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不见兔子不撒鹰”，香港人是这样吗？如果香港人心里只有“唯利是图”一种颜色，那么这里的人就不是人，就没有政治觉悟、没有精神世界，没有爱心、更不懂得奉献为何物。
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想特别夸张地为香港说好话，但是香港人并非没有“爱心”，并非不懂得“奉献”。事实上如果有哪个世界组织在全球的范围内举办一场“爱心大赛”，香港的名次我想一定会很靠前。远的不说，就说近二三十年，无论是非洲干旱、东南亚海啸，还是内地的地震、火灾，九八抗洪、救助艾滋孤儿，以及遍布九州的“希望工程”等等，他们都伸出过大大的援手。
２００６年元月初，我在香港又看到了一条消息，心头又有东西“跳跃”，又觉得是抓住了一条好新闻，这回，报道成功，新闻没有流产，节目后来播出了还很有反响——“香港人为公益事业再行善举：‘百万行’步行筹款上大街”。
2006年1月8日，“香港公益金”照例举行了一年一度的步行筹款活动，这个活动的名字叫“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社会各工商机构、各社团代表、影视明星以及很多市民都穿上了统一的运动服走出家门集体“化缘”。如果这样的集体“化缘”只是第一次或偶尔为之，我不会感动，但是当我知道了这样有组织、大规模的慈善行为香港人已经整整坚持了36年，以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就不能完全地无动于衷。
“香港公益金”是1968年成立的一个慈善组织，每年的募捐所得都要用于资助142个社会福利机构，然后再通过2260多个服务网点为香港的老人、伤残人士、儿童、青少年、问题家庭、精神病康复者、释囚、垂危病人等提供日常服务，每年的受惠人群多达100万，占香港总人口的1/7。
2002年的“香港公益金”步行筹款，行政长官董建华以及夫人董赵洪娉亲自主持了开步礼；2006年的活动，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以及夫人曾鲍笑薇也和大家一样穿上了同样的衣服，主持了开步仪式。整场集体“化缘”被香港人称为“爱心大晒”，起点是港岛东部的香港大球场，终点直达九龙，人们在寒风中要走完全部10公里的路程，时间差不多需要3小时。
“爱心大晒”？
记得当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寓大慈大悲于嬉闹玩耍的名词，是从香港宏利人寿保险（国际）有限公司的自我介绍中。2006年“港岛、九龙百万行”，香港仅这一家公司，上街的员工和家属就热情到上千人。为了给募捐者打气，公司在湾仔路段专门设立了中途食物站，管理层的经理人还一个个都化身为“亲善大使”，站在路边，给参加步行筹款的男女老少不断地分发热腾腾的食物……
不了解香港，内地人（比如从前的我）总以为香港人长年累月地就知道拼命工作、玩命挣钱，谁有闲工夫对周围的世界倾注爱心？然而到了香港才知道，为了“鼓励社群积极参与及捐赠，共同建立一个充满爱心的社会”，“香港公益金”不仅每年都要组织类似“百万行”的大型筹款活动，而且不断开展的其他慈善募捐，平均每年也都在50次以上。
香港人不喜欢“打肿脸充胖子”，那种事他们永远都不会干。
但是他们有爱心，也知道“爱心”必须拥有实力。
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讲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香港市民几十年来一次次地“爱心大晒”，这种“胖子”可不是打一回、两回脸就能充得起。在香港，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支“无国界医生”的志愿者队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旦突发了天灾、瘟疫，不管路有多远，也不管当地的灾后条件有多么艰苦，他们都会派人立刻出发。对于内地的老少边穷之地，当香港人听说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没有钱做一次简单的白内障摘除手术，就导致失明，马上慷慨解囊，常年不断地出资在当地开展“复明工程”。一辆完全由私人赞助的“中华健康快车”从香港出发，不远千里，一直通到西藏，而西藏，直到今天，内地很多人还都没有去过，去过的，大部分也只顾得上自己走进布达拉宫，然后出来欣赏雪域高原的美丽风光。
一方面对自己的利益非常在意；另一方面，该出手的时候又非常慷慨。
香港这个社会，很多事就是马尾巴拴豆腐——没法提。
“白加道”与“铁皮房”
长期以来，内地人一想到香港就觉得那是个富人“扎堆儿”的地方，不错，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刚喊出发展经济、引进外资，很多人脑袋里把“港资”就当成了“外资”，算计着谁最有可能迅速来到内地投资办厂，第一批的期待就是香港富商。
香港有富人，尽管这些富人不一定都是商人，但是富人之富，过的日子一点也不比外国的大亨差；洋房、洋车享用不尽，美元、港纸花用不完。有人喜爱游艇，几百万、上千万地买下一艘不算稀奇，且不说基本上没有时间开到大海上去尽情撒欢儿，就是平日找一片避风的海湾存放，每月的费用我一年的工资都挣不出。然而，香港也有穷人，这样的概念我是到了香港以后才非常明确地得出。香港的“穷人”与“富人”虽然生活得各不相干，但是“穷与富”在这里，那是一片复杂的天地，融合着无情的现实主义和无限的抽象哲学——
在香港，富人居住的地方我去过一些，比如港岛的“半山豪宅”、九龙的“嘉道理道”，但是顶尖金字塔的富豪一般都喜欢“深水湾”、“浅水湾”、“大浪湾”，那些地方的豪宅到目前为止可就还没捞着机会被人请去“作客”。
2005年4月，网络媒体图文并茂地“曝光”了香港的“十大豪宅”，排名第一的是“港岛大浪湾道10号”，当时市场估价7个亿……最后一名：“浅水湾道16号”，市值也在1。5亿港币以上。而“太平山顶”，那不仅是香港的一片旅游胜地，有“凌霄阁”、有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馆”，如果天气晴朗，游人站在“观景台”上仔细地往下张望，香港，包括整个维多利亚港湾的迷人日景或夜景就会尽收眼底，但是内地人未必都知道，这块风光无限好的山顶地带也是富人建造顶级“豪宅”的最热之地。
2005年11月1日，香港许多报纸都登出了这样的报道《白加道美景洋房——与特首为邻》，文中提到的“白家道”就在山顶，长期以来一直是商贾、领事、权贵们争相竞富与竞派儿的地方，即将招租的“白家道”2号总共拥有11座豪宅，最大的屋顶高度恰恰与香港地标式建筑——“中银大厦”同处一条水平线。
当天晚上，我老公下班回家，我说“今天的报纸我看到了，你说的那件事还真是真的”。我和先生议论的“那件事”就是“白家道”2号即将出租，因为11座豪宅的房东不是别人，正是我先生供职的那间公司，两天前他就跟我悄悄透露过这个消息，那口气简直骄傲的不行不行：“你猜我们每个月的租金是多少？一平米700块！那11套房子面积一般都在400到470不等，谁要是住一个月，房租起码要30万，还不算每月的管理费！”
老天爷，这样的房子老百姓想都别想。
就是香港的中产阶层听了也得且嘬一阵牙花子！
可是“这么高的房租有人愿意租吗？有人住得起吗”？记得当时我非常怀疑。
我先生听完一撇嘴：“哼，你还担心没人租？租不起？告诉你吧，现在早被租完了，一套也没剩，30万！这下我们公司可要创下香港豪宅月租的‘天价’！”
2005年11月之前，香港新任特首曾荫权还没有搬到礼宾府（特首官邸，当时尚在装修），还就在“白家道”15号原来他任政务司司长的宅子里居住，而同一条道上的3号住的是美国领事馆的总领事，再往前回忆：1999年有人买下“白家道”12号两层英式大宅，花了1。2个亿；2000年有人买下22号，花了1。46亿；而2005年“白家道”2号11座豪宅，房主仅进行装修，基本投资就已经花出去了1亿多。
香港富人真富，住的房子莫非要追赶旧日帝王的王府？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香港富人富，即使个个都住“王府”，那里面的设施再羡煞凡人，于我，最多的意义也就是一次次地“望洋兴叹”；而来到香港，自从我知道了香港有穷人，那么穷人居住的条件怎么样，穷人的房子都在哪里？这一片平民的世界倒是更吸引我，更让我牵肠挂肚地想去寻找。
没有研究过香港的穷人，过去我完全不清楚香港有一种“出租公屋”的政府行为，这种行为是政府考虑“真正有需要但又无力负担私人楼宇的家庭”，为他们提供的廉价出租房。截止到2003年年底，全香港大约有210万人还居住在由“香港房屋委员会”以及“香港房屋协会”管理的简易的“公屋”之内。那些成片的“公屋”叫“屋邨”。
2005年上半年，我把香港的东西南北刚刚大致搞了个明白，就开始琢磨着找朋友，请当地人带我去看看“公屋”，可是香港的“富人区”，那是美国的“比弗利山庄”，即使不开放，对游客也有吸引力；但“穷人区”就不一样了，怎么说也是香港的“家丑”，谁会愿意给我做这样的“向导”？
没办法，我只有去求一位好心的大姐，这位大姐为人热情，善解人意，2003年SARS期间因为采访我在陶大花园认识了她。听了我的请求，大姐先是一愣：你没事到香港去看穷人干嘛呀？然后就很快露出同情，知道我不是个“嫉人有、笑人无”的轻薄之辈，是作为一个内地的记者想了解一下真实的香港，就同意答应带我去。这样有一天她陪着我先来到了九龙“牛头角下邨”二区，这个小区有7栋“公屋”，1967年建造，是标准的一片“屋邨”。
我走进“屋邨”，发现一座座“公屋”从外表上看很像封闭的大厂房，只是比厂房更高，一般都有小二十层。再进“公屋”，感觉就是北京的“筒子楼”了，只是走廊更长、更宽，干干净净，两侧不知道为什么连一扇窗户也没有。好心的大姐为了能让我进到“公屋”的住家里去看一看，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帮我找到了一位她认识的老人，这位老人从“公屋”建成到今天一直都住在16层的一套“中号”房间内，而“公屋”因为由政府统一建造，一般只分大、中、小三种号型：大号的有20平方米出头；中号的16。5平方米；小号的只有10平方米左右。据老人回忆，当年香港的人口疾速膨胀，好多人都缺房子住，像他家那样，妻子，三对儿女，两代人已是“8口之家”，才有资格向政府申请租用“中号”的房间，租金大约是每个月480元。
“中号？一家8口？就住在16。5平方米的房子里？那怎么住？床都放不下”！我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吃惊。
老人说：“啊，搭上下铺呗，那就不错了。当年好多人排队还要等很长的时间！”
我随老人进了屋，他的家基本上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屋里绝对没有双人床，只有一排靠墙摞起来的双层床，更没有沙发，一个吃饭的小饭桌，两把已经很旧了的小椅子，儿童化气息十足，黑黄黑黄的墙壁上还挂着他们一家人当年的“全家福”，儿女围在父母身边有一大堆。老人很乐观，虽然看得出他们家过去的日子很苦，但是他到如今也没有抱怨，只是见我进了屋连个正经的坐的地方都没有，一个劲儿地说不好意思。我急忙感谢：“不用坐，不用坐，能让我进来看看就很好了”，他也就不客气，又把我带到阳台，自豪地说：“看，这个阳台只有不到3平方米，是我自己改造的，左边是厕所，当然，里面一个人转身都费劲；右边是厨房，当年我们一家人，洗菜、做饭、晾衣服可就都挤在这么一小块儿窄窄的空间……”
离开“牛头角下邨”，那天我感慨唏嘘，问大姐：“这地方是不是就是香港人住的最差的房子了？”大姐摇摇头，说不是，“公屋”应该还是比较好的，除了“公屋”，你没听说过香港还有“铁皮房”、甚至“笼屋”？要是你还想看，我就再带你去。说着就拉我钻进了一辆出租车，再下车，我们已经来到了深水埗的南昌区。大姐说：“行了，这下你可到了香港最穷的地方，就是这一片：长沙湾、鸭寮街、桂林街、基隆街，自己看吧，看看香港的穷人到底住的什么样儿！”说完又补充：“不过你要是还想进楼，我们可得再找人，不然不受欢迎。香港穷人别看住的寒酸，但人人都有隐私权，也有尊严。”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后来找到了南昌区居民商户联会的一位年轻小伙子，由他带路，走进的第一座大厦是基隆街×××号5字楼A座。那座大厦也是火柴盒形状的高楼，与整条街上的楼房面貌都差不多，外表斑驳，楼顶上乱七八糟、犬牙交错，整个地区看上去都很陈旧。这些楼，小伙子告诉我，就不是您刚才看到的政府“公屋”了，很多都属于私人开发的商品房。过去几十年，香港人只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但是现在这些房子基本上都被房主用来出租，里面每一家的面积比“公屋”略大，但也就三四十平方米吧，可就是这样，房主为了开源节流，还是有人把家里再分隔成几个更小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名称很形象，叫“床房”，“床房”顾名思义啦，房间的大小也就真的只能放下一张床。
“床房”？那人除了睡觉以外在哪活动？
边走边说，我们已经来到了5字楼A座。
这座楼果然不是出自政府之手，楼道比“公屋”要窄得多，不像楼道，倒像梯子，两个成年人在楼里若想并排上下根本不可能，虽然功能更被强化，但第一次见到，总是让人觉得很滑稽。
我们三个人就高高低低地排着队往上爬，到了第三层，我说，行了，别走了，反正楼梯的样子我已经知道，下面能不能帮我敲开一户人家的门，让我进去看看“床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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