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宝剑交给您。”
“嗨里·希特勒！”爱丁格尔立即喊道。
我不晓得他是否等我也那样喊一声，但我一声没响，我认为，一个英国军官甚至在这样的场合也不能象一个希特勒的冲击队员那样。
“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很高兴。”爱丁格尔说，“因为你们那个老糊涂了的丘吉尔在政治上什么也不懂……”
他把丘吉尔骂得狗血喷头，叫我看，一个英国军官，尽管他是丘吉尔的反对者，也是不会喜欢的。但是我恪守纪律，一声没响。爱丁格尔很喜欢这一点。
“您不要惋惜有今天这一天！”爱丁格尔慷慨激昂地喊道，“德国一定能照顾英国的将来。”
也许有人认为我在形容爱丁格尔的时候，把他刻划得太装腔做势，摆臭架子，不象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但是我要在这里强调一下，爱丁格尔正是这样一种人。
然后，他立即把谈话拉到了极端实际主义的轨道上来了。
“布莱克上尉，我想让您高兴一下。”他很宽厚地笑着说道，“只要您把您在里加的这一摊子交给我们，我们马上就把您送到伦敦去。我们有适当的办法。您可以装作由于有逮捕您的威胁而逃走了的样子。这样，您就可以开始在英国为我们工作了。”
“不过，我不准备去伦敦。”我说，“我在这里更有益处。”
“不愿意冒险吗？”爱丁格尔嘲笑般地问道，“同胜利者在一起更安静些吧？”
“我以为我在这里更有益处。”我支唔搪塞地说，“否则，他们会派另外一个人来顶替我，还不晓得他们是否愿意同你们合作。”
“好的。”爱丁格尔宽宏大量地说，“当您能证明您对我们是忠诚的以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
“您还要怎样证明？”我警觉地问道，“我已经答应同你们合作了……”
“我们正是要您证明这种合作！”爱丁格尔大声说，“通信工具和谍报组织！谍报组织和通信工具——需要您交出来的正是这些东西！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没白白地拯救您和相信您。”
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因为我把爱丁格尔估计得太愚蠢了：我答应把我手下所有的间谍都告诉给盖世太保——我指的是我的那些女郎，尤其是，我确信德国人对她们是十分了解的。
“什么时候？”爱丁格尔很严厉地问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您的间谍网？”
我用半个钟头就能写出我那些女郎的名单，但是我决定把这件事拖一下，让它看来更具有真实性。
“我把我手下的间谍名单……三天，不，四天以后交给您。”
“好的，我等您。”爱丁格尔很严肃地说，“从今天起，我的房门对您是敞开的。今天是十二号……十三号，十四号，十五号……十六号我在家里等您。”
爱丁格尔按了一下电铃按钮。
“让米尤列尔拿契据来。”他对进来的那个副官吩咐说。那个人马上又退了出去。
然后，爱丁格尔又神秘地瞧了瞧我。
“我要叫您看一看，在德国间谍机关工作意味着什么。”他很庄严地说，“没有再比德国人更慷慨的了。”
米尤列尔很快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体面的人物，头发灰白，打著发蜡，戴着金黄色角质镜框的眼镜，一身黑色制服紧紧地裹着他那肥胖的身形，他的肚子臌臌的，扣子勉强扣得上。
“这是米尤列尔先生，是我们的总出纳员。”爱丁格尔把他介绍给我说。
陪着米尤列尔进来的还有一位官员，但是爱丁格尔没有向我作介绍。
“您拿来了吗？”爱丁格尔关切地瞧了瞧米尤列尔，问道。
“啊，是！长官先生。”米尤列尔很恭敬地回答说，“一切均已遵命照办了。”
“我们要付给您一笔款，”爱丁格尔说，瞧了瞧我，又看了看米尤列尔，“布莱克先生，我们很善于赏识人！”
我无意中动了一下，爱丁格尔却对它做了双重的理解。
“布莱克先生，别不好意思。我们相信您不会辜负我们投在您身上的这笔资金。”他深信不疑地说，“也别因为我在米尤列尔先生面前这样公开地对您称名道姓，而感到不安。付钱的人应该晓得他把钱付给谁。”
米尤列尔先生把他拿来的那个纸夹打开，就把钱给了我。这里面有德国马克，也有英镑。
“我们既给您马克也给您英镑。”爱了格尔解释说，“马克可以做日常的开支用，英镑则可以储存起来。”
米尤列尔奴颜婢膝地笑了笑。
看来，拒而不受是不应当的。
我拿起了钞票，表现出英国上流社会所惯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情——我想英国的贵族大概是这样的——也没有数，就把它塞到口袋里了。
“不，不，那样不行，”爱丁格尔严厉地指正了我，“请您把钱数一数，一定要数，并且，对不起，您还得写个字据；钱财的事要特别认真，一点儿也不能马虎。”
同米尤列尔一起进来的那个官员立刻忙了起来，把灯移到了我跟前，并且指了指桌子。
我只得听他们的话，把钱取了出来，数了一遍，写了个字据，然后交给了米尤列尔。
“都办好了吗？”爱丁格尔问道，但不知为什么，他问的不是米尤列尔，而是问和他一起来的那个人。
“啊，是！”那个人回答说，于是，爱丁格尔就点头示意让他手下的这两个官员走了。
在我同他分手的时傀他又发表了一通演说：“支配一切的人种，日尔曼精神，惩罚的宝剑……”
这，你也只好听一听。
“新的帝国应该沿着条顿骑士团骑士开辟的道路前进。日尔曼的犁，是借助日尔曼的剑插进俄国的土地的。无论从生物学方面，还是从种族的观点来看，甚至日尔曼最差的工人都要比俄罗斯、波兰、拉脱维亚，以及其它群氓胜过千百倍。他们所有这些乌合之众，只不过是用来作为日尔曼民族夺取胜利的工具而已。本地居民除了干活、干活，还是干活。不一定非给他们吃
的喝的不可。一般说来，这些人只适合做土地的肥料。在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作的斗争中，表现侠义精神和动用军事部队都是不恰当的。强大的民族必将取代弱小的民族，并且定将摧毁那种荒谬的所谓人道的樊篱。我们一定会用惩罚的宝剑，消灭掉妄图妨碍我们前进的一切力量。不管是今天，还是十年之后，甚至再过一百年……”
第二天，根据事前的约定，热列兹诺夫来了。
这一次他是从旁门进来的。
“前两天同您一起出去过的那个人找您。”马尔塔通知我说。
热列兹诺夫是带着署名维克多尔·彼得罗维奇·恰鲁申的身分证来的。身份证弄得非常好，可能竟是真的，不过，恰鲁申身分证上标识的材料完全符合热列兹诺夫的外形特征。
我唤来了马尔塔，并且通知她我雇了一个汽车司机，我很想知道一下她对这件事表示怎样的态度。
“他要在我们这里住。”我吩咐说，“您把他的床铺在走廊里。”
我同热列兹诺夫所以要选定在走廊里住，是因为这样他到宅外去就可以有两条出路。
马尔塔并不善于交际，但对这个新来寄宿的人却相当关照。
“是，知道了！贝尔金先生。”她说，“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从客厅里给恰鲁申先生铺出一个小长沙发。”
“他不会妨碍您吗？”我好奇地问道。
“一点也不会的，贝尔金先生。”她说，“我倒很高兴侍候这样一位可亲的人……”
她走开了，我用疑问的眼光瞧了瞧热列兹诺夫。
“您怎么会引起了她的同情呢？”
“她可能察觉到什么了。”热列兹诺夫说，“马尔塔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但她却吃了法西斯匪徒很大的苦。她的很多亲人都被押送到德国去了，并且有一个兄弟还被绞死了。马尔塔兄弟的同志们很了解马尔塔，而且，正是他们建议向她了解您的表现的。她对您的反应还不坏，说您是一个很规矩的人。您既没有同扬柯夫斯卡亚勾搭，也没有同您手下别的哪一个姑娘调情，她对这一点是很喜欢的。当我们约定到城外去的时候，如果德国人设了埋伏，她会预先通知我的。”
热列兹诺夫使我看到了马尔塔的另一面——在此以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而我却怀疑是德国人派她来照看我的！
更使我感兴趣的是，我很想看一看扬柯夫斯卡亚会怎样对待热列兹诺夫。
傍晚，她来了。她走进餐厅，坐在桌旁抽起烟来。
“可以恭贺您了。”她说，“爱丁格尔对您很满意。”
“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我问道。
“我什么事都知道。”她说，“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同我有关的事。”
“我也有一件新事要告诉您。”我说，“我自己雇了一个汽车司机。”
“为什么？”她严厉地说，“这才多余呢！”
“我不能总叨扰您的盛情啊。”我很安详地反驳说，“并且，他已经来了。”
“他是个什么人？”杨柯夫斯卡亚很感兴趣地问道。
“从塔林来的一个白俄。”我解释说，“他叫维克多尔·彼得罗维奇·恰鲁申。”
“唉，阿弗古斯特，阿弗古斯特！”杨柯夫斯卡亚责难地说：“您很容易受人的骗。”
我自然不同意她的说法：“您把我说得也太过于幼稚了。”
“最低限度您已经看过他的身份证了吧？”扬柯夫斯卡亚问道，“您能否把他的身份证拿给我看一下？”
“当然可以。”我说，于是我就到书房去把他的身份证拿来了。
她仔细地把身份证看了一遍。
“遗憾，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她很不满意地说。
“为什么说‘遗憾’呢？”我惊诧地问道。
“因为身份证总是有些毛病的好。”她撅着嘴说，“冒充别人的人常常把身份证弄得毫无破绽。”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他是德国人暗地派来的吧？”她推测说，“不过，俄国的游击队员也会干得这样巧妙的。甚至也可能是您自己给他提供了藏身之处呢。”她眯起了她那双诡 的眼睛。“阿弗古斯特，您要注意，别企图耍两面把戏，”她警告我说，“第二次我可就不能失算了。”
“您那种职业性的疑心病可太重了。”我很放肆地说，“我在一切方面都听您的话，至于汽车司机，叫我看，那他也不过就是一个汽车司机罢了。”
“他在这里吗？”扬柯夫斯卡亚问道。
我按了一下铃，唤来了马尔塔。
“如果维克多尔在家，请叫他来一趟。”我说。
热列兹诺夫马上就到餐厅来了。他表现得镇静，有礼貌，显出无拘无束的样子。
扬柯夫斯卡亚把热列兹诺夫审视了好长好长时间，但他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急躁的样子。
“您真正姓什么？”她突然问道。
“恰鲁申。”热列兹诺夫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您是从哪儿来到这里的？”
“从塔林。”他仍旧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他讲的是俄语，但却有些外国味儿：他真有演员的本领。
“我不喜欢您的身份证。”她说。
热列兹诺夫只是耸了耸肩。
她把他放了。
“我也不喜欢他本人。”当热列兹诺夫出去以后，她说，“伪君子都善于引人同情。”
她走了，两天没有露面，她对我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不满了，并且打算让我懂得这一点。
十六号的白天，有一个盖世太保的卫队长来找我。
“长官先生让我提醒您，他今天晚上在家里等着您。”这位使者文雅有礼地通知我说。
我马上拿过来电话簿，用半个钟头的时间就把已故的布莱克所有的女同事的名字都给爱丁格尔抄下来了。
晚上，热列兹诺夫把我送到了爱丁格尔的家。
盖世太保头子占有一座很宽敞的私邸。
有一个党卫军分子在门口站岗，给我开门的也是个党卫军分子。
爱丁格尔亲自出来接我，并把我带进了客厅。
房间里摆满了家具，使得那么宽敞的房间都显得非常狭窄。这里有大桌和小桌，有书架子，有各式各样的贵重食器架和小架子，有椅子、安乐椅、软椅，到处都摆满了种种的食器，有上等玻璃的器皿，也有瓷器，有花瓶，也有小雕像。毫无疑问，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里加这里窃取的，或者用德国人自己的话说，是征集来的。
用红色和棕色平绣的旧式粗体字母编成了有教训性的词句，装饰着沙发、墙和书架子：“全系自己的劳动获得一切的人，必有好房子住”，“不忘劳动的人，上帝永远嘉奖”，“如果妻子忠实，她睡得一定安详”……
在沙发上坐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我见过，她正是和爱丁格尔一起到格列涅尔教授家去过的那个女人。她那肥大的背正挡着一句那种刺绣的格言。
爱丁格尔把我领到了这个女人跟前。
“罗塔，让我给你介绍……”他考虑了一霎那，“姑且称为阿弗古斯特·贝尔金先生吧。大概你记得，他常到格列涅尔博士家里去。”
她很客气地同我问候一番，然后就把她那晦暗的目光集中列摆在人工壁炉前面的小圆桌上了—一那个壁炉显然也是从别的地方搬到这里来的。
小菜上已经摆好了喝咖啡用的东西。桌上摆着一些喝咖啡的小碗，单腿的小怀子，樱桃甜酒，饼干和松糕。桌前有几个绣着金丝线的软垫矮凳。一盏罩着灰褐色灯伞——灯伞上面画着模模糊糊浅蓝色的图案——的大台灯，把小桌和软椅照得通亮。
“请贝尔金先生喝一杯咖啡吧。”爱丁格尔向他的妻子吩咐说。
她惶惑地笑了笑：“贝尔金先生……”
我们坐到了桌前，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