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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我的写字台里——因为贝尔金的写字台现在已经成了我的——取出了一串钥匙，打开了墙上用一张画遮盖着的小保险拒；那里面有钱，还有些金制的玩具。
保险柜里的钱并不太多，但这里却应有尽有：有美元、马克、英镑，还有各种各样的金戒指、耳环、胸针，很象一个小珠宝首饰商店。
我拿起了几个小玩具，这是一些浅绿、粉红和紫色的小石头，在我的手掌里闪闪放光……
我往保险柜里瞧了瞧：靠里墙放着一个天蓝色的封筒，那里面装着一些照片。我把里面的照片都倒出来了。这种照片在报纸广告上含糊地叫做“巴黎风俗照片”，实际上是些猥亵、轻佻的人物。我一想到场柯夫斯卡亚能看到这种照片，我甚至竟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但是，这种照片并没有使她感到奇怪。
我把照片装进了封筒，就要出去。
“您到哪儿去？”扬柯夫斯卡亚叫住了我。
“把它扔掉！”
“这些……照片？不要扔掉。我以为贝尔金先生保存这些照片是为了逗他的姑娘们开心的……”
我耸了耸肩。
“您可知道……”
扬柯夫斯卡亚撅起了她那涂得红红的嘴唇。
“就算您……吧，就算您和贝尔金先生不一样！但我劝您还是不要把它们扔掉。在我们这种工作当中任何东西都是有用的。我们很难想到我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情况。”
我犹疑起来，但是在这方面她一定是比我更有经验的。
“确是如此，有的时候某种意外的东西倒会给我们带来难以估价的好处。”她又补充说，“所以，还是把它们放回原处吧，它们又不会给您添任何麻烦……”她从我的手里拿走了那个封筒，自己把它放到原来那个地方。“现在您数一数钱吧，钱应该省着用。”她很正经地告诉我说，“耳环和戒指是特意预备赏给姑娘们的。”
于是，姑娘们再一来，我不是给她们接着宝石的小戒指，就是给她们胸针……
她们接到这些礼物都很高兴，但是看来，如果对她们本人再体贴一些，恐怕她们也是不会反对的。
不管怎样，扬柯夫斯卡亚一定是一直在监视着我，有一次她问我说：“阿弗古斯特，请您说—说：您是胆小呢，还是抱定了某种信念呢？”
我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同您长得很相象的那个人是不怎么客气的。”她说，“姑娘们都在抱怨您。不是所有的人，不过……”
她的话使我很感兴趣，不过完全不是她所指的那层意思。
“您常看到她们吗？”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她支吾地回答说，“阿弗古斯特并不把他的全部秘密都告诉我……”
“可是德国人为什么对这个神秘的阿弗古斯特那么宽厚呢？”我就问她说，“德国人的反间谍机关相当能干，他们异常多疑，但是为什么却看不见这些常来常往非常可疑的女客呢？他们为什么对贝尔金这样冷淡，不去注意他的这种奇怪的行为？他们为什么让他这样安静呢？为什么对我也这么冷淡？”
“可是您根据什么认为他们对您冷淡呢？”她微微冷笑着，以问代答地问道，“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您并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而是戴维斯·布莱克。”
第四章 邀请跳舞
“越来越困难了。”我暗自想道，“我由安德烈·谢明诺维奇·马卡罗夫突然变成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我还没有来得及搞清楚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了这种变化，却有人说我已经不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而是戴维斯·布莱克了！”
这又把我弄得莫名其妙了……
我当然知道我这是被牵扯到一场把戏里来了，但究竟这是一场什么把戏和为什么要来这一套，我是不清楚的；而这个女人——她企图象象棋的卒那样摆布我——却并不打算给我解释清楚。
这几天里我只抱定一个目的：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回到自己人那里去。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是在一个被敌人盘据着的城市里，里加的整个生活程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任何人都恐怕难以逃脱那好吹毛求疵的德国行政当局的监视。
不知为什么他们宽恕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至少是没有找他的麻烦。但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如果打算越过战线，那恐怕就难以得到宽恕，而且就是要跑到战线也不是一件怎样容易的事情……
为了行动起来更有把握，就应当弄清楚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秘密，观察一番，待机行事，把一切都搞清楚，只有到那时……
可是，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秘密却突然又变成了戴维斯·布莱克的秘密了。
老实说，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我决定强迫她说明一切！
“戴维斯·布莱克？”我重复了一遍，又补充说，“这您还不向我解释吗？”
“解释，不过得晚一些时候。”她照常回答我说，“您应当听话，那就一切都会好了。”
我装出了一副听话的样子，把话题拉到了一边儿去。于是我们就谈起了贝尔金。我不了解这个人，但是看来，扬柯夫斯卡亚对他却是相当熟悉的。我把贝尔金的那轻描谈写的水彩画奚落了一阵，就泛泛地谈起了一般的写生画。
我蓦地抓住了她的胳臂，把它们拧到了她的背后。做得完全象小孩子打架时那样。
扬柯夫斯卡亚喊了起来：“您疯了吗？”
这样对待一个女人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情势迫使我只得这样做。
“马尔塔！”扬柯夫斯卡亚勉强地喊了一声，但是我一点儿没客气，伸出手去就捂住了她的嘴。
我用系门帘的带子把她的两只胳臂缠到了她的身上，就把她按到椅子上了。
看样子她是以为我喝醉了酒，所以她就不准备反抗了。
“不要这样，”她声音喑哑地嘟哝说，“不要……”
我毫不客气地把她检查了一番；她总是把她的手枪放在她的手提囊里或者是大衣口袋里，对她多加点小心是应该的。
我用台布捆住了她的两条腿，我就在她对面坐下了。
“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您要明白，”我说，“您这回落到了我的手里，您必须回答我的问题。您要是不讲话我就总这样捆着您。如果到头来还是不讲，那我就打死您，尽管可能落到盖世太保的手里，我也要冒险回到我们自己人那里去……”
扬柯夫斯卡亚刚才还茫然无措，神情沮丧，准备听我的摆布，这时却突然有了精神，她抬起了头凝视着我，眼珠儿象猫的一样，变得娇绿了。
“啊哈，您要问话吗？”她讥诮地问道，“那好，请吧！”
‘您到底是谁？”我问道，“说吧。”
“您也是这样，”她说，“预审员开头儿也都是这样问。我叫苏菲亚·维堪奇耶夫娜·杨柯夫斯卡亚。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您本来知道我问的是什么。”我说，“您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
“我若是说我是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里干工作那又怎样呢？”她问道，“如果说是他们要我搭救您呢？”
“先开枪，而后再救吗？”
“唔，好啦，别扯这个了。”她同意了，“我自然不是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个游击队员……”她动了动胳臂。“我很不得劲，”她说，“您可以放开我吗？”
“不成。”我断然地回答她说，“我不把全部问题弄清楚绝不放开您。”
“随您的便吧。”扬柯夫斯卡亚很服贴地说，“如果您—定坚要问，那我就回答您。”
“那么您究竟是什么人？”我问道，“不要再捉迷藏了！”
“我？”扬柯夫斯卡亚眯起了眼睛，“我是个间谍。”她把这话说得非常自然，就仿佛说是个裁缝或是食堂管理人似的。
“您是为哪一个间谍机关工作的？”我问道。
扬柯夫斯卡亚耸了耸肩：“就算是为英国间谍机关工作的吧。”
“不是给德国间谍机关工作吗？”我问道。
“如果我是在为德国间谍机关工作，”她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那您现在就不会果在这里，而是落到拘禁政委、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集中营里去了。”
“就算这样吧，”我同意了，“那么，您的领导人是谁？这里吗？”
“是的，他也在这里。”扬柯夫斯卡亚意味深长地说。
“他到底是谁？”我问道。
“他到底是谁？”我问道。
“是您。”杨柯夫斯卡亚说。
“别开玩笑吧。”我说，“正经地回答。”
“这是正经的，”扬柯夫斯卡亚说，“我的直接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您。”
她确实把话说得很正经。
“您把话说清楚，”我说，“我不懂您的意思。”
“噢！”她很宽厚地减道，“我的意思很简单，如果您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您自己就会猜到这一切的……”
她严峻地望着我，她那双灰眼睛在这一瞬间仿佛现出嘲笑又象是愤怒的眼神，但她马上又抑制住了由于自尊心受到委屈所引起的愤怒，她的脸上又现出了冷漠和疲倦的神情。
“我本想准备使您逐渐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她低声安详地说，“但是既然您等不得，那就依着您吧……”
于是她终于说出了使我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其实，我并非是出于无谓的好奇，因为也有我参加在内的这场把戏是关系到人命的。虽然她很不愿意讲，但到底还是讲出来了。
“为了说明问题的要点，首先应当对我有所了解。”她挑衅般地、很自负地说，声音却很安详，“但是因为您不能也不愿意了解我，所以我尽量少谈我自己……”
她冷笑了笑，就把她认为应该告诉我的讲给我听了。
“戴维斯·布莱克是五、六年以前来到里加的，我来得比较晚。他是用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名字。人世间是否真有这一个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个阿弗古斯特·贝尔金是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是一个画家，在巴黎受过专门的教育。布莱克在里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怀疑。看来也可能真有道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其人，也确是一个画家，并且确实曾在巴黎受过教育。这一切都是很可能的。但是，从巴黎回到拉脱维亚的却是另外一个贝尔金了。我不晓得真正的阿弗古斯特·贝尔金藏在哪里。他也许还呆在巴黎，也许到了南美，或者也许是叫汽车撞死了……阿弗古斯特·贝尔金的父母当时已经去世，所以就没有人可以揭破戴维斯·布莱克的假相了。假如有一些老相识觉得阿弗古斯特有些不象了，这也可以解释：已经过了好些年，好多人都会变样的，又何况这好些年还是在巴黎那样的城市里度过的呢！您一定会懂得这种伪装的意义了吧？戴维斯·布莱克是英国国家侦探局的人员，他被指派为驻波罗的海沿岸的间谍头子。他选择里加作了他的安身之处。这个城市不愧称为间谍中心。里加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局面使它变成了各色冒险家的乐园，好多间谍机关正是以里加为中心向各处进行活动的。布莱克做了一番工作，他的联系扩大了。于是，我就被派来协助布莱克……”
“于是您嫉妒他的成就，”我插嘴说，“就决定把它除掉，要占据他这个位置？”
扬柯夫斯卡亚瞧了我一眼，她的眼神里一方面含着痛苦，另一方面也含着轻视的神情：在她看来，在判断谍报机关工作这方面，我一定是显得特别幼稚。
“您可大错特错了。”她宽厚地反驳说，“干掉和您一同为一个……目标而工作的人，那是不明智的。”她又显得有些活跃起来了。“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和睦。”她又继续讲了下去，“但是，情况越复杂，间谍机关的工作就越困难。德国人攫取了波兰，又进占了法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生活变得飞快，象万花筒一样，因而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侦探人员，一个秘密组织的几乎手无寸铁的间谍人员有时就担负着加速或延缓历史前进的使命……”
“您把间谍这种职业说得怪不错的呢。”我打断了她的话，“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
“完全正确，实际的生活要粗暴和可怕很多。”扬柯夫斯卡亚同意了我的意见，“在您初次见到我的那一天晚上，布莱克被人打死了……”
“谁打死的？”我打断了扬柯夫斯卡亚的话。
“这还没有弄清楚！”她没有正面问答我，“打死布莱克以后就……”
“向我开了枪。”我替她说完了这句话：“打死布菜克的原因是可以猜到的，但是为什么要打死我呢？……”
“啊，无论什么都会事出有因的。”扬柯夫斯卡亚说，“因为您看到了一些不应被人看到的事……”
“这多亏了您。”我说，“我并没有强要给您作伴……”
“这无关紧要，……”她仿佛想逃避我的责难，“可是，您却比戴维斯走运……”
“是由于您不会打枪吧？”我问道。
“不，我会打枪，”她反驳说，“但是，当我瞄准您的那一瞬间，我却突然想把您留下来，用您来顶替布莱克……”
“是德国侦察机关把他打死的吗？”我问道，“我一定要弄清楚是谁打死了布莱克。”
“我已经对您说过，这还没有弄清楚。”扬柯夫斯卡亚又重复了一遍，“苏联的侦察机关也是能够那样巧妙地把他打死的。”
我不想同她争论。
“可是您我找来干什么呢？”我问道。
“噢，这一点可相当重要。”扬柯夫斯卡亚高兴地解释说，“重要的是应该叫英国人和德国人以为布莱克还活着。假如英国国家侦探局知道布莱克死了，那就会另外派来一个头子，谁知道我能不能同他工作得合手。此外，德国人对布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