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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想而知，老头在心里牵挂了几十年的当年的女同学，如今是什么样了……
我总觉得这故事听起来太像一个故事了，几乎让人难以相信。无论如何，我们那主任是真的死了，再也不能来了，再也没人用青筋绽露的老手拍拍我的肩膀了。
他桌子上的暖瓶，一直空空的在那里闲置着。
就在我们主任死了不久，我接到竹安从南非打来的长途电话。
我在德班，他说。
天呵，你怎么跑非洲去了？我惊讶极了。
你别问，听我说。钟夏，我五月三十日去不成上海了，中国使馆不给我签证。
为什么？你怎么会被拒签？
说不清楚。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电话里不大好讲。
那么——，完蛋了，我们见不成面了。我一下子沮丧到了极点。
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约翰内斯堡，会逗留很久，所以可否请你把信寄到约堡？
真的没希望了么？不能再去试试？我执拗地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我也没办法。听我说，德班是一块美丽的土地，有金色的海滩，长空万里……
第二天下午，我去邮局，按竹安说的地址，把信寄到了约翰内斯堡。
这封信发出去了好几天，我才迷迷糊糊地想，竹安到南非去做什么？那里在搞总统大选，街上整天发生爆炸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忙得焦头烂额，他去干什么呢？我不相信新加坡福瑞广告公司还会在非洲有业务。
六
雨季长得让人看不到尽头。我在这漫长的雨季学着忘记竹安。
余重在淫雨霏霏的梅雨天里特别沉默。
我们那个用木板钉起来、涂了一层油漆的简易书架上堆满了东西，再也没有能插手的地方。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整理，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我把一大堆书报杂志摊在地上，然后蹲下分类，不一会儿就腿都蹲麻了，干脆坐地上了。
你就不会帮帮忙？我一累就离发脾气不远了。
余重很识相，他大概宁肯帮我干活，不愿听我唠叨。
一个旧的笔记本掉在地上，里面散落出几张旧门票。我拾起来看看，那是杜甫草堂的，乌龙寺的还有两张峨嵋山的缆车票。那是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和余重一起去四川玩，他帮他小舅舅“对缝儿”，从国外往国内倒医疗器材，谁知道是洋鬼子的二手货还是假冒伪劣，反正低价买进，高价售出，投机倒把的基本法则。但我当时对这位国际二道贩子男朋友确实刮目相看，虽然他折腾两个月赚的钱除了付电话、电传费，也就够我们俩不太铺张地旅游一趟，去个四川还连九寨沟都没去。
我犯了—会儿呆，拾起那些长长短短的门票要撕。
别撕！他一把抢了去。
有一天柳吉来找余重看电影，余重没去。柳吉坐着聊了一会儿，我不太热心，余重也没怎么说话，她有点讪讪地起身告辞。我送她到门口，转身站在阳台上，看着柳吉美丽而孤单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拐弯处。外面雨下得挺大，她独自一人撑着伞走在雨里。而我和余重，坐在干净舒适的房间里，我回头撇了余重一眼，他正好也在看我。
婚礼举行的前一个礼拜，我犹豫再三，还是打电话告诉了章竹安。他早已经从南非回到了新加坡，现在人在菲律宾。我一直对这位福瑞广告公司代理人的飞来飞去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也许是由于我身为井底之蛙的缘故。竹安每到一地都会打电话给我，联络的最大意义似乎就变成了行踪报告，单纯的电话联系变得空洞而失真。
竹安在马尼拉听说了我的婚讯说：我能理解。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游戏结束了。我撤退。我绝不纠缠。然后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我再没章竹安的任何音讯。我不知道他到底还在不在新加坡，后来还来没来过上海。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我甚至怀疑他还在不在人世。我几次想向余重打听一下章竹安的下落，他们本来就认识的，余重在我认识章竹安之前就认识他了。但想来想去，我还是忍住了。我从来没向我的丈夫说起过章竹安这个人。
我们的婚礼柳吉是来了的，她做了我的伴娘。这是我的主意。我讨厌柳吉，请她来无非是为了向余重表示我的毫不猜忌、毫无芥蒂甚至浑然不觉什么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余重明显地流露出不情愿，又不好说反对，而我已经说出来的决定，也不好无缘无故地收回来，只是暗想，这才叫好心当成驴肝肺呢。
婚礼那天柳吉出尽风头，弄得她倒成了主角。最可气的是她喝得摇摇晃晃，举着酒杯、红着眼睛大叫：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愿你们夫唱妇随白头偕老，愿你们在地就是连理枝天上就是比翼鸟……柳吉说了一大堆吉祥话，最后闹洞房时却吐脏了我新房的床单，若不是顾虑到我是新娘，我当时就想冲上去揪住她的脖领子和她拼命。我怨愤地看看余重，余重比我还要怨愤，蜜月过完了，余重还念念不忘地埋怨：谁要你请她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种人。
感谢菩萨感谢上帝，柳吉在我婚后再没来过我家，那电影约会总算完了。
我的婚礼是在秋天。
第二个秋天来临之际，我就快临产了。我原本没有这么快就添丁加口的计划，余重也不愿意。我还没结婚，就得到已婚已育女友的闺中秘传，告我千万不能早早要那个小累赘。理由A是两人世界潇洒快活，理由B是为了下一代着想要打打经济基础，理由C是抚养孩子又费心又费钱，以后什么也指望不上，实在是一桩蚀本买卖，理由D是万一两个人过不来了离婚也利索，梅开二度的时候弄个“拖油瓶”就麻烦了。于是，我初步计划五年之内不要孩子，但这种事情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和余重采取了各种措施，孩子这东西还是不合时宜地来了。我害怕那金属器具伸进我的子宫刮下一团模糊的血肉，迟迟不肯去医院，拖来拖去，肚子一天天地长大。
电影和小说里面，女人生孩子痛起来时总是大骂男人，我不愿流俗，而且我自认为是个知识女性应保持文明，所以再痛也没有破口大骂，但心里着实恨透了余重。
余重喊了辆出租车，把我送进医院待产。
这一个大房间，躺满了肚子高高，没腰没身的女人们，进进出出的则是诚惶诚恐的丈夫们，真是滑稽可笑。
刚住进来不到一下午，我就从七嘴八舌的产妇们口里得知：我住的这张床刚刚死了一个，和我同岁，也是大学毕业生，是个还没结婚的大姑娘，难产死的。余重听了非要调病床不可，嫌不吉利。我无所谓，这医院的走廊不知推出去多少死人，我们这些活人不是一样地踏着这印痕走来走去么？
余重跑到病房办公室，揣着两包红塔山，磨了半天，毫无结果地回来了，脸色铁青。
夜里我肚子痛，睡不着，余重就也不睡陪着我。
那一夜，余重像鬼魂附体一样说个不停，整整陪了我一夜。
七
儿子满一周岁的时候，我和余重接到一份婚礼请柬。新郎是余重的朋友，一个并不密切的朋友，从来没到我家来过。
婚礼体面极了，又热闹又隆重，满座来宾都是高官显贵，富豪士绅，一方贤达，名媛淑女。新郎穿一套非常挺刮的黑色西装，配鲜红的领带，新娘则是一袭洁白的婚纱。新郎极有钱，新娘极漂亮，宾客们怀着艳羡、嫉妒、自卑等种种复杂的心情啧啧称赞着这对新人。
在这盛大奢华的婚礼上，我和余重渺小平凡得简直分享不到新人的应酬，只是透过人群远远地望着这对美男俊女。新郎当众给新娘戴婚戒。那是一枚闪闪发亮的白金钻戒，我迷迷糊糊地对余重说：“我也有一枚这样的戒指，一模一样的，在五斗橱的第二个抽屉里。”
余重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大白天说什么梦话呢？人家那是白金钻戒！
婚礼进行曲的声音太响了，贴着耳朵说话都听不大清楚，我和余重就不说了。
那对新人不知敬了多少张桌子的酒，终于轮到我们这边了。新郎端着血红的红葡萄酒，向我们走来。余重赶紧拉了我迎上去，介绍说：“喏，这位就是新加坡对华商务理事会的章竹安先生；这位是我太太；内人；贱内；拙荆。”余重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的话一点儿也不幽默，我和章竹安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说：好像有点面熟！
关于新加坡，我实在想不起来任何话题，印象中倒有一个公司，不记得是谁向我提起过的。
我便没话找话地问：哦，那您知道新加坡福瑞广告公司吗？
章竹安很谦恭有礼地笑笑：余太太，我原来倒是做广告出身，一直做了十几年，还没听说过有个福瑞广告公司呢？
他稍顿顿又补充道：您知道，新加坡就那么一点点大的弹丸之地，人口还不到三百万。
章竹安的新娘抢过话头，有些嗲声嗲气地说：这婚呀，早就该结了，都怪他签证没签下来，从雨季就开始签的，一直拖到这时候。我们中国办事呀……
章竹安耸了耸肩膀：中国使馆拒签的理由，竟然是我在南非总统大选时，有过间谍活动。鬼知道，我根本就没去过什么南非。过了几个月再签，又行了。鬼知道。说着，他又耸了耸肩膀，一偏头看看他身边的新娘。
我当时诧异极了！这美丽的新娘不是我们大学的同班同学柳吉吗？听说她一年前就死在医院里了。余重的目光里也满是狐疑。新人一转身又忙着应酬去了。我和余重都没吃好这桌酒席，他一个劲儿地在桌子底下用腿碰我。我知道他心中迷惑，我也迷惑着呢。
因为儿子还在家等着喂奶，我们没等宴席结束，就匆匆告辞了。
一回家，我就开始翻箱倒柜。自从有了这孩子，我就像得了健忘症似的，东西放在哪儿转身就忘。今天“章竹安”这名字就很耳熟，我拼命回忆，是不是有过一个同名的小学同学，或者同宿舍哪个女生的男朋友叫这名字，也说不定是有个叫章竹安的男生在我读大学时给我写过求爱信什么的。
我把五斗橱的抽屉全部拉出来，终于在第二个抽屉里找到一个宝蓝色的首饰盒。
就是它！
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稳稳地躺着一个粗笨憨傻的金戒指。原来的那个白金钻戒呢？明明有一个白金钻戒，是我做女孩子时一个情人送的。婚后就再没去动过。
我对着金戒指出神。
别发呆了！儿子在哭听不见么？余重在旁边一面用力地搓着尿布，一面不满地大叫。
我赶紧站起身，抱起肉嘟嘟的儿子，急急地撩起衣襟，把一只硕大的奶头塞进儿子的小嘴里。
＇点评＇在许多文学作品中，爱情常常同革命、事业、苦难、情操相联系。那些反封建、反压制、反世俗、反商品化的爱情故事曾经以悲剧或者喜剧的审美形式，激动过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爱情错觉》叙述的却是另一种爱情，它是一种离开崇高与壮美，与意识形态无关，因而是没有旗帜的爱情，它既不是悲剧、亦不是喜剧，仅仅是一段生命的体验。这部中篇出自六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姜丰之手。在复旦大学深造时，姜丰曾是代表复旦赴新加坡参赛的著名辩手，毕业后她又担任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同时她醉心于业余创作。她的小说几乎都是探讨九十年代青年人的情爱生活的。较之以往常见的爱情小说，姜丰是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待爱情和探讨人类生活。或许，正是她的这种文学追求，会给读者诸君带来时代生活气息和别样的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