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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帝欲整盐法，乃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淮、浙、山东、长芦盐法。懋卿，严嵩党也，苞苴无虚日。两淮额盐银六十一万有奇，自设工本盐，增九十万，懋卿复增之，遂满百万。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残盐，共得银几二百万，一时诩为奇功。乃立克限法，每卒一人，季限获私盐有定数；不及数，辄削其亻雇役钱。逻卒经岁有不得支一钱者，乃共为私贩，以矣大利，甚至劫估舶，诬以盐盗而执之，流毒遍海滨矣。嵩失势，巡盐御史徐爌言：“两淮盐法，曰常股，曰存积，曰水乡，共七十万引有奇。引二百斤，纳银八分。永乐以后，引纳粟二斗五升，下场关支，四散发卖，商人之利亦什五焉。近年，正盐之外，加以馀盐；馀盐之外，又加工本；工本不足，乃有添单；添单不足，又加添引。懋卿趋利目前，不顾其后，是误国乱政之尤者。方今灾荒叠告，盐场淹没，若欲取盈百万，必至逃亡。弦急欲绝，不棘於此。”於是悉罢懋卿所增者。
四十四年，巡盐御史硃炳如奏罢两淮工本盐。自叶淇变法，边储多缺。嘉靖八年以后，稍复开中，边商中引，内商守支。末年，工本盐行，内商有数年不得掣者，於是不乐买引，而边商困，因营求告掣河盐。河盐者，不上廪囷，在河径自超掣，易支而获利捷。河盐行，则守支存积者愈久，而内商亦困，引价弥贱。於是奸人专以收买边引为事，名曰囤户，告掣河盐，坐规厚利。时复议於正盐外附带馀盐，以抵工本之数，囤户因得贱卖馀盐而贵售之，边商与内商愈困矣。隆庆二年，屯盐都御史庞尚鹏疏言：“边商报中，内商守支，事本相须。但内商安坐，边商远输，劳逸不均，故掣河盐者以惠边商也。然河盐既行，淮盐必滞，内商无所得利，则边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盐，但别边商引价，自见引及起纸关引到司勘合，别为三等，定银若干。边商仓钞已到，内商不得留难。盖河盐停则淮盐速行，引价定则开中自多，边商内商各得其愿矣。”帝从之。四年，御史李学诗议罢官买馀盐。报可。
是时广西古田平，巡抚都御史殷正茂请官出资本买广东盐，至桂林发卖，七万馀包可获利二万二千有奇。从之。
自嘉靖初，复常股四分，存积六分之制。后因各边多故，常股、存积并开，淮额岁课七十万五千馀引，又增各边新引岁二十万。万历时，以大工搜远年违没废引六十馀万，胥出课额之外，无正盐，止令商买补馀盐。馀盐久尽，惟计引重科，加煎飞派而已。时两淮引价馀银百二十馀万增至百四十五万，新引日益，正引日壅。千户尹英请配卖没官盐，可得银六万两。大学士张位等争之。二十六年，以鸿胪寺主簿田应璧奏，命中官鲁保鬻两淮没官馀盐。给事中包见捷极陈利害。不听。保既视事，遂议开存积盐。户部尚书杨俊民言：“明旨核没官盐，而存积非没官也。额外加增，必亏正课。保奏不可从。”御史马从骋亦争之。俱不听。保乃开存积八万引，引重五百七十斤，越次超掣，压正盐不行。商民大扰，而奸人蜂起。董琏、吴应麒等争言盐利。山西、福建诸税监皆领盐课矣。百户高时夏奏浙、闽馀盐岁可变价三十万两，巡抚金学会勘奏皆罔。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银万三千两有奇，浙江解三万七千两有奇，借名苛敛，商困引壅。户部尚书赵世卿指其害由保，因言：“额外多取一分，则正课少一分，而国计愈绌，请悉罢无名浮课。”不报。三十四年夏至明年春，正额逋百馀万，保亦惶惧，请罢存积引盐。保寻死。有旨罢之，而引斤不能减矣。
李太后薨，帝用遗诰蠲各运司浮课，商困稍苏，而旧引壅滞。户部上盐法十议，正行见引，附销积引，以疏通之。巡盐御史龙遇奇立盐政纲法，以旧引附见引行，淮南编为十纲，淮北编为十四纲，计十馀年，则旧引尽行。从之。天启时，言利者恣搜括，务增引超掣。魏忠贤党郭兴治、崔呈秀等，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无算。论者比之绝流而渔。崇祯中，给事中黄承昊条上盐政，颇欲有所厘革。是时兵饷方大绌，不能行也。
初，诸王府则就近地支盐，官民户口食盐皆计口纳钞，自行关支。而官吏食盐多冒增口数，有一官支二千馀斤，一吏支五百馀斤者。乃限吏典不得过十口，文武官不过三十口；大口钞十二贯支盐十二斤，小口半之。景泰三年始以盐折给官吏俸粮，以百四十斤当米一石。京官岁遣吏下场，恣为奸利。锦衣吏益暴，率联巨舰私贩，有司不能诘。巡盐御史乃定百司食盐数，敚愿簦阆鲁 Ｄ沙①州n，费无所出，吏多亡。嘉靖中，吏部郎中陆光祖言於尚书严讷，疏请革之。自后百司停支食盐，惟户部及十三道御史岁支如故。军民计口纳钞者，浙江月纳米三升，卖盐一斤，而商贾持盐赴官，官为敛散，追徵之急过於租赋。正统时，从给事中鲍辉言，令民自买食盐於商，罢纳米令，且鬻十斤以下者勿以私盐论，而盐钞不除。后条鞭法行，遂编入正赋。
巡盐之官，洪、永时，尝一再命御史视盐课。正统元年始命侍郎何文渊、王佐，副都御史硃与言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命中官御史同往。未几，以盐法已清，下敕召还。后遂令御史视鹾，依巡按例，岁更代以为常。十一年以山东诸盐场隶长芦巡盐御史。十四年命副都御史耿九畴清理两淮盐法。成化中，特遣中官王允中、佥都御史高明整治两淮盐法。明请增设副使一人，判官二人。孝宗初，盐法坏，户部尚书李敏请简风宪大臣清理，乃命户部侍郎李嗣於两淮，刑部侍郎彭韶於两浙，俱兼都御史，赐敕遣之。弘治十四年，佥都御史王璟督理两淮盐法。正德二年，两淮则佥都御史王琼，闽、浙则佥都御史张宪。后惟两淮赋重，时遣大臣。十年，则刑部侍郎蓝章。嘉靖七年，则副都御史黄臣。三十二年，则副都御史王绅。至三十九年，特命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四运司，事权尤重。自隆庆二年，副都御史庞尚鹏总理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后，遂无特遣大臣之事。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官茶间徵课钞，商茶输课略如盐制。
初，太祖令商人於产茶地买茶，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给之。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后又定茶引一道，输钱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输钱六百，照茶六十斤。既，又令纳钞，每引由一道，纳钞一贯。
洪武初，定令：凡卖茶之地，令宣课司三十取一。四年，户部言：“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馀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茶二百三十八万馀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从之。於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定税额，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四川一百万斤。设茶马司於秦、洮、河、雅渚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馀里。山后归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碉门、永宁、筠、连所产茶，名曰剪刀粗叶，惟西番用之，而商贩未尝出境。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言：“宜别立茶局，徵其税，易红缨、氈衫、米、布、椒、蜡以资国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给引贩卖法，公私两便。”於是永宁、成都、筠、连皆设茶局矣。
川人故以茶易毛布、毛缨诸物以偿茶课。自定课额，立仓收贮，专用以市马，民不敢私采，课额每亏，民多赔纳。四川布政司以为言，乃听民采摘，与番易货。又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
初制，长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严州卫入黎州始达。茶马司定价，马一匹，茶千八百斤，於碉门茶课司给之。番商往复迂远，而给茶太多。严州卫以为言，请置茶马司於严州，而改贮碉门茶於其地，且验马高下以为茶数。诏茶马司仍旧，而定上马一匹，给茶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驹五十斤。
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於西宁，敕右军都督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马日贵而茶日贱，启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於松潘、碉门、黎、雅、河州、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驸马都尉谢达谕蜀王椿曰：“国家榷茶，本资易马。边吏失讥，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尔其谕布政司、都司，严为防禁，毋致失利。”
当是时，帝绸缪边防，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尝谓户部尚书郁新：“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贩鬻之禁，不可不严。”以故遣佥都御史邓文铿等察川、陕私茶；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茶坐死。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宁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十馀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太祖之驭番如此。
永乐中，帝怀柔远人，递增茶斤。由是市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驰，多私出境。碉门茶马司至用茶八万馀斤，仅易马七十匹，又多瘦损。乃申严茶禁，设洮州茶马司，又设甘肃茶马司於陕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陕西茶马。
太祖之禁私茶也，自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员，巡视河州、临洮、碉门、黎、雅。半年以内，遣二十四员，往来旁午。宣德十年，乃定三月一遣。自永乐时停止金牌信符，至是复给。未几，番人为北狄所侵掠，徙居内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以茶少，止以汉中茶易马，且不给金牌，听其以马入贡而已。
先是，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宁，而支盐於淮、浙以偿费。商人恃文凭恣私贩，官课数年不完。正统初，都御史罗亨信言其弊，乃罢运茶支盐例，令官运如故，以京官总理之。
景泰中，罢遣行人。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乃取回御史，仍遣行人，且令按察司巡察。已而巡察不专，兵部言其害，乃复遣御史，岁一更，著为令。又以岁饥待振，复令商纳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商课折色自此始。
弘治三年，御史李鸾言：“茶马司所积渐少，各边马耗，而陕西诸郡岁稔，无事易粟。请於西宁、河西、洮州三茶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过百斤，每商不过三十引，官收其十之四，馀者始令货卖，可得茶四十万斤，易马四千匹，数足而止。”从之。十二年，御史王宪又言：“自中茶禁开，遂令私茶莫遏，而易马不利。请停粮茶之例。异时或兵荒，乃更图之。”部覆从其请。四川茶课司旧徵数十万斤易马。永乐以后，番马悉由陕西道，川茶多浥烂。乃令以三分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银，粮茶停二年。延绥饥，复召商纳粮草，中四百万斤。寻以御史王绍言，复禁止，并罢正额外召商开中之例。
十六年取回御史，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之。一清复议开中，言：“召商买茶，官贸其三之一，每岁茶五六十万斤，可得马万匹。”帝从所请。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以半与商，令自卖。遂著为例永行焉。一清又言金牌信符之制当复，且请复设巡茶御史兼理马政。乃复遣御史，而金牌以久废。卒不能复。后武宗宠番僧，许西域人例外带私茶。自是茶法遂坏。
番人之市马也，不能辩权衡，止订篦中马。篦大，则官亏其直；小，则商病其繁。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酌为中制，每千斤为三百三十篦。
嘉靖三年，御史陈讲以商茶低伪，悉徵黑茶，地产有限，乃第茶为上中二品，印烙篦上，书商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万道，二万六千道为腹引，二万四千道为边引。芽茶引三钱，叶茶引二钱。中茶至八十万斤而止，不得太滥。
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籓篱，莫切於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籓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洪武初例，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备振，或以储边，然未尝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减通番之罪，止於充军。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於三茶马司。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於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
以故大奸阑出而漏网，小民负升斗而罹法。今计三茶马司所贮，洮河足三年，西宁足二年，而商、私、课茶又日益增，积久腐烂而无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马而无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势必相求，而制之之机在我。今茶司居民，窃易番马以待商贩，岁无虚日，及官易时，而马反耗矣。请敕三茶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马当发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夹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