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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河会议是历史给予张国焘的最后机会。就会上出现的几种建议而言，无论东出潜、太还是西出平汉路，都比取英山后回师黄麻更有想象力，红军也能得到更大的战略上的主动，但作出决定时张国焘显然受到了另外一种意识的影响：跳到外线去的另一种结果就是拥有四万平方公里、三百五十余万人口、二十六个县级政权的鄂豫皖苏区的全部沦陷，就是承认四次反“围剿”彻底失败，沈泽民提醒过他，他必然要就此“重大失败”向中央负责；无论是全部放弃苏区还是红四方面军跳到外线作战，都是大事，他必须向中央请示，中央没批准之前，他不能贸然行动；张国焘可能还想到了，哪怕他只是提出这样一个报告，他在中央的“形象”就将完结，临时中央负责人（那批“新进”）不但不会同情他，还会因此追究他的责任，而他那个“老右倾”的历史包袱又将使他经受不住这样的追究。反过来想，沈泽民的分析也不是没有道理，眼下敌重兵齐聚皖西，黄麻地区兵力空虚，红军突然回师，说不定真有可能扭转败局！张国焘四面楚歌，忽然意识到不能就这样承认失败，这不仅是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失败，也是他个人的失败！部队出发之前，他以国焘、昌浩、向前的名义给江西中央苏区发了电报，一点不讲四方面军的险恶处境：
敌以重兵分路合进，我军已安然退出汤家汇、金家寨，现集结于燕子河、西界岭一带。英山敌正向西界岭开进，我军正准备消灭之……
9月2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燕子河翻越西界岭，过王显庙，直下英山。英山之敌早于红军到达前深沟高垒，依托坚固工事设防。红军行至古桥铺，无隙可乘。考虑到部队大大下降的作战能力，徐向前不同意硬攻。10月初，没有在英山取得计划内的胜利的红军就地分为两路，张国焘、蔡申熙带红二十五军及分局机关为一路，徐向前和陈昌浩带方面军总部和红四军为一路，西走罗田，转走新洲，重新会合，折向西北，于10月8日上午返回黄安高桥、河口地区。行军途中，大约接到了中央追问四方面军位置和行动计划的电报，张国焘又向苏区中央局发出电报一份，再次隐瞒了鄂豫皖红军的实际处境：
我四方面军由西界岭急行向西、经英山、罗田境攻克团陂、新洲、李家集、抄敌后方，获军用品甚多，武汉震动。现决返黄安、麻城苏区。敌谣言甚多，鼓吹他们如何如何胜利，我们如何如何失败。实则我主力军从未打过败仗，而且我四方面军经过此次锻炼，战斗力更为坚强，击败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可有完全把握。
红军西移的消息很快为敌人获悉，蒋介石急命敌中路军卫、陈纵队掉头向西紧紧尾追上来。在黄麻老区，蒋介石也为红军准备了新的对手。胡宗南第一师、夏斗寅第十三师，急急从武汉调来的敌中路军预备队俞济时八十八师，已由平汉路向东，进击黄麻。胡宗南、俞济时也都是黄埔一期生，胡是蒋介石“十三太保”的首领，第一师原系蒋的侍卫队，所谓精锐中的精锐。俞济时浙江奉化人，真正蒋介石的同乡，曾做过蒋的贴身侍卫、侍卫大队长、警卫团长，是蒋心腹中的心腹，他率领的八十八师亦被情称为蒋的“御林军”。另外，黄杰第二师也在补充后卷土重来，要雪七里坪大败之耻。红四方面军回师黄麻，迎头遭遇的就是这四支劲旅。张国焘燕子河会议上做出的决定，至此才显出它的可怕：它让本已有机会跳出包围圈的红四方面军，再入重围！
分道扬镳
路漫漫，残阳如血。负重伤后随军转移的红四方面军参谋长陈赓、原红七十三师师长刘英奉命化装离队，分头绕道郑州和武汉去上海养伤。刘英却在武汉被敌逮捕，惨遭杀害，终年三十岁。陈赓向北，历尽艰险经郑州安抵上海。在冯雪峰等陪同下两次见到鲁迅，他讲到鄂豫皖军事形势时，还为鲁迅画了一张草图。鲁迅为红军精神所感动，当场吟出著名诗句：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黄安县，乌鸦阵阵。10月8日上午，红十师、十二师刚到河口以东，便同敌胡宗南第一师、俞济时八十八师遭遇。下午，红二十五军也在冯寿二与敌十三师遭遇。红军转回之时，便是与敌血战之日。徐向前别无选择，立即指挥红十、十二师向胡宗南、俞济时两部大举反击，蔡申熙则指挥红二十五军（这时还有红七十三、七十五师）向夏斗寅部展开攻击。两军相逢勇者胜，两路红军突遭阻击，明白自己再入险境，人人以有敌无我的英雄气概杀向敌群，胡宗南的先头团、俞济时的先头旅尚未完全展开，即在红军潮水般的攻击下向后溃逃。红军一战歼敌两千，缴枪一千余支。红军方面的损失也许更大，红十师政委甘济时中弹牺牲。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胸部负重伤。四方面军再入重围之始，便折了两员大将。
天公也似乎在为红军哭泣，自敌我在黄麻老区土地上再摆战场，那雨就一直下个不停。两军脱离接触后徐向前令全军北移黄柴皈，避开敌四个主力师的合围。转移途中，徐向前在红二十五军的队伍里看到了躺在担架上的蔡申熙。红军医疗条件极差，止痛药也没有一点，蔡申熙被腹部的伤口疼得满头大汗，只能咬紧牙关。实在受不了时，他要求身边的同志为他补一枪。徐向前走上去安慰他，这位黄埔一期生，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红十五军的创造者，反而忍住巨大痛苦，用恳切的目光望着自己的同窗和战友，断断续续地嘱咐说：“去吧，你去照管部队，不要管我。”敌第一师和八十八师正全速向我军逼来，红军后尾已能听到激烈的枪声。徐向前强忍泪水，要蔡申熙一定忍住，到了宿营地，会有办法的。蔡申熙眨了眨眼睛，表示他知道了。两人就此分手，同时也是永诀。当天夜里，蔡申熙伤口流血不止而死，年仅二十六岁。第二天清晨，徐向前正就着一碗冷水，啃一块干粮，有人报告说蔡军长牺牲了。徐向前一口干粮堵在喉咙里，“哇”地一声呕出来，顺手将干粮和水碗扔了好远，一个人跑到屋后僻静的地方，忘记了自己是总指挥，呜呜地大哭了一场。
10月10日，红军在黄柴畈停下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山村，有几颗古老的苍松，还有银杏树和竹林。黄杰第二师跟随而至，旷继勋奉命率红七十三师就地阻击。七里坪大败之后，黄杰深以为耻，要报一箭之仇，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红军阻击线发起集团冲锋，此刻他要的已不是胜利，而是厮杀，不停地厮杀。该师副师长柏天民亲到前线督阵，看到畏缩不前的军官和士兵，立即枪毙。两军从上午血战至黄昏，旷继勋也打红了眼睛，见敌势少挫，率领一支敢死队扑向敌阵。敌军大溃，柏天民措手不及，被乱枪击毙。红军歼敌近千名，自己同样伤亡惨重。有此一败，黄杰被迫停止进攻，等待胡宗南和俞济时部向黄柴畈靠拢。
红军终于得到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当天晚上，焦头烂额的张国焘再次开会，史称黄柴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鄂豫皖苏区党政军方面几乎所有的重要干部：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只是少了蔡申熙。这是一次气氛惨淡的会议，一次浪漫的革命精神和严重的战争现实的再争斗，一次对于红军前途和苏区命运的反思和重新确定。红军已打回了黄麻老区，却没有取得渴望取得的主动地位，反而陷入了更为险恶的处境：陈继承纵队从东面压来；夏斗寅十三师位于我军东南翼：胡宗南第一师、俞济时八十八师由河口镇星夜北上，欲与黄杰第二师合为一股；在我军的西北，一直进展迟缓的马鸿逵三纵队也向距黄柴畈几十里的四姑墩逼近。根据地已不存在，红军撤走之后，蒋介石下令“赤区房屋一律烧毁”，“赤区男丁一律枪决”，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被摧毁，群众成千上万被杀，幸存者逃入深山。红军目前在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内，四面受敌，无日不战，发发可危。回师黄麻竟是这般境地，张国焘始料不及，燕子河会议结束时，重新在他心中点起一点虚假的英勇精神至此完全消失。代之而来的则是对失败的预感和巨大惊恐。张国焘如临深渊，他明白燕子河会议自己做出的决定错了，分局和军委应当首先为此做出一个新的决定。
会议开始。张国焘一反常态，率先发言。他说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第四次反“围剿”以来，我军英勇奋战，黄麻城区不胜退往皖西，皖西不胜又退往黄麻，现在形势危急，根据地失去很多，如果不暂时跳到外线去，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张国焘说，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反对红军跳到外线去作战了吧？如果没有人不同意，就议一下突围的事！
灯火黯淡。他说话时并没望着谁，但与会者都知道他后面的话是对谁而讲。接下来是沉默。然后陈昌浩、徐向前发言，支持张国焘。会场上出现了一边倒的气氛。
沈泽民扶了扶眼睛。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却铿锵有力。他从来也没有在激烈争论时失却过学者风度。他说：国焘同志建议红军跳到外线作战，待机再打回来，恢复苏区。我认为这个建议不仅有害，还是行不通的。说它有害，是因为红军一走，整个苏区必全部落入敌手，苏区三百五十万人民必因手无寸铁而惨遭敌人大规模屠杀。有红军在敌人尚且如此猖撅，红军走了，苏区如何还会有存在和恢复的希望？说它行不通，是因为红军无论跳到哪里作战，都将会受到蒋介石的‘追剿’，一支没有根据地的红军在外线能支撑多久就是问题，还谈什么待机打回来？我想严肃指出，国焘同志作为中央分局的书记，竟然同意某些同志跳到外线去的主张，表现的是一种动摇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实际上，在此次反‘围剿’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能从国焘同志的言行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你认为该怎么做呢？”陈昌浩冷不丁地插上一句。
“我认为红军应继续留在苏区内与白军战斗。只要红军还在战斗，苏区人民就能看到希望，苏区的恢复也就还有希望！”沈泽民的语音高亢起来，目光变得明亮，“就是红军打光了，没有保住苏区，我们这支革命力量也会给敌人以十分沉重的打击！我们还有大别山呢！当年吴光浩只有三百人，也在大别山坚持了下来！革命免不了牺牲和流血！我们创建红军是为了推翻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赢得工农阶级的解放，而不应当本末倒置，为了红军自身的存在，牺牲工农和革命的利益！就是我们这些人，参加共产党的当日，也就应当做好有一日为工农牺牲的准备！”
沈泽民的讲话完了。他代表了另一种人生境界，与残酷的战争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除去革命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的高扬，包括张国焘在内，也还不能不承认他对红军跳出外线作战前途的分析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对张国焘触动最深的还是沈泽民对他的“动摇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指斥。张国焘明白沈泽民就差没有明说他这个“老右倾”今天旧病复发了。张国焘的眼睛在灯火下眯得越来越细，他的内心既怒又惊又恨。现在他终于知道沈泽民对他的真实看法了，沈泽民是临时中央极为信任的人，他对自己的看法其实也代表王明、博古对他的真实看法。张国焘心里一时涌出两个念头：对于沈泽民的话不可不慎重对待；必须与沈泽民分道扬镳！
沈泽民拿着他的小烟斗，小胡子一翘一翘的，他不知张国焘的葫芦里要卖什么药。
张国焘在与沈泽民的激烈争论中，也许想到他错走了一步棋，这步棋并不是为了鄂豫皖造成如此局面，而是又一次想到了他自己。
1916年10月，十九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结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李大钊，受二人影响，思想日益激进。1919年，张国焘二十二岁，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国焘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学联讲演部部长，参与“火烧赵家楼”。1920年三月，张国焘和一群学生领袖，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同年参加李大钊创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这一年，他频繁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做陈独秀、李大别之间的联络人，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11月，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事务。他是位能干的年轻人。1921年7月，张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和大会筹备人之一的双重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党纲的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部主任，时年二十四岁。次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7月，张国焘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并负责组织工作。这一时期，他性格的另一面即动摇性、小宗派观念、权力欲望开始显露出来，受到陈独秀在内的党内同志的批评。1923年，张国焘受命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在大屠杀开始前的五分钟擅离武汉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人法租界。同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开始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左倾”色彩，即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是革命的。他的“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张国焘这时第一次显现出了他生命中的机会主义特色。6月间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中共领导核心，次年三月便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