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阳泉市第一看守所，我与吴庆五（以下简称吴）有这样一番对话：
乔：能简单谈谈你的经历吗？
吴：我1954年10月19日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工人家庭。1970年初中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南京市汽车修理厂当了一名技术工人。不久就入了团，1973年又入了党。第二年又被提拔为厂里的中层管理干部。那时我刚满20岁，是党组织看好和培养的后备干部苗子。1975年，南京市委要重点培养一批青年干部。我有幸被选中，进入南京市委组织的青年干部学习班学习。离开工厂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一年后，我从市委青年干部学习班结业，被留在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做秘书，从此步入政界，开始了我的秘书生涯。
1978年6月，我调到南京市委办公室，继续从事秘书工作。1984年，我跟随的那位领导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南京市市委书记。1987年6月，这位领导赴河南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长一职，我跟随他到河南，任正处级秘书；1990年7月，这位领导奉调河北省出任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我又随他来到石家庄，继续担任他的秘书；1991年11月，我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1993年我从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职位上辞职“下海”经商。我给这位领导当秘书，一跟就是9年。
乔：你和李真怎么认识的？
吴：1990年，我从河南来到河北，做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秘书。当时，李真也在省政府做秘书。由于当时河北政界人事关系复杂，李真私下给我透露了许多“内情”。我感到此人对我很信任，再加上我们两人对当时河北政界许多问题的看法基本相同，慢慢就“走”到了一起。所以，我离开省政府时，就把他推荐给省政府主要领导做了秘书。现在看来，李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阴谋家，他与我交流的目的，就是要主动靠近我，说穿了是要靠近省政府主要领导。我被他这种假象迷惑了。
乔：你这么容易被迷惑？
吴：还有，李真是一个吹大话不着边、说瞎话不脸红的玩意儿。他吹嘘说，他的父亲是位老红军。后来，他认他父亲的一位老战友做了义父。他的义父在北京很有地位。为了证实他说的是实话，他拿出一张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随着“义父”所谓看望中央某领导的合影给我看。他还吹嘘，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中央办公厅。后来，一位“中央领导”说：“李真，你应该到基层锻炼。”他随后就到了河北，但人事关系还在北京，锻炼一段时间就回去。
乔：李真讲的这些是真实的吗？
吴：都是胡说八道。这都是我后来证实的。
乔：当时你为什么仍相信？
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他在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不可能说这种假话。唉，都怪我。其实，那时我向北京拨一个电话就能问出来。我做梦都不会想到，他的人品会差到说假话不脸红的地步。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他给我吹嘘北京的“关系”、“义父”时的神态还历历在目。
乔：你俩关系好时，能到什么程度？
吴：我俩在秘书岗位上时，分析形势，畅谈政治、理想。谈得投机时，几乎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乔：李真，你讲贪权的第一步是认识、巴结、献媚吴庆五。第二步呢？
李：（李真笑着说）支持、帮助吴庆五“下海”，从他的手中接过“接力棒”。
乔：具体讲一讲。
李：就在我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努力的时刻，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1992年3月份，记得是在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我和庆五在谈到未来时，他说他打算“下海”经商。我听后很吃惊，并深为他惋惜。他解释说：“我在仕途上，做秘书这么多年，已经体现了应有的价值，打算在另外一番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才华。”他还诚恳地说：“我离开后，由你接替我的职务。你各方面的素质都很强，会干得比我好，我会很放心地离开。今后，在另一番天地里，我要为你们服务。你们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虽然口头上表示了惋惜和感谢，但内心还是很高兴。我对他讲：“你‘下海’之后，我一定全力来支持你。”事后，他向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出“下海”的想法时，推荐我接替他。
乔：就这么简单？
李：到了1992年七八月份，吴庆五因工作需要赴香港办理手续时，对于“下海”之后干什么，还没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我向一些同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如李国庭（张家口卷烟厂原厂长，被判刑）、张铁梦（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省办事处主任，后出走国外）等人提出，请他们在庆五“下海”后给予支持。由于庆五当时还没能离开秘书岗位，他们也想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再加上我的因素，都对庆五做了非常积极的表态。可以这样说，庆五之所以选择辞职“下海”，想把“接力棒”交给我，从他内心来说，是厌烦了官场上无休止的争斗。从客观上看，是看准了我的豪放和义气，看准了我的许诺和“关系网”。
吴庆五把“河北第一秘”这块“肥肉”悬在了李真的面前。
李真也非等闲之辈！
李真决定寻找机会，“将计就计”：尽快提供经济支持和帮助，促使吴庆五“下海”。
李真后在看守所戏称：“这也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机会来了。
1992年7月左右，李真与时任河北省财政厅副厅长的某人在北京不期而遇，了解到这位副厅长从财政部为河北省争取到了国家计划内的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当时的外汇牌价实行双轨制，国家计划内的汇率是1∶6，而市场汇率是1∶10。所以无论是哪个企业争取到这笔外汇，转手按市场价倒卖，就可以净赚差价2000万元。净赚2000万元？不是正好可以支持、帮助吴庆五“下海”经商了吗？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又是何等艰难！而李真却硬是办成了！李真由此获得了他日思夜想的“河北第一秘”的职位。
“戏”的主角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原河北省政府第一秘”吴庆五、号称“烟草大王”的张家口卷烟厂原厂长李国庭、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简称“东租冀办”）主任张铁梦。
乔：1992年7月左右，你了解到河北省财政厅从财政部申请500万美元国家计划内外汇额度后，你最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谁？
李：“东租冀办”的主任张铁梦。因为在此之前，张铁梦曾多次对我提起“东租冀办”要为许多企业代理进口设备，需要大量外汇。张铁梦听到这个消息后，急迫地说：“你一定要争取过来。外汇额度能够赚到钱。”他提醒我，他的企业不属于河北省管的国有企业，可以找“国企”张家口卷烟厂帮忙。
“支持张家口卷烟厂这样的大国企没问题吧？”李真后又问河北省财政厅的那位副厅长。
“没问题。”那位副厅长回答。
李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国庭。
一块“肥肉”要从天上突然掉到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自然乐得合不拢嘴。在李真的联系下，李国庭也是出于感谢，在河北省某宾馆宴请了这位副厅长。席间，这位副厅长给李国庭指出了这样一条路子：“你尽快写一份申请调汇的报告，让省长批一下。”
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目前这种外汇市场状况，烟厂以1∶10换汇就可说过去。争取到外汇额度，无形中等于赢得一笔利润。”李国庭兴奋地对李真说。
但李国庭高兴得太早了。一年后，他才知道这笔利润不仅没有落进李国庭的烟厂，还差点把他的“命”搭进去。
倒是李真笑了，因为这笔利润帮他加速实现了政治追求的“第一个”梦想。
但这也把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李真被逮捕后，在谈到“鼓捣”这笔利润时，总是后悔不迭地说：“我当时就不该对李国庭讲那个话。”
乔：你当时对李国庭讲了什么？
李：我说，这笔外汇额度的增值是一种政策性增值，烟厂等于无形中增长了利润。你是不是通过合法的贸易形式对庆五让利，使庆五“下海”后有个依托。庆五发展以后，也不会忘了你的支持。
乔：你为什么要支持吴庆五？
李：当时庆五虽已决定“下海”，但前景很渺茫。许多人答应过支持他的话都没有变成现实。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他给予支持。
乔：更深层的想法是什么？
李：给庆五一颗“下海”的“定心丸”，促他“下海”，我尽快“接班”、“扶正”。这样支持也算我“报恩”。另外，这样支持他，他赚了钱，也会报答我。
对于李真突然提出支持吴庆五的这个想法，李国庭虽口头表示：“我个人无所谓，没问题，我们来支持庆五。”但私下又想把“球”踢给张铁梦。李国庭对李真说：“因时间紧，由张铁梦替我办理这件事。张铁梦一直‘耍’外汇，也是我厂进口设备的代理。再说，我的烟厂是国企，张铁梦的‘东租冀办’是北京驻河北的单位，支持庆五比我方便。”
听到这个消息，对这块“肥肉”觊觎已久的张铁梦自然也持非常积极的态度。见张铁梦如此高兴，李真担心有闪失，就明确地对张铁梦讲：“通过调汇挣得的利润，不管是你赚，还是国庭赚，都要通过‘合法’的形式来支持庆五。”
一切得按李真的“指示”办。
李国庭把申请外汇额度的报告交给李真后，李真开始了“精心”而“高超”的运作……
乔：你第一步运作的是什么？
李：按照财政厅那位副厅长说的，找省长（后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李国庭的申请外汇的报告。
乔：这很难吧？
李：不难。我当时虽是副省长的秘书，但有庆五牵线与省长的关系已经很好了。李国庭给我报告后，当天我就找到省长说：“李国庭请省长给予支持。”省长也没讲什么就批示了。随后这份批示就通过政府渠道转给了河北省财政厅。接着，我打电话给张铁梦让他到省财政厅办理购买外汇的手续。为尽快办成此事，张铁梦去之前，我还给财政厅那位副厅长打招呼说：“李国庭委托张铁梦来做这件事。张铁梦是李国庭的代理，你抓紧给他办了。外汇额度按省长的批示落实。”乔：落实得容易吗？
李：不太容易。我印象中，省长批的是500万美元，那位副厅长却批了100万美元。后来在我的督促下，他把100万美元变成了250万美元……最终500万美元都落实了。
调汇所需的手续都办完后，调汇的资金又成了问题。于是我给张铁梦出了个主意。我说：“你去要账。要不回来，就贷款。”可张铁梦说：“账要不回来，向金融机构贷款也很困难。”我对张铁梦说：“你也像李国庭一样给省政府打一个报告，讲你对河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支持，现在急需资金，请省政府协调银行贷款。”大约在九月中旬，张铁梦写好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又将报告呈送给省长，请省长批示。
乔：再次请省长批示时，你怎么说？
李：我说了一些诸如“要支持以烟厂为主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理由，省长就将报告批给了河北省一家银行的行长。接着我给那位行长打电话，说：“省长对‘东租冀办’的贷款已作了批示，这笔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张家口卷烟厂，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你尽量想办法。”那位行长听后表示：“要尽量考虑。”随后，我将报告交给了张铁梦。
于是，张铁梦拿着领导批示的报告去找那位行长。行长开始没有办理，后在李真多次催促下，那位行长从金融风险考虑，将这份报告转批给这家银行下属的证券公司。证券公司以融资债券的形式贷款5000万元，并将贷款单位改为张家口卷烟厂。后在李真的协调下，张家口卷烟厂以借款形式将贷出的5000万元人民币汇往“东租冀办”。
这才导致以后发生“东租冀办”将其中的3000万元用于购买500万美元外汇额度，“涨”出来的2000万元差价就落在了“东租冀办”的账上被他们私分。
李真的目的达到了。但这还不是李真的最终目的。
李真要促使吴庆五尽快“下海”，拿过“接力棒”。
“我最近运作好了几件大事。我已同李国庭、张铁梦说了，要把500万美元调汇涨出的2000万元人民币的利润，通过‘合法’形式给你让利，支持你‘下海’。”李真在自己的家里向吴庆五讲述了他运作成功500万美元外汇额度的经过。他还对吴庆五说：“我帮了张铁梦的大忙。‘东租冀办’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你‘下海’后，有什么需要，我一定要让他支持你。我在官场，你在商场。官场有事我来办，如果需要钱，我来找你。我们两人配合好了，我在官场就会步步高升，你在商场就会钱越赚越多。”
之后，李真又把吴庆五、张铁梦叫到家中，大谈未来的发展前景。李真说：“我在政界，张铁梦在企业，庆五在商界，我们各有优势。一旦互补，将来都会前途无量。”
吴庆五服下了李真给他精心制作的这颗“下海定心丸”。
谈到当时的感受，吴庆五是这样描述的：“听到李真对我讲这番话，我当时非常高兴，对李真、张铁梦和李国庭非常感激。”
至此，吴庆五说：“我决定‘下海’了。”
说归说，吴庆五看不到资金这个“兔子”是不撒“位子”这只“鹰”的。而在李真、张铁梦和李国庭运作的外汇额度没有“变现”时，李真的“支持”也是空对空。
于是，李真又想到了张铁梦。李真对张铁梦说：“庆五‘下海’需要资金，你怎么也得想法支持。”张铁梦表示同意。
“落实”资金的事谈好后，1993年1月19日，吴庆五写了辞职“下海”的报告。1月28日，张铁梦将1000万元从“东租冀办”转到海南一家公司，又让海南这家公司转到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的账户。张铁梦对借给吴庆五的这笔1000万元是这样说的：“我是看在李真的面上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