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套具和夹板。阿弥陀佛，那桶倾斜了半天的稀酒糟，幸亏塞儿塞得很紧，没把黄屎汤一
样的东西溢到马路上。但是这么一折腾，时间拖了足有十分钟，还没容我重新挥鞭赶车，迎
宾的红旗轿车车队，已经拐过北京站路口，风驰电掣地向东长安街的方向驶去。车队里每辆
车上都挂着窗帘……
一场虚惊之后，我坐在小驴车车辕上，猛想起许多许多的事情，不禁暗自哑然失笑。那
是两年前我们在八宝山下劳动的日子。有一天我和骆新民、王复羊三个人，奉命在革命公墓
附近的菜园里摘豆，突然，韩队长风风火火地来豆地里，他说：“今天下午放你们三人半天
假，回宿舍下棋去吧！”我们都非常惊愕：“豆子都爆开了，不是叫我们抢收吗？”韩队长
叹了口气说：“政治任务高于一切，谁叫我们大队正好在革命公墓旁边呢！”走在收工的半
路上，他才告诉我们：今天下午市长××同志来革命公墓，不知是视察，还是来扫墓，或是
祭悼故去的战友。反正上边来了命令，要加强保卫工作。韩队长知道我们三个人不会去捣毁
汽车，也不会呼喊反动口号，更不会……但是，他还是要按指示执行，右派分子要远离公墓
退避三舍。这件事情和警察轰我赶走毛驴车性质惊人的相似。要是他知道赶“粪车”的是个
“五类分子”，或许会把我先“保护”起来，待等车队驶过大街后再把鞭杆子交给我吧？
回到永定门外的四路通，天色已经大黑。
卸车，饮驴。把稀酒糟放进洋灰池子时，三星已经高照。洗净手脸去伙房吃饭，吃着玉
米面掺代食品的窝头，如吃美味佳肴。这真是应了平时说的：“饿汉吃糠甜如蜜，饱汉吃蜜
也不甜。”一觉醒来，准时5点半之前，我实不知生物钟有如此精密度，它总是元声无息地
把我唤醒。接着老三样：用绳子勒紧皮氅——准备草料口袋——赶车奔赴九龙山。由于长时
间和那辆“粪车”打交道，我浑身有洗不掉的酒糟气息，我进城回家休息时，尽管换上干净
衣裳，两岁半的小儿子还是朝我喊着：“爸爸身上有酒味儿！爸爸身上有酒味儿！”
头上白发日渐增多的母亲，在1960年买了一杆秤，像北京市的许多底层家庭度日那
样，按秤星称粮入锅，生怕到月底吃亏了粮食。家里定量供应的每月二斤冻蛋，总是等我放
假休息时食用。日子虽然清苦一些，但每月能够团圆两次（休息大礼拜），这是我母亲的最
高精神享受了。
当时，我的家仍住在北京魏家胡同39号内院。院内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坛，花坛周围的
空场铺着方砖，小儿子平日无伴可玩，我就是他的大伴儿。夏天时节，他喜欢逮蜻蜓，我帮
他从花丛中逮下来，他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
生。我常常下意识地感觉到，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是我和妻子。我们虽然是万物之
灵，但人类并不都具有孩提的童真和善良。冬天来临时，花坛中的几簇花草和向日葵一齐凋
谢了，院内无蜻蜓、蝴蝶可逮，我就和儿子玩大皮球，我把球踢得远远的，看他抱回皮球时
的憨笑神情。我和张沪在和儿子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小儿子一块放
声大笑……
此时，我和她并不知道厄运渐渐逼近了我们。张沪在报社装订房工作，经常受到张老师
傅的表扬；我赶驴车起早贪黑勤奋地工作，也受到过生产点黑板报的嘉奖。一切似乎都很平
静，就像一池不起涟漪的死水，我们是浮在水上一动不动的水蛭，只任时光流逝就是了。当
然，有时也拿出《第一片黑土》的手稿本，翻翻看看，倘有激情，也挥笔续写上几章。
母亲常像祷告一样，缓缓他说：“干活吃饭平平安安就行了，你俩千万可别再出啥差
错！”
“出不了！”我说。
“您放心吧！”妻说。
当然，我们也有忧心之处，最大的忧患不是报社，而是那位摘了右帽的“头人”。昔
日，他把我们当成垫脚石，达到了第一批摘掉帽子的目的；到了四路通以后，他的手段变本
加厉，无所不用其极。
使我终生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
一、1960年盛夏，“头人”派我和赵筠秋去割猪草，并专门为我们两个人设立了一块
小黑板，回来经人过了磅秤之后，把猪草的数字登记在黑板上。在“四路通”改造的老右有
二十多位，都没受到这种“照顾”，惟独对我和赵老夫子另眼相待。
一天，早晨起来，细雨迷离，我穿上一件雨衣，背着一条空麻袋，拿着了把镰刀冒雨出
工。原野灰蒙蒙的，望不见一个人影，我在雨幕里寻找着能填饱猪肚子的青草。铁道两旁杂
草丛生，但能当猪食的灰灰菜却寥寥无几。因为在谎祸年份，灰灰菜都被老乡割走，当作代
食品塞进了人的瘪胃饥肠（我们生产点的食堂，就曾把曲曲菜、苦麻菜和灰灰菜当作蔬菜，
煮炒给我们吃过）。好不容易在铁路旁一个临时厕所后边，找到了一片灰灰菜，我抽镰便
割。雨中的莱叶是光溜溜的，我刚砍了几镰，镰刀就打了滑，一下割在我的左手中指上，血
立刻流了出来，我的左手成了血手。同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使我浑身颤栗，我只好舍弃了
这片难寻的猪草，挑起麻袋和镰刀“打道回府”。
“头人”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不看我两只手上的鲜血，劈头问道：“改造两年多了，还
怕雨水？”
“我砍伤了左手中指。”
“为什么往手上砍？”
我不禁暗暗冒火。他不问疼不问痒倒也罢了，何以恶意度人？我气急他说：“你这话里
缺少了一点人味儿，谁愿意往手上砍！”
“那为什么会砍在手上？”
“雨水打过的草叶是光滑的，你知道吗？”
“怨你镰刀磨得不快！”
是的。早晨起来我口袋里忘记了装上小磨石，但即使是装在口袋里，也无助于镰刀不砍
着手。雨中的青草像抹上了一层油，稍不留意就会砍伤手掌。
“咱们办公室有常用药，你去抹点红药水吧！”
“或许砍伤了筋骨”，我说：“我直接去医院。”
“有那么严重吗？”“头人”满脸狐疑之色。
我真压不住火气了，拉下吊竿上的毛巾擦擦脸，没向他请示，就从永定门坐公共汽车，
去了同仁医院（此医院为报社合同单位）。骨科医生告诉我：“筋骨已经折了，接接看
吧！”老大夫给我手指上打了石膏，胳膊上套了个夹板，并叮咛我说：“一动不动地静养，
也许还能把指骨接上。否则，你的中指一辈子都是弯曲的了！”他给我开了一周的假条，叫
我一周之后再去复查。
同仁医院离报社很近。我到报社去找张沪，并告诉她“头人”的非人心肠。她也火得不
行，但当我提出直接回家休息时，她还是劝我先回四路通，把假条交在“头人”手里再回
家，以免他无缝下蛆。
这副伤兵的模样，确实使“头人”吃了一惊。他连声说着“想不到会伤筋动骨”的低
语。是他的良心在反躬自问？还是对我脖子上垂下来的绷带和胳膊上的夹板表示怀疑？我无
法猜测清楚。当我提出回家休息时，他居然视医生诊断证明为一纸虚文。他皱了半天眉，
说：“咱们生产点很忙，你就在这儿休息养伤吧！”
我还没作出反应。他又说：“咱们生产点那块玉米田，不断发生丢青的事儿！干脆，你
白天睡觉，夜里去护青好了！”
我不悦地回答他：“我还要按时吃药呢！”
他说：“那好办，下地时带一个水壶，到地里去吃药！”
我惊愕地望着这个两条腿的冷血动物，面对一个中指骨折患者，竟然如此不通人性。我
肝火上升，忿然地问：
“这是算我休息？还是算我出工？”
“这个嘛……改造思想就得要对自己狠点！”
“我认为你的话违反改造政策！”我终于耐不住火气了，嚷了起来，“就算我是个俘
虏，政策里还有人道一条，你怎么这样对待人？”
“你不是俘虏，别自我降低身份！”他抓住我的话柄，振振有辞地批判我，“你时刻该
注意往人民立场上靠拢，而不要自外于人民，甘心与敌人为伍。”
“你太过分了。”我喊着。
“是你太过分了。你手指用石膏固定起来，还有腿能走吧！要物尽其用。”他也指着我
咆哮起来。
“好，我可以去护青。”我退让了一步说：“夜里如果有偷青的老乡，我这带着夹板的
伤手，对付得了他们吗？青玉米被掰走了，是我的责任，还是谁的责任？”
他避而不答实质性的质询：“你要是腿勤一点，那些想偷青的看见电棒光就溜走了。当
然，你要是在窝棚里睡大觉，偷青的就会乘虚而入！”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要是丢了青庄稼，罪责仍然在我。真是欲骂无词，欲喊无
声，欲哭无泪。
伙伴们目睹了这场残酷的戏剧，却面面相觑。待“头人”离开屋子，老右刘波泳（小品
文作家杨凡）不无感叹他说：“唉！还不如一头野兽！”他虽然直接发泄了对这件事的愤
慨，但还是悄声劝告我：“按‘头人’的命令去办。因为‘头人’已摘了帽子，按详细的阶
级分类，他的身份已在我们之上，得罪了他，他随便弄上几条，就够你喝一壶的。”
黄昏，我用绷带和夹板，托着那只打了石膏的手掌，另一只好手提着水壶，口袋里装着
干粮。电筒以及止痛消炎药物，离开生产点。我们那块玉米地，离生产点约三四华里，是谁
和我一块去执行看青任务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反正我们一夜都围着这块青纱帐转来转
去，只有夜里吃干粮时，才到那地边的小窝棚里坐了一会儿，夜间的露水，打湿了我披着的
破棉祆和绷带，连五指上裹着的石膏都变得湿漉漉的了。
夜望茫茫星空，我深感人生之严酷和悲凉，不禁又想起郭小川的长诗《望星空》。为吟
诵此诗，在一担石沟时我曾挨了一顿批判，怎奈此诗对于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常常使我触
景生情，不免又低吟起来：“千节桥，万节道，不如银河一节高……”
天亮了，我提空暖壶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伤口一下，顿感钻心的疼痛。归途上，通过一
片洋白菜地，见一条野狗在追逐菜垄里的什么东西。那条狗一身黄色，神态甚是凶猛，它跑
跑停停，似在捕猎时不断受阻，走近看去，原来它是在追捕一个刺猬。那刺猬呈灰褐色，每
当那条狗走近它身旁欲伸嘴咬它时，刺猬便“嗬——”地一声，浑身剑刺倒竖起来，使那条
狗不敢下嘴叼它。这一大一小两个动物，就这样追追停停，直到那刺猬钻进一座孤坟的洞穴
之中……
伙伴说：“这洞不会深，扒出来烧着吃吧！”
我摇头：“它够可怜的了，还是以慈悲为本吧！”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手上裹着的白色石膏变成了乌黑色。到医院一复查，大夫惊讶地望
着我：“你是怎么搞的？”
我坦然地承认：“我是右派，这几天没有休息！”
他无言以对。沉默了老半天，说：“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手指恐怕要落残了！”
我这个中指的命运，被大夫言中了。紧挨指甲的第一骨节没有复原，那儿隆起一个肉
瘤。直直的中指，从此一生弯曲如弓，像总在低头认罪……
我的手指弯曲不久，又发生了第二件令人心灵颤栗的事情。那是夏未秋初，因我喜欢赤
着脊梁干活，得了感冒发起烧来。“头人”对我去医院看病仍不放绿灯，我悲忿至极，朝他
喊叫了起来，他刁难我说：“可以先试试体温计嘛！真发烧你再去也不迟！”
“我浑身哆嗦你看不见？”
“小病坚持嘛！活儿这么忙。”
“你去找体温计吧！”
这时，出版社另一个摘掉右派帽子的陈德贵，告诉“头人”生产点没有体温计，并说情
叫我火速去医院诊疗。可是“头人”两只小眼睛一下瞪圆了，纠正陈德贵的话说：“谁说没
有体温计，那儿不是有只猪用的肛门计（注：肛门计是给病猪检查体温的，用时把温度计插
入肛门。）吗？”
“混蛋——”我终于骂出声来。
之后，不等他的放行令，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出生产点。到医院一量体温，体温高达
39。3℃。这次，我接受了骨折的教训，拿了假条直奔家里，没有返回生产点，进了家门就拉
开棉被睡在床上……
我这只温顺的猫，头一次扮演了刺猬的角色。
我是两条腿的人。不是四条腿的猪。“肛门计”这三个字，使我永生难忘四路通的岁
月。当然，更难忘怀那个摘了帽子的“头人”。
由于有这两件事情，我在平静中常有不平静之感。很快，这预感就被证实了。当时，社
会各单位自上而下贯彻了“严管五类分子”的决定通知。有一天，“头人”把我找到了做饭
的伙房——那儿静无他人。我们开始了如下的谈话：
“入冬以后，你拉运稀酒糟的活儿干得不错。”
我知道这是帽儿戏。
“可是你们几个人（指张沪、赵筠秋、骆新民、王复羊）的事儿，还没交代清楚；交代
了的，也还没有彻底批判。希望你重新交代、认识、批判！真正扭转右派反动立场！”他
说。
在1959年思想总结会上，报社负责管理右派的领导已向我们明确他说过：向党交真
心，是要求进步的表现，时间过去了一年，怎么又算开了旧账？
“可以告诉你，骆新民已经重新交代，重新批判自己的问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
拿出主动的态度。”
我决断他说：“我无意去投这个机！”
“咱们没有共同语言。”“头人”脸上流露出不耐烦的神气，一字一板地告诫我，“这
是对你最后一次争取，你要是坚持这个态度，你将悔恨终生！”
他走了。
事后，老右辛大明急急忙忙地找到了我。他把我拉到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