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慕贤才5岁，慕洁也只有8岁。
他们姐弟俩被赶出了家门，暂住到保姆家里。可一向和顺热心的保姆此时突然变了脸，她不再把他们姐弟俩当作主人家的孩子，而是当作“黑帮”崽子。
于是，他们成了众多孩子欺负的对象，小小年纪就被小孩子们拖出游街，挂牌子，戴高帽，坐“飞机”（指被斗时双臂向后、躬背曲身的姿势）。他们成了小孩子们玩批斗会游戏时的特串反面角色。
如此过了两年，他们的姨妈把两个孩子接到广东。虽然慕洁没有因为这两年的不幸遭遇而改变性格，慕贤却彻底变了个人。他变得沉默寡言，动作迟缓。他无法与人正常交往，似乎永远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
如此又过了3年，慕贤的父母被释放出来。一家人历经浩劫，终于团聚在一起，可慕贤并没有显得十分兴奋。他见到父母亲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食堂里的馒头好吃不好吃？”
为了这句话，慕贤的父母带他跑遍了北京城各大医院的精神科。没有一个医生说他患有精神病，可也没有一个医生说他完全正常。大家都认为他在“文革”中受了极大的刺激，可慕贤总是说不清自己到底受了什么刺激。慕贤不能与人正常交往，最后不得不辍学在家。他在家从不胡闹，却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地生活，慕贤成了全家人的一块心病。
改革开放后，慕贤父亲在美国的朋友为他搞了个访问学者的名额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家附属医院做研究。之后不久，慕贤一家人也跟了过去，慕洁很快进了一所大学读书，眼下刚毕业。慕贤则仍然留在家中，所不同的是，由中国的家换成了美国的家。
一到波士顿，慕贤的父母就在唐人街为他找了一个心理医师。可惜那个医师是香港人，普通话讲得很差，对国内的生活也不够了解，沟通起来十分困难，其心理治疗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慕贤的父母通过一个我们都相识的朋友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帮个忙，并言要重金相酬。
我应允了帮助，却谢绝了酬金。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也不看看咱是谁
第一次与慕贤相见，是在他家中。
慕贤长得十分清秀，个子高高高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可说起话来仍像个孩子，而还有些口吃。
我只作一般朋友来访，不言我的身份，以不给慕贤的心理压力，很自然地与慕贤聊了起来。我完全顺着慕贤的话题聊，无论他说什么，我都尽量表示理解；无论他怎样踊跃话题，我都紧跟不放。慕贤好像找到了知音似的，拉着我看这看那，乐不可支。他的手臂一甩一甩的，脑袋一晃一晃的，好几次把架在鼻子上眼镜给甩歪了，然后再扶扶正。
他说话时而用中文，时而用英语。当我恭维他的英语讲得不错时，他咧着嘴说：“也…也不看…看咱…咱是谁？”好像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
那天从他家出来时，他一再邀请我再去他家找他，并提出第二天就要到我家回访。
他急速拿过一张小纸片，要我把我家的地址，电话及坐车路线都写下来，并说他会在次是下午3点半左右到达我家的。因为下午1点，他要去唐人街见他的心理医师，之后正好去我那儿。
那几天，我正忙于赶写一篇文章，只好推说我就要搬家，家中十分凌乱，不方便。
不料他说：“那我就过来帮你搬家吧。”
我笑了，把我的电话写下来交给他，拍拍他的肩头说，“有空，给我来电话，我很愿意听你讲你的趣事。”
那天一进家门，妻子就告诉我：“刚才有个叫慕贤的人给你来电话，说是你让他打的。他这怎么那么逗，我问他可不可以留下电话，以便让你回来给他去电话。他却神秘地对我说，你刚从家里出来不久。我真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
妻子直纳闷。我的心里自然十分明白。
慕贤真是渴望有人与他交往啊！
要是我们慕贤也像你该有多好啊！
两天后，我与慕贤的父亲相见于哈佛大学医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我们找了一人僻静的角落坐下来，寒喧了几句之后，慕贤父亲就急切地问我：“小月，你觉得我们慕贤还能变好吗？”
“我想能的。”我肯定地答道。
“真的？”慕贤的父亲嘴咧得好大，满脸的皱纹绷得紧紧的。
望着他那一脸的高兴，我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酸楚。我可以想象，这20多年来，他为慕贤的事操碎了心。
“何以见得？”他急切地问我。
“因为，他还是能与人交往的，关键是怎样与人交往。”我回答说。
我呻了一口咖啡，接着说：“我前天与他接触，发现他的思维能力还是很正常的。他的问题就在于他太自我封闭了，他总是生活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不能很好地体察他人的感觉。”
“你说得太对了，”慕贤父亲点点头，接着问我可不可以帮助慕贤。
“我会尽力而为的。”
“这太好啦！”
慕贤父亲伸出手，握着我的手背，过了好一阵子说：“我眼看就是七旬的人了，慕贤是我唯一的牵挂。我为他的事，不知请教了多少医生，大家都说他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可当时国内根本没有这种服务。为了他，我放弃了在国内的事业发展，跑来这里当个实验员，不就是为了美国有心理治疗服务。可慕贤接受唐人街的那个心理医师的治疗都快一年了，仍没有什么明显进展，我真是着急啊！慕贤都快30啦，还像个孩子似的，我在他这个年龄，已经读完博士学位了，唉。”慕贤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
“是呵，我可以想像，这些年来，您为慕贤的事不知费了多少心。”我深表同情地说。
慕贤父亲望着眼前的咖啡，缓缓地说：“唉，我的生活呵，就像这杯咖啡一样，又苦又涩又黑沉沉的。”
说着，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也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两眼深切地望着他。
慕贤父亲吹了吹咖啡杯里冒出的热气，接着说：“你知道吗，麻省总医院刚退休的外科主任是我从前的同学，我来晕里就是他帮我办来的。他现在在牛顿镇有一幢大房子，在缅甸州还有一座乡间别墅。他的孩子也都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医生，而我的孩子却是半个残废。”
我咂咂嘴，吸了口气。
慕贤父亲搔理了几下自己的一头白发，苦笑地说：“想当初，他也曾打算与我一同回国的，可是到了最后一刻，被他的未婚妻给拉住了。为了这事儿，我们向个一同回国的笑话了他一路。可现在，没人再笑话他了。人这一生，就是这么琢磨不透呵！”
望着他一脸的沧桑，我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背说：“伯伯，我很理解您此刻的心情，我相信您当初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想，如果我与您生活在同一个年代，也出国留学，那我也一定会选择回国的。因为那是当年海外学子们对祖国强盛的殷切期望。”
慕贤父亲深切地点点头。
顿了一下，他又说：“小月，我发现你很会说话，也很有头脑。咳，要是我们慕贤也像你，该有多好啊！”
相信慕贤会好转的。
“我相信慕贤的情况会有好转的，虽然他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还有很大差别。”我坚定地说。
“噢，为什么呢？”慕贤父亲面露喜色。
“因为据我观察，慕贤的问题主要是在人格上的，而不是在精神或智力上的。就心理学而言，他的症状是一种自恋的表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我中心主义。所以，慕贤不懂得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给他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不便。比如，他想到什么，就会立即说出来，也不想一想合不合适，说了这话会有什么后果。还有，他喜欢什么事情，就想立即去做，也不考虑这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不便。
“那据你理解，慕贤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这主要是因为他在经历文革时，年龄太小，饱受周围孩子的期负，心灵上蒙受了极大的刺激，便以自我封闭的方式来应付外界的压力。久而久之，他就把自己完全锁在了个人的世界中，无法与旁人正常交往，自然也难以体察别人的感觉。这是他应付外界刺激的自我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使他养成了自我中心的习惯。其实，在当时，他的自我中心表现是同时起了消极和积极作用的。”
“怎么解释？”
“在消极方面，它使慕贤自我封闭得太久了，以致给他带来了一定的人格缺陷；而在积极方面，这种自我封闭好像是一种保护层，使慕贤减轻了因外界刺激给他带来的精神痛苦。”
慕贤父亲不住地点头。
“慕贤的口吃是不是那段时期形成的？”我问。
“是啊，我刚从牛棚出来，就发现慕贤说话口吃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改掉，连说英文都结巴，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也很可能是慕贤应付外界刺激的防卫结果，凡是后天口吃的人，大多是因为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造成的。同时，口吃又为慕贤不善与人交往提供了绝好的理由，省得与人接触时那么紧张。”
“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你说的还真有道理。”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慕贤的心理年龄与生理年龄极不协调。按理说，慕贤都是快30岁的人了，思想应该相当成熟了，可他与人交往时常还表现得像个孩子似的。”
“那，你又凭什么说慕贤会有好转呢？”
“以我的观察，慕贤的智力并不差。那天我们见面，他拿出几本《时代周刊》，《体育世界》的英文杂志给我看，我很惊叹慕贤的英文会这么好，它说明慕贤的智力发展与常人无本质差别。所以，只要鼓励慕贤多与人接触，并不断帮助他总结与人交往的经验，相信慕贤的状况会有好转的。”
“是啊，是啊”慕贤的父亲刚才那紧锁的眉头松开了许多。
“另外，我还发现慕贤仍有些害怕与人交往，怕碰钉子，怕人家嫌弃他，看不起他，也时常抱怨交往中碰到的挫折。这都说明，他尚处在交往的困惑阶段，这是必然的步骤，感觉不适也是自然的。事实上，慕贤怕别人看不起自己，拒绝他，正说明了他内心深处多么渴望自己也能像常人一样很好地交往，盼望别人能够理解他，接受他，喜欢他。这是个好兆头呀，您说是不是？”
我说得兴奋起来。
“所以，我们应该高兴慕贤仍有这种焦虑和渴望的心理。它说明，慕贤对人际交往中的荣辱之心和尊严感，还是完全体会得到的。如此看来，慕贤不是在精神或智力上有什么问题，他只是需要时间，需要通过生活的具体体验来一步步地开放自己，让别人了解自己，接受自己，尊重自己。与此同时，他也以膛会了解他人，接受他人，最终融入社会中去。这样做，才会对慕贤的进步有实质的帮助啊！”
听了我这一番解析，慕贤父亲激动起来，他猛地抓住我的手，使劲儿地握了握。
“你分析得真是太透彻了。你知道吗，慕贤3岁的时候，就已经能背出20多首唐诗了。他高中休学后，我一直在家里给他补习功课，也包括英语。慕贤基本上都能学进去。来美国之后，我更加强了他的英语学习，坚持他每天看电视。到现在，他已经基本看懂电视里的英语节目了，他尤其喜欢看体育台的节目。他最喜欢的体育明星，是波士顿凯尔特人篮球队的拉里 伯德。前两个星期，我还专门陪他去波士顿花园体育馆看了场伯德的比赛。那天晚上，慕贤像其他观众一样使劲地欢叫，我感到他与常人直介毫无差别呵。”
慕贤父亲眉飞色舞地说着，眼睛里闪着乐，声音里夹着颤抖。
“您做得很对，”我呻了一口咖啡，“您不是要让慕贤多参加这类活动，让他融入群体中去，观察模仿众人的行为，而不要一天到晚呆在家里，那是最糟糕的做法。”
“好，好，”慕贤父亲连忙说，“我是该多鼓励他出外活动了。以前主要是怕他人生地不熟，容易走丢，所以才不敢放他出门。现在看来，这样反而误了他。”
“对呀，慕贤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融入社会，以尽早解除对自我的封闭，而且慕贤自己也十分渴望融入群体。那天我们见面后，他迫切地想接着见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是个好兆头，说明慕贤是不甘寂寞的。真正精神有问题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
慕贤父亲的脸上再露出喜色。
他招手把服务员叫过来，又叫上了两杯咖啡和一盘小饼干，对我说：“小月啊，看见你，我就像看见了慕贤的另一副样子。要不是文革浩劫，不光使他变成了一个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也误了我自己的前程。如果我留在国内，我想我会有望入围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我的学生都进去两三个了。而现在，你瞧瞧，我几乎成了慕贤的保姆了，唉！”
说到这里，慕贤父亲又叹起气来。
慕贤如能学会与人正常交往，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报偿
沉默了片刻，我开口说：“我非常理解您这些年来的苦衷，我深信如果没有文革的刺激，慕贤一定会学有所成的，也会像我这样出国留学的。”
慕贤父亲摇摇头，什么都不说。
思索了一下，我又说：“不过我倒想提醒您一点，美国有不少社区大学，要比国内的大学容易进得多，你们不妨先让慕贤上一所社区大学试一试，那样不但可以使慕贤有美国的学历，也可促使他融入美国社会。您觉得呢？”
慕贤父亲睁大眼睛说：“噢，这倒是挺好的主意呵，我怎么从来没想过这个。不过你觉得慕贤能行吗？”
“我想慕贤能听得懂英语电视，看得懂英文杂志，就值得试一试。那样，也会大大激发他的学习积极性，也更有机会与群体交往了，这不是一举两得嘛，多好。”我鼓励老伯说。
接着，我向慕贤父亲介绍了几所我知道的社区大学。慕贤父亲拿出记事本认真地记下了我讲的情况，口里不住地说我明天就去了解这些学校。
记毕，慕贤父亲又提出能否请我在哈佛为慕贤做心理治疗，并中止唐人街那个心理医师的治疗，因为他与慕贤之间语言，文化都不通，沟通起来十分不便。
“你好好考虑下一下，行吗？”慕贤父亲一脸殷切地望着我。
“这恐怕不行，”我垦切地回答，“因为我在哈佛做心理咨询，只能见哈佛大学的学生，但我愿意在其他场合见慕贤，与他保持联络，帮助他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