志于殄灭，而天下之人安然如无事。时方口议腹非，以陛下为喜功名而不恤后患，虽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势而独胜之，隐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
昔春秋时，君臣父子相戕杀之祸，举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独以为三纲既绝，则人道遂为禽兽，皇皇奔走，义不能以一朝安。然卒于无所遇，而发其志于《春秋》之书，犹能以惧乱臣贼子。今举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岂人道所可安乎？使学者知学孔子之道，当道陛下以有为，决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岂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其势必有时而发泄矣。苟国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将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礼乐之旧，祖宗积累之深，以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系也。「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自三代圣人皆知其为甚可畏也。
春秋之末，齐、晋、秦、楚皆衰，吴、越起于小邦，遂伯诸侯。黄池之会，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国之无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讲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举而遂灭；国家之大势未张，不可以一朝而大举。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劝陛下积财养兵，以待时也。臣以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宜其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余年，凡今日之指画方略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球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骋，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
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
晋、楚之战于邲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
贬损乘舆，却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仇，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骋，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
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埂馕⒅埃孛诔ⅲ煜轮埔灰印９示┦Τ⑺拗乇晕蹋す喔饔薪薹翘熳铀宰允仄涞匾病１蕴熳又平蕴熳又疲俳蕴熳又伲窠蕴熳又瘢透僮苌悖蠲鞅福は夭坏靡砸皇伦宰ㄒ病Ｊ恳猿叨榷。僖宰矢穸磺蠖韧庵娌牛荒骄乐凉ΑＬ熳釉橐褂乔谟谄渖希砸謇砹苡な看蠓蛑模匀室骞『袼姑裰偬煜陆杂捎诠婢刈忌校倌晏街哟硕ⅰ�
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俨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
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
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致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乖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祐、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秦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仇，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仇，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涖事；圣断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辍住３伎殖涛闹浚矢裰伲蛔愕倍韧庵靡病Ｒ兆婢煜轮舐裕谝巡荒芫∮茫衿湟乓猓裎尥诒菹乱玻”菹鹿锻圃湟舛兄梢钥琊⑹倌曛鲇诟垂饰锖酰〔蝗唬种呒惹睿伎肿孀谥垡嗖蛔闶岩病１菹率粤畛急铣掠谇埃蚪袢沾笥形员刂σ印�
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禘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岳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