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蛤蟆的油》
作者介绍
黑泽明，日本著名电影导演。在他五十余年的电影生涯中导演了三十多部电影，共获得了三十多个著名的奖项。作为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的电影令东西方影人心醉神迷，影响了亚洲几代电影人以及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乔治·卢卡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等一代西方著名导演。
写在前面
日子过得真快，到这月的二十三日 即1978年3月23日。我就六十八岁了。
回顾过去的年月，理所当然会想起许许多多的事情。以前许多人跟我说，你是不是该写写自传？然而我却始终没有郑重其事地写这种东西的心情。因为，总体说来，我并不觉得自己个人的事多么有趣，值得把它写出来。
再者，如果写，那就全都是谈电影的事。因为，从我身上减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不过，这回是有人提出要求，希望我写写自己。实在是盛情难却，便答应下来了。这件事似乎也和我读了让·雷诺阿 让·雷诺阿（Jean Renoir，1894—1979），法国著名电影导演，印象派画家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次子，法国电影诗意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乡村一日》（1936年）、《大幻灭》（1937年）和《游戏规则》（1939年）等，影响深远。的自传，受了影响有关。
让·雷诺阿，我曾经见过。他请我吃过晚饭，和我谈了许多问题，但当时的印象中，觉得他这个人没有写自传的意思。然而他终于写了，这给了我启发。
让·雷诺阿在他的自传里有下面一段话：
不少人劝我写自传……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一个艺术家仅仅借助摄影机和麦克风表现他自己了，他们希望知道这个艺术家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还说：
我们这么引以为豪的个性，实际上是由种种复杂的因素形成的。比如上幼儿园的时候在那里遇到的小朋友，第一次读的小说的主人公，有时甚至从表兄乌瑾饲养的那条猎犬那里得到了启发。我们并不是光凭自己就能生活得很充实……我从自己的记忆之中，找出了许许多多曾经使我得以有今日的力量，以及与这种力量有关的人和发生的事。
（三铃书房《让·雷诺阿自传》）
这段文章，加上同他见面时留给我的强烈印象——我也想像他那样老去——激起了我写自传的愿望。
还有一位也是我曾敬仰的人，那就是约翰·福特 约翰·福特（John Ford，1895—1973），好莱坞最负盛名的西部片导演。凭影片《告密者》（1935）、《怒火之花》（1940）、《青山翠谷》（1941）、《沉默的人》（1952）曾四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金像奖。。
我常常为他没有一部自传而感到遗憾，这种心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使我动了写自传的念头。
当然，我和这两位老前辈比起来还是个雏儿。但是，既然有不少人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写写这方面的东西也是该尽的义务了。
我没有把握使读者读起我的东西来一定感到有趣，但是，我常常对后生们讲“不要怕丢丑”，而且时时把这句话讲给自己听。于是，我就动笔了。为了写这本书，我找来很多老朋友，与他们促膝长谈，以唤起往昔的记忆。这些人有：
植草圭之助，小说家、剧作家，小学时代的朋友。
本多猪四郎，电影导演，我任副导演时期的朋友。
村木与四肥郎，美工导演，我的摄制组里的人。
矢口文雄，录音技师，和我一同进P·C·L电影制片厂的同事。该公司后来发展为东宝公司。
佐藤胜，音乐导演，逝世的早坂文雄的弟子，摄制组的人。
藤田进，演员，我的处女作《姿三四郎》的主角。
加山雄三，演员，是我严格训练出来的演员中的代表人物。
川喜多可诗子，东宝东和电影公司副社长，我在国外时承她多方面关照。我在国外的情况她了如指掌。
奥迪·勃克，美国人，日本电影研究专家。关于我在电影方面的情况，他比我自己还清楚。
桥本忍，制片人、电影剧本作家，《罗生门》、《七武士》、《生存》等剧本的合作执笔者。
井手雅人，电影剧本作家。最近以来，我的电影剧本主要是由他同我合作完成的。此外，也是我的象棋、高尔夫球的对手。
松江阳一，制片人，东京大学毕业，意大利电影大学的高材生。他的行动非常神秘，而且千奇百怪。我在国外生活期间，总是和这位弗兰肯斯坦 玛丽·雪莱1818年出版的同名名著中的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创造的怪物。这个怪物具备了自己的生命力，反而报复他的创造者。“弗兰肯斯坦”一词后来用以指代“顽固的人”或“人形怪物”，以及“脱离控制的创造物”等。式的男人在一起。
野上照代，是我的左膀右臂，摄制组的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她也是自始至终不辞辛劳给予我关怀的人。
借本书的出版，谨对上述诸位为此书所付的辛劳聊表谢意。
黑泽明
荡漾在洗澡盆
我光着身子坐在洗脸盆里。
屋里的光线昏暗，我坐在洗脸盆里洗澡，两手抓着盆沿摇撼。
洗脸盆放在从两边朝中间倾斜的洗澡间的地板正中间，被我摇得直晃荡，洗澡水噼啪山响。
我这么干大概颇感有趣吧。
我拼命地摇这脸盆。
结果，一下子就把盆摇翻了。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刹那之间那莫名其妙和意料不到的冲击感，光着身子倒在地板上、颇感光滑的舒畅感觉，以及跌倒时仰头望到棚顶上吊着的一个很亮很亮的东西。
从我记事时起，我就常常回想起这件事，不过因为这倒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所以长大之后我一直没跟谁说。
我想，大概是过了二十岁之后吧，我问起母亲，为什么这桩事我记得这么清楚。
母亲仿佛吃了一惊似的盯着我，然后说，那是我一岁的时候，因为给祖父做法事而回秋田老家时发生的。
她说，我记忆中那间有地板的昏暗屋子，就是老家的厨房兼洗澡间。母亲想把我放进洗澡桶，她自己要到隔壁的房间里去脱衣服，所以只好先把脱光衣服的我放进倒好热水的洗脸盆里。她正脱衣服的时候，突然听到我哇的一声，急忙跑进洗澡间一看，原来盆翻了，我正仰面朝天大哭呢。
母亲说，头顶上非常亮的东西，是当时吊在洗澡间的煤油灯。问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身高一米八○，体重六十公斤。忽然问起这事，她感到非常奇怪，所以注视我良久。
一岁时在洗脸盆里洗澡这件事，是我最初和最早的记忆。当然，在这之前的事是不可能记得的。不过，我那业已去世的大姐曾经说我：“你一生下来就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
她说，我生下来时没有哭，不声不响地，两只手攥得很紧，好久也不张开。“好不容易给你掰开一看，两只小手已经攥紫了。”
这大概是她瞎编的，一定是为了跟我这最小的弟弟开玩笑。
首先，如果我真是生下来就把手攥得那么紧，现在我已成了大财主，坐着劳斯莱斯高级轿车到处转悠了。（说点题外话，就是这位拿这些话开我玩笑的大姐，听说她去世前不久看电视时看到 Los Prims 乐队的黑泽明 Los Prims 乐队是活跃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日本乐队。它的主要成员之一也叫黑泽明。，她以为那是我，便说：“阿明真是精力充沛呀。”尽管外甥与外甥女说那不是他们的舅舅，可她却坚持自己没有看错，因为我小的时候姐姐们常常让我唱歌给她们听。如此说来，我应该感谢 Los Prims 乐队的“黑泽明”，他替我唱歌献给了我那晚年的姐姐。）
可是一岁以后，也就是幼儿时代的事，现在想起来，就像焦点模糊的几段很短的影片一样，很不清晰了。而且，都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一些事。
其一是，我曾隔着铁丝网看到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挥着一根大木棍打球：有人跑着去接飞得老高的球，有人跌跌撞撞地在追球，有人在抢球，抢到手后又扔了出去。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在体育学校任职，我们就住在学校的棒球场铁丝网后面。这就是说，我从小就看到过打棒球。应该说，我喜欢打棒球有很深的渊源。
另一件记得很清楚的幼儿时代的事，是离我家很远的某个地方在着火。那也是伏在奶妈背上看到的。
失火的地方和我家之间隔着一段黑黑的海面。我家在大森的海岸附近，远远能看到那着火的地方，大概是羽田一带。不过，看到那远处的大火，我吓哭了。
直到现在，我看到失火还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夜空被烤得通红的颜色，心里就会发颤。
幼儿时代的再一个记忆，是奶妈常常背着我去一个黑黑的小屋子。
那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长大之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
结果，有一天就像福尔摩斯那样解开了这个谜：原来她是背着我上厕所。
这奶妈简直太不懂礼貌了！
不过，后来奶妈来看我，她仰着脸望着身高一米八○、体重七十公斤的我，说了声：“孩子，你长这么大了！”当她抱着我的双膝高兴得抽泣的时候，我一丝也没有责备她不礼貌的心情。对于这位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老太太，我很感动，却又一时毫无印象，茫然地低头看着她。
“活动写真”
不知道什么原因，从我学会走路到进幼儿园这一段，记忆就不像幼儿时期那么鲜明了。
00唯有一个场面记得最清楚，而且色彩强烈，就是电气火车过道口的时候。
电气火车即将通过，拦路杆已经放下，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在铁轨对面，我一个人在铁轨的这一面。
我家那条白狗在父亲他们那边和我这边来回地跑，就在它朝我跑来的时候，电气火车从我眼前倏地一下开了过去。结果，我眼前出现了被轧成两段的白狗。它就像直切成段的金枪鱼一样，溜圆而鲜血直淌。这种强烈的刺激顿时使我失去了知觉，大概是引起痉挛而晕过去了。
后来，我茫然记得，因为发生了这桩事，有人给我送来又带走过好几条白狗。它们有的装在笼子里，有的是抱来的，有的是拴着颈圈牵来的。
大概是因为我那条白狗死了，父母亲给我找来的全是与那死狗极其相似的白狗。据姐姐说，我一点儿事也不懂，一看见白狗就像发了疯一般，大哭大闹地说不要！不要！
如果给我找来的不是白狗而是黑狗，是不是就不会这样？
是不是因为找来的仍是白狗，使我想起了那可怕的情景？
总而言之，从这件事之后，足有三十多年，我不能吃带红色的生鱼片和寿司。看来，记忆的鲜明度是和冲击的强度成正比的。
还有一件记得很清楚的事，就是我最小的哥哥头上缠着满是鲜血的绷带，被许多人抬回家来的场面。
我那最小的哥哥比我大四岁，大概是上小学一二年级。他在体操学校走平衡木的时候，一阵大风使他跌了下来，听说险些送了命。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那最小的姐姐看到满头鲜血的哥哥，哭着说：“我愿意替他死。”
我想，有我家血统的人，都是那么感情过多而理性不足，善感多愁，处世厚道，感伤情调过浓，浑浑噩噩的人居多。
后来，我进了品川区的森村学园附属幼儿园，但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我几乎毫无记忆。
只是比较清楚地记得，老师让大家在小菜园里种菜，我种了花生。为什么我要种花生呢？因为那时候我非常喜欢吃花生，但肠胃弱，大人只准我吃一点儿，多了不给。我想自己种了就可以多吃，然而却没有很多收获。
我想，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第一次看到了电影。那时，电影叫“活动写真”。
从大森的家走到立会川车站，乘开往品川的电车，在青物横丁站下车，不远就有家电影院。二楼上有个铺地毯的包厢，我们全家在那里看了电影。
幼儿园时期看了什么影片，上小学时看了什么影片，这些就记不清楚了。
记得清楚的是，有一出闹剧，非常有趣。名字大概是叫“怪盗吉格玛”，有个场面是一个越狱的家伙攀登高层建筑物，一直爬到屋顶，然后从屋顶上跳进了黑黑的河里。
还有一部电影，其中有这样一个场面：船上有一对相恋的青年男女，在这只船即将沉没的时候，男青年刚要爬上早已挤满了人的汽艇，可是他看到那姑娘势必上不来，便决心自己留下，让那姑娘上了汽艇，并挥手向她告别。（这部影片大概是《库奥雷》。）
还有一次，因为电影院不上映喜剧片，我竟然为此撒娇，大哭一场。还记得姐姐吓唬我说：“你这家伙太不懂事了，警察要把你带走。”于是，我果然害了怕。
不过，我认为此时我和电影的初次接触，和我后来入电影界没有任何联系。
那时我看着那会动的画面，或者笑，或者恐惧，有时看到伤心之处就抹眼泪。它给我那平凡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变化，使我舒畅、刺激和兴奋，使我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
回想起来，军人出身、对子女一向严格要求的父亲，在那认为看电影会对子女教育产生不良影响的时代与潮流之中，主动携全家去看电影，而且后来他认为看电影对子女教育有益的态度也没有改变，对我后来的人生，似乎是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就是父亲对体育的看法。
父亲不当职业军官之后，就到体育学校去工作了。他对体育一直坚持积极鼓励的态度，除了大力发展传统的柔道、剑术之外，还把各种各样的体育器械置办得齐齐全全，修建了日本第一座游泳池，并大力推广垒球。
他的这种态度，我完全继承了下来。我既喜欢体育锻炼，又喜欢看体育比赛，而且始终认为，体育是一种真正的锻炼。
这肯定是受了父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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