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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若是不装做为任何一方面工作呢？”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那又会怎样呢？”
“那您就会随着可怜的戴维斯一路去了。”扬柯夫斯卡亚很干脆地说，“在这场把戏里淮也不会让淮的。”
“假如我还是不同意呢？”我又重复了一遍，“您怎能保证我不会找机会跑回自己人那里去呢？”
“人都依恋生活，”扬柯伏斯卡亚很有把握地说，“您是正常的人，并且愿意活下去，到苏俄去那你只有一死。”
“一死？”我很奇怪，“为什么呢？”
“对一个人产生怀疑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扬柯夫斯卡亚说，“让俄国人认为您已经被外国网罗去，又被送回去从事间谍活动，这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您和我搞在一起就已经声誉扫地了……”
我确实打算活下去。但我认为死比毁损名誉更好些。不管他们怎样败坏我的名誉，我总还是要跑回自己人那里去。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应当聪明些，所以暂时还可以搅到扬柯夫斯卡亚搞的这个把戏里去。
“您究竟要我干什么呢？”我问道。
“您先把我放开吧，我的胳臂和腿都麻木了。”她说，“至于您，您就装做戴维斯·布莱克，在最初这个时期已经满好了。”
我把她放开了。她把我打死对她并没有好处，我也不准备打死她。何况不事先做好准备，要想从里加逃走也根本办不到。
“可是您还没有对我解释接吻那桩事呢。”我说，“那天夜里，坐在汽车里的究竟是什么人，后来您为什么又到了楼梯上？”
“啊，这都是细则！”她满不在意地说，“您总会弄清楚，这并不是要点。”
“要点究竟在哪里呢？”
“在明天。应当行动起来，而不是向后看。”
“我到底应当怎样做呢？”
“我已经说过，您要做戴维斯·布莱克。在最初这个阶段就满可以了。”
“可是您没有想到您要我装作戴维斯·布莱克有可能被别人看破吗？”我反驳说。
“噢，不会的，这一点我早就预料到了。”她解释说：“贝尔金有他自已的一些熟人，其中有些右倾分子，他们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天里就从里加逃跑了，至于其中的一些左倾分子，他们已经同苏维埃机关一同撤退了。最后，假如您的女厨师和您的情人对您的身分都不怀疑，还有谁敢怀疑您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呢？”
“谁是我的女厨师以及她在想些什么，这我已经知道了。至于情人，那可不妙，我可不知道我的情人是谁。”
“难道您没有猜到吗？”扬柯夫斯卡亚一面伸动着她那麻木了的胳膊一面讥俏般地问我，“不然的话，我就未必那么清楚布莱克的一切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房间里踱了起来。
“这样吧，阿弗古斯特，”她很正经地说，“我去洗个澡，收拾一下，您换一身衣服，让我们来检查一下，看您是否确实象我以为很象的那个贝尔金。”
我听了她的话，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下了楼，我坐过的那辆汽车就停在门口。
“这是谁的汽车？”我问道，“是您的还是我的？”
“是您的。”她回答说：“但是我不想现在就交给您。”
这是很明显的。
她又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车开得很好。
“我们到哪儿去？”我问道，“这不是秘密吧？”
“不是。”她回答说，“我们到格列涅尔教授家里去，您能恢复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谢他。”
“就是我在病院里曾经见过的那个高个子吗？”我猜到了，“我用什么名字同他见面呢？”
“他知道您叫阿弗古斯特·贝尔金。但他怀疑您是戴维斯·布莱克。”
“这是因为您说了吧？”我问道。
“不是。”她回答说，“德国人早就知道戴维斯·布莱克顶替着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字。”
“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英国间谍，他们为什么却不逮捕我？”我问道，“英国和德国是处在交战状态的呀！”
“您太天真了。”她宽厚地说，“他们对您还抱着长远的期望呢。难道您以为他们会热心地为一个拉脱维亚人治疗吗？”
“怪不得这位教授对我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
“德国人当然认为您是遭到了苏联侦察机关的袭击。”
“您说的这位格列涅尔教授是个怎样的人呢？”
“噢，格列涅尔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您应当同他交个朋友。他在里加不仅是一位医学界的权威，而且在希特勒行政当局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是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在希特勒没有上台以前他就加入了纳粹党。他和戈培尔是老朋友，在国际上他的交往很广，他甚至还在国外执行了希特勒分子委托给他的特别任务……”
“这个鉴定可太好了。”我说，“但我却不相信他会是一个好医生，一个好的医生是不会为他们这些败类干工作的……”
“您看问题又象个天真的小孩子了。”扬柯夫斯卡亚反驳说，“难道您认为希特勒分子里就没有能干的人吗？如果那样，那他们就连一个月也支持不住！至于谈到格列涅尔，党里很多的同事甚至还责难他太过于讲人道了呢。无论如何，正是格列涅尔这样的一些人在希特勒的纳粹党里起了台柱的作用……”
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一大堆汽车和行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扬柯夫斯卡亚急不可耐地把头直伸出去看，于是一个警察——德国人刚一占领里加，警察立刻就出现在大街上了——仿佛用他的指挥棒把所有别的汽车都推到了一旁，很客气地点着头，让杨柯夫斯卡亚的汽车先走……
她甚至把警察都迷住了！
“可是，您是怎么进到病院去的呢？”我问道，“您在那里干些什么？”
“照看您，”杨柯夫斯卡亚说，“他们答应叫我去照看您。德国人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因此对我的担心也非常谅解。您失去了知觉，躺在病院里什么都可能说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病人身旁有一个了解底细的人很是相当的……”
我们的汽车停在格列涅尔教授的门前了。
德国行政当局竟拨给了格列涅尔教授一座三层大楼的整整一层，据此看来，这位教授也一定很不简单了。
门口停着好几辆汽车，自然也有党卫军分子在站岗。
但是我们走近门口的时候，他并没有拦阻我们。他大概是认识扬柯夫斯卡亚，不然就是他很有眼力。
我们登上了铺着地毯的楼梯，就进了教授的位宅。
看样子，这个格列涅尔仿佛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年。一切都令人感到有一种德国风味。家具都摆得相当整齐，地毯洗刷得非常干净，镀金的画框闪闪放光。
我们走进了客厅。格列涅尔家里好象正在举行一个小型的招待会。客厅里，一些人很安详地在交谈着，很难设想这些人是呆在别国，呆在他们所占领的一个敌方的城市里。
格列涅尔一眼发现了扬柯夫斯卡亚，就迎着她走过来。他穿着一身将军制服比穿白罩衫就更显得细长消瘦了。他的胸前戴着一个铁十字勋章。他高兴地点着他那个小脑袋，靴后跟啪响，作了——个立正的姿势，就吻了一下他这位女客的手。
“您把我给忘了，”他责备她说，“老头子可是好见怪的！”
“这是贝尔金先生，”扬柯夫斯卡亚指着我说，“他要亲自向您表示谢意。”
“啊，我们已经见过了，希望我们能够互相交往！”格列涅尔很客气地喊了一声，并且意味深长地瞧了瞧她，“不过……”
他又在我面前得意地显示他的本领，念起了莎士比亚的诗句……
扬柯夫斯卡亚冷冷地瞧了格列涅尔一眼。
“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她问他。
“友谊在一切方面都可以巩固，只是在爱情这方面爱莫能助。”
我为她翻译了这句话。
“我懂了。”杨柯夫斯卡亚说，又看了看格列捏尔，“但是您没有理由在我身上吃醋呀！”
“噢，如果我知道您会用这样多的时间关照贝尔金先生，”格列捏尔开玩笑说，“那我就不会让人们给他治疗了……”
扬柯夫斯卡亚在这里非常随便，就好象她是这里的女主人一样，她把我介绍给教授的客人。
这些客人大部分是里加希特勒军政机关的核心人物。还有几个半文半武的官员，其中有两个人带着老婆，还有几个没带丈夫的女人，里面还有一个演员；女人都穿着夜礼服，很多人都戴着珠宝饰物。
我们的出现使格列涅尔的客人们中断了谈话。人们都很感兴趣地望着我，看样子，这个客厅里的这些人早就听说过我了。不过，扬柯夫斯卡亚却更引人注意。这里所有的人都认识她，如果说妇女们都怀着妒意，馅媚地望着她，那么，很多男人就是公开地现出垂涎欲滴的神气瞧着她了。
格列涅尔把我领到了一个忧郁的、穿着黑色党卫军制服的家伙跟前，他的面孔上有一撮小黑胡，显得十分可笑，象希特勒的那摄小胡一样，显然是涂了黑颜色的；因为他的头发却象狐狸尾巴一样，是火红色的。
尽管这个家伙的身旁站着一个女人，但他却在沙发椅上坐着，静观着周围的人们。
“请让我为您介绍一下，”格列涅尔说，“这是爱丁格尔长官和他的夫人……”然后，他也说出了我的名字。‘这是贝尔金先生……”他停了一下，然后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个人！”
我向爱丁格尔这个身体肥胖、面色青白的夫人施了一个礼，但是这位长官先生却没有容我们正经地互相问候一番。
“坐下吧，罗塔，”他很严峻地吩咐他的妻子说，一面站起身来，伸出他那有力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子，好象扣上了手铐一样。“贝尔金先生，我们走吧，”他说，“我们应当熟悉熟悉。”
他把我带进了餐厅，那里有几个军官站在桌旁喝着啤酒。
这位长官毫不客气地推开了啤酒瓶子，举起了白酒瓶子。
“我们在俄国应当喝俄国白酒，”他不容分说地说道。马上就倒满了两大杯，并且送给了我一杯，“请吧！”
我们两人都把酒喝下去了。
“马上就会有音乐节目了。”这位长官说得仿佛在下命令，“因此应当陶醉一番，回到您女人那儿去吧。”
果然，客厅里正有一个高身量，长得很美的女人站在钢琴旁边准备唱歌。她穿着一身粉红色的夜礼服，大家都管她叫演员。
我走到了扬柯夫斯卡亚身旁。
“这家伙是谁？”我小声问他用眼角扫了一下我的新相识。
“盖世太保头子爱丁格尔，”她悄悄地回答说，“您要多给他献点殷勤。”
我只是暗暗地透了一口气……
我怎能想到会落到这帮人当中啊！
这时，穿着粉红色夜礼服的那个女人已经唱了起来。她唱的是舒曼的抒情歌曲。她可确实是一个名不虚传的演员，在任何听众之中都能受到欢迎。她一连唱了好几支歌曲，人们为她鼓掌；时间不长，掌声也不大，这是社交界中的一种习惯。突然，在唱过舒曼的富于幻想、旋律悦耳的歌曲以后，她却唱起了《霍斯特·维谢里》，这是突击队员最喜欢的一首歌，是希特勒的亡命徒之歌……
她按照在场的这些人的本性，表现出惶惑不安的神情，唱着这首歌，她仿佛象是做了一件不体面的事情，现出难为情的样子……
一点儿不错，这不是舒曼的作品！
这时，听众们的面孔涨得通红，有好多人站了起来，有的人甚至也随着唱起来了……
我仿佛觉得，这时如果有人突然大喊一声，他们就会跑到街上去杀人、抢掠、放火……
这位跟手唱罢以后，格列涅尔教授也没有等人邀请，就端着军人的架子，自己走到了钢琴跟前，在那光滑的黑色板凳上坐下了。
按理说，音乐能够表现人的心灵，但是我要说，格列涅尔根本就没有心灵。他演奏的都是他很熟的作品，因为他几乎就没有看乐谱，每一个乐句演奏得都很精确，但是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听到过这样枯燥无味的演奏。起初我对他这种枯燥无味的演奏感到很奇怪，但是后来才发现，格列涅尔根本没有用脚踏板。他打着键子，声音随打随断。声音不扩大，不延长，也不和别的音交合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到能把钢琴变成一个鼓。
格列涅尔奏起了“歌唱家兼诗人”的前奏曲，又奏了两个巴哈作品的序曲，然后又演奏了维伯尔的“邀请跳舞……”
这本来是一支轻快的、优美的“邀请舞曲”……可是他却把它奏得何等难听！
琴键在他的手指下嗒嗒作响，仿佛象响板一样，客厅里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响声……
就在这时，当这个富于理智的纳粹分子在演奏维伯尔的作品时，我听到我背后有人声音嘶哑地小声说：
“贝尔金先生，我们要同您见见面。”
我转过身去了。站在我身后的是爱丁格尔长官。
“请到我的办公厅去一趟吧。”爱丁格尔提议说，“我在最近这几天等您。”
“也是‘邀请跳舞’？”我暗想道，“在目前的情况下拒绝他的邀请是不可能的……”
我算卷到这场把戏里去了，这场把戏对我未必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音乐节目完了以后，我们就被请去吃晚饭。有两个勤务兵侍候着我们，这是两个训练有素的奴仆。晚饭很清淡，不算丰盛，但是却很精美：有龙虾、沙丁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