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方面的业务。曾莉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凭她所了解和掌握的知识，最起码那应该属于超范围经营。但是她想，自己在公司里只是一个打工的，老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她的天职，她不应该去管那些她不该管的事。她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心里有一种侥幸，更重要的是她对陈劲的信赖。她觉得陈劲是一个非常靠得住的男人，他要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他的工作狂式的工作作风曾一度令她倾倒，他相信他能够摆平所有的事。
就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曾莉协助陈劲在公司里大刀阔斧的干了整整一年。一年的时间，他们创下了令许多人扼腕叹息的大事。为此，曾莉被判了有期徒刑15年，她的老公兼老板则被判处无期徒刑。
曾莉究竟做了什么？在我和曾莉交谈的几个小时里，曾莉完全回避她所做的事。因为业务性相对比较强，我无法了解曾莉在整个案件的操作中具体都做了些什么。但是，我在她的判决书中读到了下边这些文字，我想，这些文字基本说明了她在整个案件中的角色，同时也告诉我们她最终因为什么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她的判决书中有关案件一部分是这样描述的：
曾莉，女，1967年某月某日出生，北京某通信开发中心办公室职员。本市朝阳区某公寓某座某号，因涉嫌诈骗于1995年9月30日被羁押，1996年2月17日被逮捕。
1994年7月至1995年间，借一家银行西安某公司委托陈劲帮助办理申请加入某自动报价系统之机，持该公司提供的金融业务许可证、营业执照、委托书等加入报价系统之后，遂采取私刻公章、私设证券业务部、伪造授权书等手段，且未经该公司的允许，冒用该公司的名义，进行国债回购，先后骗取报价系统内的会员某某公司、某某公司等80余单位的资金共计6。97亿元人民币……，……
我问曾莉：“这么大的资金，你怎么就做了？不觉得害怕么？”
曾莉说：“你可能不知道，在公司里做久了，钱对我来说只是一些数字。”
“即使是数字，6亿多也是太大了呀！”我还是不能理解。“难道你做的时候不知道那是违法的？！”
“我们公司平时就做代理别的证券、信托等金融公司做国债回购的业务，然后高利息的借出钱。这个代理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原本是开发通讯项目，做国债回购是超范围的。”曾莉说得异常平静。
“你在公司做业务吗？”我问。
曾莉想了想，然后对我说：“其实在我认识他之前，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我到公司之后主要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管理一些文件等等。之所以最后也给我定了罪，是因为他们派我到银行去划过款。”
“到银行划款应该是公司财务人员的事，你在办公室做文秘，怎么会去让你处理钱的事？你这么说该不会是在为自己开脱吧？”我笑着说。很担心她会因为我的直率而感到尴尬。
曾莉并没有因为我的不客气而有丝毫的情绪变化。她说：“我们公司在很多事情上做得不太规范。可能这么说我是有点替自己开脱的意思，但实际上，我至今仍然觉得我做的事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我真的不懂他们的业务，所以我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了上诉。”
“上诉结果怎么样？”我有点急迫。
“被驳回，维持原判有期徒刑15年。”曾莉的情绪仍然没有什么变化。
从她对整个事情的叙述上看，曾莉从心里不服法院的判决。但是，她平静的举止神态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
“其实我当时也觉得他们做的事有点悬。”曾莉第一次主动的说。“我当时想，我又不是决策人。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就算是出了事我一个只是跟在后面跑的人，也不会有太大的责任。就是这种侥幸心理，便我忽略了自己的危险性。”
“可是跟你一起干的是你的先生啊！你就不怕他出事？！”我的语气里充满惊奇。
“公司里的事，他从来不听我的话，所以我也很少说。”曾莉说。我明显的感到她的言不由衷。因为曾莉的个性，虽然她自己一再表白她是一个没有野心，没有作为的人，可是她做的事分明都是有着强烈成功欲望和成就追求的女人才会做的。
“那你跟你的先生平时都交流些什么？按你所说的，我看不出你和他的感情像你说的那么深厚！”我觉得我的话是带着刺儿的。“你肯定和他一起做事，而且他肯定会非常在意你的意见。”我的口气颇有种不容置疑的味道。
曾莉不回答，也不生气。她笑笑，对我说：“也许你说得对，我自己都糊涂了，我不明白自己，真的搞不清自己了。”
“感觉上你是属于那种性情比较温和的人。”我说。
“其实这是一种外表的错觉。我的外表可能让人觉得我很温和，但实际上我是一个相当急躁的人。至少过去是这样，我属于外柔内刚的那种人。”曾莉自己说。
“你一直说你是一个没有什么追求的人，可是你的所作所为：从你考上大学、读研究生，又出国，包括你回国以后的再婚到最后犯罪，根本就不是像你自己说的那样‘柔弱’和‘没有追求’。”我实话实说。
“可能您说的比较对。”我觉得曾莉从这一刹那开始真正切入自己。
这是我与她交谈了几个小时以后第一次出现的状态。
6。从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
经历了那么漫长的案件的审理过程，我从希望到失望最后到绝望，现在的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承受不了了。
“当我躺在监舍的床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想，过去我经常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下，内心里很想做成点大事，想出人头地，属于那种对现状永远不满又不甘于寂寞的人。就如同俗话所说我的心比较高，可技能上又老也达不到，所以我希望我的先生比较能干。在我的第一个先生没有达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我便非常痛苦，这可能是我最终走向离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回北京以后，遇到我后来的先生，正好他是那种非常有野心的人，我非常欣赏男人那种霸道的习气。我后来的先生就是那种一切自己做主，凡事敢做敢当的人，所以当时我们两个一拍即合。其实，本质上我虽然是一个不太安份的人，但实际上，如果能够拥有一种比较富足、安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我可能也会做一个贤妻良母。”
“可是你在美国的时候不就是过得那种衣食富足的生活么？”我反问道。
“所以说我当时不成熟，因为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都没有意识到，更谈不上珍惜。”曾莉的脸上掠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惆怅。
“我觉得人应该踏实下来，弄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绝对不能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事。”她对我说，仿佛在告诫自己。
我明显的觉出她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否定，一种极度痛苦的否定。
“入狱以后，你跟你现在的先生还有联系吗？”我换了一个话题。
“偶尔写写信，相互鼓励一下。”她说，那语气里看不出有丝毫的痛感。
“你恨他吗？会不会和他离婚？”我还是想知道曾莉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
她看看我，又低下头。
然后说：“谈不上恨不恨的，好像没有什么感觉。”
我无法判断她说这话时真实的心里状态。她就是这样，内心掩饰着自己，但是她几乎对人有问必答。
“假设你现在出狱了，你会为了孩子跟你的前夫破镜重圆吗？”我知道她又一次关闭了自己的内心，但我还是试图再把她打开。
“我的刑期挺长的。出狱对我来说还是一件比较遥远的事，所以，对出狱以后的事情我没有想太多。他们（指丈夫一家人）虽然表示要等我出去，但是，将来真的等到我出去的时候，事情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也说不准。”曾莉说。
我没有想到曾莉的回答会是这样直接。看得出她心里的渴望，但是也看得出几年的牢狱生活，也使得她变得更加现实。
“你在狱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说，“我几乎看不出你的痛苦。”
“你肯定觉得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都应该是愁眉苦脸的，其实不是。那种状态早在案件审理之初就已经过去了，到了监狱以后，都基本上能够正视所发生的一切了。所以你在狱中看到我们一个个每天还有说有笑的。其实那并不说明我们就不痛苦，却相反，我们非常痛苦，这种痛苦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清楚的。”曾莉抬眼看了看我。
“你们无法想象，更不可能理解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叫自由。人失去自由的感觉，没有进过监狱的人是想象不到，没法体会的。我几乎无法想象出去以后会是什么状态。主要是我觉得自己刑期太长，十几年的时间，我觉得想也没用，所以爽性就不想了，想太多了反而把自己搞得很烦恼。我们这儿的人都学会了苦中作乐，一般都不会自寻烦恼。”曾莉冲我笑了笑，那笑带着一丝苦涩。
“你现在工余时间做些什么？”我又问。
“我在这儿的工余时间本来就不是太多，白天我要参加劳动，干一天活了，到晚上也比较劳累，我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学点法律、学点外语。虽然过去我读了不少书，但是现在社会发展这么快，竞争会越来越强。人不管将来做什么，都要不断的充实自己。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我还是要为自己的将来做些知识上的准备。”
“听说你到了监狱以后也参加高自考？”
“是的，任何一名罪犯下监以后，他（她）最关心的事都是出狱的事。每个人都算计着自己出狱的时间，不管长短。所以在狱中，竞争最厉害的事情就是加分减刑。现在监狱的管理一切都基本是公开的，每个人每天的劳动能挣多少分，年终结算时能减几个月的刑期，是我们最关心的。而且这里除了参加正常的生产劳动以外，参加高自考，是加分最多的一个机会，所以，罪犯们参加考试的积极性都非常高。按监狱规定，高自考过一门最早是加300分，现在也能加200分。这些分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要干将近一个月的。因为我刚来，已经过了两门。虽然我已经获得了硕士研究生的学位，但为了加分减刑，我必须参加高自考，因为这不仅能够加分减刑，我还可以学点东西，补充一下自己。”曾莉说这些话的时候，无论是语调还是声音都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你看上去挺乐观的？！”我说。
“我是属于内心比较坚强的人。可能表面看上去可能不太明显，但实际上我非常坚强。我的外表和我的内心是有距离的。我一般不把内心最痛苦的东西表现出来。我属于那种外表柔弱，内心刚强的人。我很压抑自己的。所以别人都只看到我乐观的一面。在监狱里，我的生活肯定会有一些特别苦涩，特别不好的一面。对这些，我是尽量的排拆。调整自己在平时不表现出来，因为有些东西表现出来也于事无补，还不如埋在心里更好。”曾莉第一次真实地描述自己。
“有没有绝望过？”
“只是在看守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绝望。当时我的体质很弱。4年多的时间我都只呆在一个屋子里，见不到太阳。后来我得了胸膜炎，公安局给我治疗，我还是积极配合，现在基本上已经停药了，算是好了。那时真有过不想活的念头。”
“你因为什么绝望？”
“那时候我被抓起来，我又不太懂相关的法律，和社会上一些三教九流、甚至一些小偷小摸一样关在同一个屋子里，我真觉得自己完蛋了，所有的尊严地位都谈不上了。那个时候我想自己活着实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更不会有什么前途可言，对父母来说也是非常大的负担。尤其是判决下来后，15年漫长的刑期，我觉得自己的生命真的是没有意义了。即使将来出去了，也已经是老太龙钟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这种情绪再加上身体上生病。因为对于我来说最根本的东西已经崩溃，也就是说身体已经垮了，即使再强的信念也很难支撑下去了。”
“很难想象你当时的样子，这么坚强的一个人……”
“那时候，我被关在一个屋子里，生活非常单调，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孤独的时候。除了能看一点电视新闻，当时没有任何方式可以缓解一下内心的孤寂和痛苦。虽然当时我是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关的，但是也是没有自由的，不能给家人写信，不能见亲人，朋友，除了律师，什么人都不能见。那只是一种非常被动的等待，每天等着被提审，除此之包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能做。那时候内心的那种焦虑，真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自己一肚子的话，一肚子的理由，没有人听，感觉自己没有申辩的机会，是多么的难受，你们任何人都不能理解的。”
这个时候的曾莉仿佛有了一种表达的愿望，那愿望是那么迫切。
虽然她的理智上依然在努力克制，但是她有点不由自主了。
后来她对我说，那是她进了看守所以后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那么痛快的跟人讲起看所守里的生活。她觉得她说得太多了，有点后悔。但是她当时没有控制，也不完全是控制不了，是她自己没有主动控制。她说那感觉真的像有点喝醉了酒似的，如果不那么痛快的说出来，她就觉得自己心里非常难受。
她说我有点厉害，那些话她跟任何人，尤其是记者不可能说出的，可是那天她都说出去了。
我觉得那是我采访曾莉第一次出现的一种和谐。那和谐让我生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温存。
“一个号里多少人？”我问她。
我觉得我不像是在采访一名诈骗犯，而是在和一个朋友聊心事。
“最少的时候是14个人，多的时候能有20多人。人多的时候，每个人就那么一条窄窄的地方睡觉，但是后来就变得好些了。我在里边呆的时间太长了，经历过非常拥挤的时候。那种条件下几乎不能睡觉，每天都有人为睡觉的空间，为了“板”的宽度大打出手，当时的情况真是那样，你们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