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了解，监狱方面，是没有力量对罪犯所填写的内容逐个人逐个项目去核实的。
在与王勉的交谈中，我最初的感觉，王勉是属于那种非常感性的人。但随着交谈的深入，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平常状态下，她基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这样理性的一个人，却做了那么冲动的一件事，这的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她的个性很强，没有太多的朋友。她说在上小学的时候，她的老师就曾经批评她太过清高，太过傲气。那时候她还不懂清高和傲气的意思。回家的时候她问她妈妈。她妈妈对她说，那是骨子里的东西，天生带来的，改不了。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说的那分清高。
我很相信她，也很相信我自己的感觉。
然而，我关于王勉的报道见报以后，在王勉所在监狱的女犯中间却产生了相当震动。很多认识王勉，和王勉曾经一起生活过或者接触过的女犯们几乎众口一词：“瞧她把自己说得有多好，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她们很多人的原话。
我不禁茫然。
难道真的是王勉把自己美化了？她没有跟我说实话？还是我的感觉出了差错？
很快，王勉委托她的管教队长转告我说：“谢谢您的报道，但您的报道也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
我很内疚，因为所有的“副作用”都不是我的本意，那是我事先无法料到的，所以我无法避免。
紧接着，关于王勉的一些传言进入我的耳膜：
一个接见日，某罪犯的一个亲戚在接见室：“那不是王勉吗？她原来在糕点厂当会计。我见过她。”
“她根本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学过法律。”
“她把自己说得那么仗义，可能吗？我们平时和她在一起，她最自私了。”
……，……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很想搞明白。
我向一位管教队长询问：“这里的人都说王勉自私，她怎么自私了？”
管教队长介绍，王勉这个人很多面。可能跟大家在一起，有时候做事让人感觉不太实在，可有时候又让人感觉她人非常好。
前一段时间北京市扶贫济困办公室发起了一个名为‘救助一个家庭’的春风行动。监狱里的部分罪犯表示愿意从自己的生活费里省出一点钱来，拿去救助一个贫困家庭。有几名罪犯心里想参加，但是又确实困难拿不出那点钱，王勉帮着3个人出了钱。
这钱虽然不算多，但是她替人出了。其实替别人出这钱是白出的，跟她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她就做了。管教问她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想表扬一下她，她也不配合。
她这人有时候挺怪的。
帮助别人捐款，不图名不图利，纯粹为了帮助别人，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善事、义举，王勉这样做了。
王勉在狱中，主要负责罪犯的通讯宣传工作。同时协助队长做好各项教育工作，及时向监狱报道分监区的新举措和新动向。还负责板报宣传和户外宣传栏的定期设计和更换。
这在监狱是每一名罪犯都非常羡慕的活，属于狱中“白领”。
1999年，她表现不错，获得监狱表扬，因此被有关部门批准减刑3个月。
几乎所有与王勉相处过的罪犯和队长都对我说，她在监狱是最不说真话的一个人。她们说王勉说话最言不由衷，平常很少说实话。
这可能是实情。
一个人曾经为诚实付出过代价，吃过亏，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她诚实恐怕很难。王勉在与我谈话的时候，明确对我说，在监狱里她最大的变化是不能随便说话。她说以前她特别容易相信人，谁说什么她都会相信。可是，到了监狱以后，她对所有人说的话都不会轻易相信了。
这是她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因为监狱里的人很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说了一句玩笑话或者发点牢骚怨气，就有人去告诉队长了。回来队长就当成你的思想问题一本正经的批评你，有时候赶上队长心情不好还会处罚你。
所以，她必须学会自我保护。因为她曾经为此吃过亏。平时她轻易不和人说话，不表达自己。即使是别人跟她讲一些与她有关的事情，她也是一听了之。除非她得到证实，否则她不会相信。
我想，入狱后的王勉是一个有自制力，并能够控制自己的人，可以说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她很有记性，同样的错误她绝不会犯第二次。但是，在监狱这样一个特殊的没有自由的环境中，她说一些过激又冲动的话是常事，但是冲动之后，她马上又能恢复冷静，权衡利弊之后，她绝不会做于自己不利的事。
这就是王勉，这就是王勉的性格特点，是她对自己为人做事的原则要求。
我想，王勉的确不是很有经验，虽然她进了监狱，但是她依然不能做得像别人一样“老于事故”。她心里想的和做的，几乎都让人看出来了，她还是没有太学会保护自己。
甚至在监狱里，她有时候表现的相当张扬。
狱中曾经有过一种传言，说她对狱中的一位男狱警“有点意思”。为这事，一位管教队长还曾经善意的提示过她，管教对她说：“即使你对某某警官真有那样的意思，你们之间现在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她没有听这位管教的话，在几次相当公开的场合对那位男性警官眉来眼去，结果，那位警官被调到别的岗位工作了。
这个传言我无需核实就能判断出真假，因为按目前我国监狱的对罪犯管理是男、女分管的方式，女犯全部由女性管教管理，男性警官一般是不能直接管理女犯的。但事有凑巧，传言中的警官确实被调了工作。
一位与王勉有点交情的管教对我说，依王勉的条件，她其实不可能对一位狱警产生什么真的感情。如果真有那样的事，也是她一种纯功利性的行为。
一名女犯，在狱中想找到一种依赖，一种支撑，与男警官逢场作戏，抛个媚眼什么的，仅此而已。
王勉和这位男警官究竟具有过怎样的“感情”交流，我不得而知。这个问题也没有办法去问王勉本人，因为即使是问了她也不会承认。
但是我想，之所以产生这样的传言，与王勉个人的行为有很大关系。也可能她在罪犯中间有过夸张的表现，那是她有意为之，想让别的人产生妒忌：我的魅力能让一位警官动心！
其实，王勉所在的监狱里，和罪犯打直接交道的管教是清一色的女性。很少的几位男性基本上都属于监狱机关科室，基本不直接参与女犯管教。所以王勉和男警官的接触是非常有限的，她只能在监狱组织的一些活动中看到男性警官，而他们是绝对没有机会单独接触的。
即使王勉真的对某位男警官产生了好感，那也只能是一种女人式的本能的对男性的欣赏。
因为王勉在女犯中，应当算是有些姿色的漂亮女人。
王勉自己说，坐牢、不和家人在一起对她来说都不是最痛苦的。她感觉最痛苦的是和那些真正的社会渣滓在一起。狱中很多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头脑里面没有什么道德概念。空口胡说，无事生非，包括上述对她的编排。她必须拿出相当的精力去应对那些无聊的人和无聊的事。她的周围经常发生一些让她觉得都说不上事情的事情，这很让她受不了。一些罪犯经常因为一些琐事，比如因为洗澡的水龙头出水大小，因为谁碰了谁一下等等大打出手。
王勉几次都在我面前流露出对监狱周围环境的格格不入。甚至有时候，她表现的不很善意。
她在某分监狱区当杂物班长的时候，一个女犯在夏天中了暑，管教队长特意允许那名女犯去冲凉。
当时正好是王勉值班。
过了一会，那名女犯使劲在筒道里大声喊报告，一连喊了很多声。分监区长急忙跑过去，以为她出了什么事。那名女犯哭着说：“您让我去洗澡，又只给我十分钟时间。我衣服还没脱完，王勉就在外面喊时间到了。”
其实，管教和分监区长知道那名女犯身体不好，生着病，行动比较慢，特意没有给她规定洗澡时间，为的是让她踏踏实实地洗洗，别再出什么差错。
可是，王勉假传“圣旨”，私自给人家规定了10分钟。
一个中了暑的病人，本来动作就慢，十分钟的时间，哪能洗完？
分监区长当即把王勉叫过来，问她怎么回事？
王勉却理直气壮：“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不就是热了点吗？这里谁不热？让她多洗一次已经可以了，给她10分钟的时间足够长了。”
类似这种不太善意的事据说王勉做过不少。是她天性缺乏善良，还是一系列的不幸经历使她改变成这样了？
一位长时间管理王勉的管教对我说：王勉有时候真的让人琢磨不透。有时让人觉得她很好，有时候又让人觉得她很不友善。
在监狱，罪犯之间的竞争赤裸裸。几乎每一名罪犯都非常讨厌罪犯之间相互整治，但是每名罪犯都这样整过别人，这几乎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这种恶性循环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王勉也挨过别人整，所以她整起人来也算狠。有文化的人发起狠来，也许比那些文盲更狠、更坏。
8。后半生不再有厄运
我到了监狱以后，一直是比较幸运的。确切说我没有太吃苦。做的一些事也都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干的相对比较少。用一句比较俗一点的话说，我的这份活儿，在监狱里算是最好的了。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人的这一生，好运和厄运都是成比例的，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所以你不可能这一生永远都是好运。可能我的这次厄运把我后半生的厄运都化解了。
2002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在监狱又一次遇见王勉。
那天我参加她们监狱的一个减刑假释大会，会后她们演出文艺节目。演出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了王勉。
她化了浓重的演出妆，看上去很漂亮。
我向她招手，她走过来和我说话。
恰在这时，她们文艺队另外一个我曾经采访过的女犯也看到了我，我们同时打招呼。
那个女犯跑过来和我说话。王勉就站在我面前，听那个女犯热情的向我问寒问暧。
相对于那名女犯，我感觉王勉的确不太会做人。其实我看的出，她也很想和我交流，却不主动去争取机会。
那是我关于她的报道见报以后我第一次见她。
我很想知道她的真实感受和她所说的遇到的麻烦。于是我先打断了那名女犯的话，转过身来面对王勉。
“我很不好意思。”我对她说“没有想到会给你带来麻烦。”
她笑笑，说：“没事，你别往心里去。我们这儿的情况你不了解，即使是你不那样写我，我也不会清静。没这个麻烦就会有那个麻烦，我习惯了。”
我问她：“你最近还好吧？说说你的状态？”
她又笑笑，说：“还可以。”
那天散会以后，我又向监狱提出要采访王勉，有关部门当即安排。
下午1点半，我准时进了王勉所在的分监区。
管教把王勉叫过来。
卸了妆的王勉不如浓妆时候漂亮，但比我前几次见到的她要精神。我看到她的眉毛是精心修过的。
我问她：“你们这里可以化妆了？”
“一般不可以。但是近期监狱出台了一个新的管理规定，我们与亲属接见时可以化点淡妆。为的是让家人看到我们时，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她笑着对我说。
我依旧没有感觉到别的女犯跟我说的那种不实在。
“几次采访，都只谈了你的案子和你的同学。这次说说你在监狱里的情况吧。”我说。
“怎么说呢？”她想了一下，接着说：“我到了监狱以后，一直是比较幸运的。确切说我没有太吃苦。做的一些事也都是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干的相对比较少。我们有一个教研室，有一些报纸、图书，我负责一些宣传。现在我们又买了一台电脑。用一句比较俗一点的话说，我的这份活儿，在监狱里算是最好的了。在外边的时候人们都说我命好，因为那时我不管遇到什么麻烦事，总是特别容易化解，包括我做生意。别人说也没看你费多大劲，像人家那样刻意去求人去做一些事情。好多时候是很顺利的就把钱赚到了。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人的这一生，好运和厄运都是成比例的，都是上帝安排好了的，所以你不可能这一生永远都是好运。可能我的这次厄运把我后半生的厄运都化解了。我到了这里边运气也不错。”
王勉对自己的狱中生活感觉并不坏。
“刚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人都不错。但后来我发现，有些人真是太可怕了。可能我们原来生活的那个圈子与这样的人相隔太远了；道德标准相差太远了。她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都理解不了，我真的理解不了。”她开始向我讲述狱中的恶劣环境。
“我跟您说，坐牢，不跟家人在一起，这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和她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我本身没有那么多心计，在这里你要不停的去解释本身都说不上是事情的事情。根本连鸡毛蒜皮都说不上的事情，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对我是一种污辱。就是这种事情让我觉得在监狱中是最可怕的。”王勉的口气很重。
“包括强制劳动也好，不允许做这个或那个，这些对我来说我都能够接受。”
“我想，有些东西就是再严它也不可能把人严死，人的适应能力都很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生存。如果你按着制度走，就不会有人来惩罚你。所以，只要他让你怎样你就怎样，你在这里能够活得挺好。”
“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它没有准则，你不知道她今天又会出什么花样。没有丝毫逻辑，太可怕了。”
我明白，王勉是在说那个她无法适应的环境。
那个环境我听别的女犯也说起过，但始终没有太具体。她们几乎每个人都在抱怨那个环境，但有一点我不明白，那个环境究竟是由怎样的一些人构成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