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族解放敌后坚持数载
求社会平等边区奋斗十年
秘书廖华和杜副官一边忙着一边说：“这像什么新房？一样新东西也没有啊！”廖秘书要杜副官想想办法，看能否借到直贡呢被子用一用。恰好被军政委听到了。他说结婚两床被子足够了，不要给群众添麻烦。为什么要在部队出发去七里坪之际，在这里结婚呢？他说这是革命的转折，也是他人生的转折，他舍不得大别山，也舍不得鹞落坪人民，他在这儿结婚，是留下一个难忘的纪念。
这是一个秋夜难忘的时刻。
史玉清穿的是与乡村姑娘一样的青布衣服，红红的脸蛋，水汪汪的一对大眼睛，大伙也都喜欢她。军部里的同志合伙为他俩筹措了十块银元、一双银筷子和一副小孩戴的银项因，送给他俩当礼物。
高敬亭和史玉清为表示对同志的谢意，也特意做了一桌菜，打了酒，把聂老汉、张泽礼和军部的同志叫到一块，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同志们到洞房里说说笑笑闹了一阵各自散去。
鹞落坪，“一块未经雕琢的翡翠。”
月亮挂上山林的树梢，多支尖上的多枝杜鹃在月光下开放。一对新人偎依在床上，望着一对燃烧的红蜡烛，说着心里话。
高敬亭说：“玉清，我比你大八岁，又结过两次婚，你为什么要爱我？”
史玉清本来听说高敬亭结过两次婚，两位妻子先后都为革命牺牲了。但她故意装作不高兴的样子，用双手将高敬亭一推说：“啊，你还结过两次婚？原来怎么不老实交代，现在将我弄到这儿才对我说，我不理你了！”说完一翻身对着高敬亭。
高敬亭急了，忙把她的肩膀扳过来，像哄小孩似的拍着她的脸蛋说：“你们女人就是心窄，一听说我结过婚就吃醋是不是？原来我就怕你吃醋，才不敢对你说哩！今天我不是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了吗？”
史玉清仍然板着面孔：“那好，我问你，我同那两个姐姐比，谁最好？你最喜欢哪一个？不许撒谎，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高敬亭笑了笑，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说，我的命不好，第一个妻子人生得俊俏，生了一个男孩，因我参加革命被她娘家人活活打死了，我那个儿子也下落不明。第二个姓张，新县卡房杨泅洼人。1929年就参加了革命，那时她十七岁，当过苏区妇女部长和光（山）麻（城）特委书记，可是她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杀害了。后来我把那些杀她的人也杀了！但是他们十个脑袋也换不了一个宗杏同志。
高敬亭小桥流水般地述说着张宗杏……
一天傍晚，张宗杏正在牛坑冲召开妇女干部会议，布置支前。突然，放哨的姑娘气喘吁吁地报告说，敌人约一个连的兵力正向这里扑来。顿时，会场的气氛紧张起来。
“怎么办？”姐妹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张宗杏的身上。同敌人硬拼吧，她们总共才有两条枪、十几发子弹，一颗手榴弹，能参战的尽是些从未上过阵的妇女；撤走吧，全村老老少少百十口人岂是一时半刻就能撤得一干二净的？可是作为负责同志、领导干部，张宗杏深知自己的沉着镇定对于稳定同志们的情绪、坚定大家信心的巨大作用。只见她用双手拢了拢头发，以冷静而自信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四周，在和大家期待的目光进行了短暂的交流之后，她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嘈杂的会场顿时安静了。
“没什么了不起！”宗杏挥着拳头忿忿地说，“当年穆桂英还大破天门阵呢！我们有十几个党员、干部，还有这么多群众，难道还抵不上一个穆桂英？”她见大家的紧张心情平静下来便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
“大家分成两组，”宗杏声音轻柔而深沉，“一组由妇协李大姐负责，领着乡亲们从湾后抄小路向后山撤退；一组跟着我埋伏在湾前道口两边的半山腰阻击敌人。敌众我寡，不能硬拼，在敌人没掌握我们实情之前，要尽量迷惑他们。只要挨到天黑，一切问题就好办了。”顿了一顿，她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斩钉截铁地补上一句：“一切听我指挥！现在大家分头行动！”说完，就带着一组队员猫着腰钻进了湾前道口边的丛林中。
这牛坑冲还真像个牛坑，四面都是陡峭的山峦，仅有冲前一条约二里长的狭长道口可以进村。敌人看到这样的地形，本来就有些惧怕的心更加悬了起来，生怕中了埋伏，行进的速度很慢，还不时地向道口两旁的山上放冷枪。正在这时，东边的山腰上突然劈劈啪啪地一阵排排子枪响，敌人吓得伏在道边不敢抬头。过了半天，他们才悄悄地向村边摸去。可不大一会，西边的山上又传来好一阵枪响，敌人又伏下去好半天不敢动。敌队长一看这阵势，赶忙命令队伍撤到湾口外去。敌人本来就怕死，一听到撤退命令，就连滚带爬地向后跑了。
宗杏一看敌人撤退，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这时，村子里的乡亲已经安全转移了。天也快要黑下来了，张宗杏才带领姐妹们向后山撤离。敌人终于发现愚弄他们的只是几个“女共匪”，恼羞成怒，一面叫嚣着：“臭娘们，抓活的呀！”一面拼命追赶。宗杏等人已登上山顶，占据了有利地形。她命令战友们：“你们先撤，我在后掩护！”
敌人追上来了，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越来越近。张宗杏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向敌群扔去，“轰”的一声炸开了花。走在前面的敌人血肉横飞，后面的敌人抱头鼠窜。等到敌人清醒过来，命令士兵追到山顶时，天已黑透。宗杏小鸟似的身影早已消失在深山密林之中了。
一个脚穿绣花鞋、身穿萝衣裙的姑娘，手提卖针线、糖果、香烟的小竹篮，走在通往光山白区的山路上。她就是化了装的张宗杏。她是奉上级党组织的派遣，去自雀园、双轮河、砖桥、斛山、泼河、望城一带从事革命的宣传发动工作。眼看前面就是敌人的岗楼了，她仍旧悠悠自得，一边袅袅婷婷地走过弯弯曲曲的田埂，一边哼着不知名儿的山歌。
岗楼前只有一个衣着破旧的哨兵，泥塑般地站在那儿，一望就知道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身。见有人来，他也只呆呆地望着，也不吭声。宗杏停止了唱歌，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从小竹篮里抽出一支香烟递给他。这哨兵上下打量一下张宗杏，点点头，示意她可以过去。
正在这时，从岗楼里荡出两个身材胖胖的家伙，其中一个大个子瓮声瓮气地嚷道：“什么人，从共匪那边来的？不许走！”
宗杏扭过脸微微一笑：“老总，小女哪是什么共匪？做个小本买卖好糊口，还靠你多照顾呢。老总，你吃糖。”说完顺手抓起一把糖果塞在大个子手里。
另一个矮个子看到原来是个做买卖的姑娘，三角眼滴溜溜转了几转，嘻皮笑脸地走过来说：“姑娘，生意不错吧。”说着就伸手抓过一包香烟拈了拈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张宗杏装作没看见，干脆放下竹篮说：“老总们一天到晚站岗，够辛苦的，今儿就在这里卖些香烟、糖果，让你们方便方便吧。”说完就又摸出几包香烟，分给几个匪兵每人两包。他们笑嘻嘻地收下了。得到了好处之后，他们又怕被长官发现，哪里敢贸张宗杏在这儿呢，催她快走。宗杏挎起小竹篮一溜烟出了道口，转过山角，拉开大步一会功夫就不见了。
1930年春，苏区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翻身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和房屋，赤卫队、儿童团、妇联会等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组建起来了，村村寨寨都办起了扫盲夜校。但当时山区文化教育非常落后，读书识字的人太少，想找个文化教员相当困难。张宗杏整天都在为这事发愁。
一大，支部书记胡永盛笑哈哈地找到张宗杏：“宗杏，村里要办夜校了，你看这教员的问题怎么解决呀？”
“是啊！我正在发愁呢！”
“合适的人倒是有一个，不知她愿不愿？”
“谁？”“你自己啊！”
“我……”张宗杏一下子愣住了。她自幼家境贫苦，从未进过一天学堂，怎能担当这个重任？
“别跟我打埋伏了，近来你在工作中学会了那么多字，就把这些都教给大家吧？”
听了胡支书的话，宗杏腼腆地低下头。是的，她自从参加革命后，在工作实践中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文化的困难，每当看到别人看文件、写标语，她是又羡慕又惭愧。于是她决心学好文化。宗杏生的聪明，记忆力强，又谦虚好学，加上平时喜欢唱歌，所以进步很快。她从不放过一次学习机会，用手指、棍棒做笔，拿桌面、地面作纸，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几个月的时间，她就能够自己写信和拟写工作提要了。可是她毕竟识字不多，要当教员实在没多大把握。
胡永盛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严肃地说：“这也是斗争的需要啊？你可以学中教，教中学嘛！”张宗杏默默地点了点头。
白天，她组织妇女们为红军家属代耕代种，晚上，她一手提着小马灯，一手提块小黑板，早早地来到夜校。村里的小伙子。姑娘们不大一会也就挤了满满一屋子人。宗杏将小黑板挂到墙壁上，用竹棍在黑板上轻轻敲了几下。屋子里立刻安静下来。
“今天我们学习两个字：‘团结’。”张宗杏将这两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黑板上。
“什么叫团结？大家看我这头发。如果一根头发，一扯就断，可是把许多头发编成辫子，你们谁能扯得断呢？这就像我们闹革命一样，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只要大家结成伴，抱成团，力量就大了，我们同地主老财斗争，还有不胜利的吗？”
下课了，姐妹们一起围住了她，称赞她讲得好。她乘机教大家唱革命歌曲。在宗杏的影响下，不少小伙子报名当了红军，一些姑娘也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工作。有的后来还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呢。
宗杏在自己的工作中日益显示出卓越的才干，受到了上级重视。1933年10月，她被提升为中共鄂东北道委妇女部长。1935年2月，宗杏调任光麻中心县委书记，宗杏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为恢复光麻苏区作出了贡献，短期内使苏区工作有很大发展。1936年12月，宗杏被害，时年二十八岁。
史玉清看到高敬亭伤心的样子，一下子扑到他的怀里，安慰他说：“看来她们都是好人，你也是个好人啦！”
高敬亭说：“怎么说呢，对党我是绝对忠诚的，不然这三年我坚持不下来，蒋介石以十万大洋来悬赏我的脑袋，结果没有拿去；他们也用高官厚禄来诱惑我，我毫不动心，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生是大别山的人，死是大别山的土。为了打日本鬼子，不当亡国奴，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了。我觉得唯一对不起大别山人的是我到皖西北来，继续推行了错误的肃反政策，推行肃反扩大化，1934年我上任的九、十月间，省委派我到皖西检查工作。我根据在红七十五师“肃反”的所谓“经验”，捕风捉影地夸大“敌情”。我向省委报告说：皖西工作一塌糊涂，都是反革命在领导。结果省委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还差点脑袋搬家。其实郭大个子和我还是好朋友。省委让我当皖西北道委书记。我上任后又大举肃反，许多经过长期的战争考验，有实战经验，有才能的共产党和党政领导干部，大批地作为肃反对象被无辜杀害，先后被杀的同志有原皖西北道苏维埃主席、后为道游击总司令吴宝才，红八十二师政委、六霍县委书记江求顺，三路游击师师长高克文，师政治部主任夏玉华，皖西北道团委书记雷前相，赤南县委书记陈启松，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和县苏维埃主席刘文炳，二路游击师师长朱世金，师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等。仅在熊家河和南小洞两次开会，就逮捕了一百多人，先后被处决的几十人，当时的红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等一部分人被弄去做苦工。那时候成批的干部被逮捕处决，使部队无人指挥，苏维埃组织无形中解体。1934年冬，皖西北这块根据地受到极大摧残，敌人疯狂地进攻，皖西北这块根据地成了百里无人区，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然而，皖西北人民心向共产党，心向红军。红二十五军西移之后，留下的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又聚集在革命的旗帜下，于1935年2月3日在太湖凉亭坳重建红二十八军，才使大别山红旗永远不倒。可是，就连战功赫赫，能征善战年仅二十一岁的“小师政委”方永乐；中共皖西特委书记、红二四六团政委徐成基，因为我的错误怀疑，致使他们英勇牺牲了。
史玉清说，这些事情我们都害怕着呢。就连我们山林医院的女医官范明大姐也被说是“改组派”，拉她到森林边上去枪毙，还是那些伤员们集体围在她身边替她挨枪子儿，才……你那时怎么就那么硬心肠呢？听说郭述申书记冒着杀头危险证明夏玉华是好同志。许多同志一提起这件事，都说郭书记好！
高敬亭说，好啊，郭大个子就要从延安回来了！
史玉清说，原来我看你那严肃的样子，就像只怒吼的雄师，真叫人害怕；此时此刻的你，却像头驯服的牛，在辛勤为我耕耘犁地……史玉清用双手在他的宽厚的脊背上抚摩着。
高敬亭也兴奋地说，平常你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口罩，只露出两只黑眼睛，背着药箱，手拿着注射器向我走来时，我也害怕你呀！就像见到母老虎似的胆颤心惊，没想到你这时却像一只小羊羔哩！
史玉清拧着他的腿说，“你真坏，你敢骂人哩，小心你再病了，我用注射器狠扎你的屁股。”她轻轻地咬了一下他的耳朵……
高敬亭又认真地说，“玉清，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在这出发的前夜举行婚礼吗。我是大别山的儿子，我要留下大别山上一粒籽。假如我的热血洒在抗日的战场上，无论生下男孩女孩都叫‘映山红’……”
1939年6月24日早晨，虽然是晴空，但很快升起了浓浓大雾，接着大际边响起滚滚雷鸣。数十名荷枪实弹的行刑战士“护送”高敬亭上路，走向了荒野，只听一阵枪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