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手中武器的重量压弯了他们的视线，阿列杭德罗·维拉里和一个陌生人终于找到了他。他做个手势，让他们稍候，然后朝墙壁翻过身，仿佛想重新入睡。他这样做，是为了引起杀他的人怜悯，还是因为承受一件可怕的事要比没完没了地想像它、等候它轻松一些，或者——这个可能性也许最大——设想那些杀手只是梦中的景象，正如他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多次见过的那样？
他正这样恍恍惚惚时，枪声抹掉了他。
门槛旁边的人
比奥伊·卡萨雷斯①从伦敦带回一把奇特的匕首，三棱形的刀身，竖工字形的刀柄；我们那位英国文化协会的朋友，克里斯托弗·杜威说，这种武器是印度斯坦人常用的。这一见解使卡萨雷斯打开了话盒子，说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那一地区工作过。（我记得他还误引了玉外纳②的一句诗，用拉丁文说“恒河之水天上来”。）我根据他那晚讲的见闻，编写了下面的故事。内容肯定忠实于原意：愿真主助我摒绝诱惑，以免添校加叶，或者像吉卜林那样夹叙夹议，渲染故事的异国情调。此外，这篇故事有一种简古的意味，或许可以和《天方夜谭》里的故事比美，让它泯灭，实在是一大憾事。
①比奥伊·卡萨雷斯，阿根廷当代作家，作品有《潘帕草原和高乔人遗事》、《浪放的故事》等。
②玉外纳（60？一140？），古罗马讽刺诗人。作品揭露罗马帝国的暴政，抨击贵族的荒淫，同情贫苦人民。
我所要讲的故事，确切发生在什么地点无关紧要。再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谁记得住阿姆利则或乌德①这类地方的精确的地理位置呢？因此，我只消说当年一个伊斯兰城市里发生了骚乱，中央政府派了一个铁腕人物前去恢复秩序。那个人出身于苏格兰一个显赫的武士家族，血液里带有暴力的传统。我只见过他一次，但再也忘不了他乌黑的头发，高高的颧骨，贪婪的鼻子和嘴巴，宽阔的肩膀和北欧海盗似的结实的骨架。今晚在我的故事里暂且称他为大卫②·亚历山大·格兰凯恩吧；这两个名字对他很合适；因为两位以铁的权杖治理国家的君主分别叫这两个名字。我猜想大卫·亚历山大·格兰凯恩（我得习惯于这么称呼他）叫人生畏；他走马上任的告示一张贴出来，全城就平安无事。但他仍旧颁布了许多酷烈的法令。几年过去了。锡克族和穆斯林捐弃了宿怨，城里和附近地区太平无事，这时格兰凯恩却突然失踪。很自然，有不少街谈巷议，有的说他被绑架，有的说他给杀死了。
①阿姆利则和乌德，均系印度地名。
②大卫，《圣经》中用投石器击毙排力斯巨人歌利亚的牧羊人，后成为以色列国王。
这些情况是我从上司那里听来的，因为新闻审查十分严厉，格兰凯恩失踪之事报上未予评伦（据我回忆，甚至没有报导）。有句谚语说，印度之大大于世界；格兰凯恩在奉诏管辖的城市里也许可以一手遮天，但是在大英帝国的行政机器里只是个小小的零件。当地警方的调查毫无结果；我的上司认为派一个人微服私访或许能减少疑惧，取得较大效果。三四天之后，（印度街道之间的距离够大的），我跑遍了那个吞没一个大人的城市的街道，没有多大指望。
我几乎立即感到一个隐瞒格兰凯恩下落的庞大阴谋。我觉得，这座城市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秘密，没有一个人不发誓守口如瓶。我询问的人中间，大多是一问三不知；连格兰凯恩是谁都不知道，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另一些人则相反，说什么一刻钟之前还见到他同某某人在讲话，甚至还陪我到两人进去的那户人家，可是里面的人说是根本没有见过那两人，或者说是刚刚离开。有些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却没有一句真话，气得我照着他们的脸就是一拳。证人们尝到了我的厉害，又编出一套谎话。我不相信，但不敢置之不理。一天下午，有人留给我一个信封，里面的纸条上写着一个地址……
我赶到时，太阳已经西沉。信里的地址是个贫民区；那座房屋很低矮；我从人行道上望到里面有好几进泥地的院落，最里面是一片空地。最后一进的院子里在举行某种穆斯林庆典；一个盲人捧着红色木制的琵琶走了进去。
我脚下有个老态龙钟的男人蜷缩在门槛上，一动不动，仿佛一堆什么东西。我得描述一下，因为他是故事的重要部分。漫长的岁月磨掉了他的棱角，抽缩许多，有如流水冲刷的石头或者经过几代人锤炼的谚语格言。他鹑衣百结，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缠头长巾也是一条破布。他向我抬起头，在沉沉暮色中只见黧黑的脸和雪白的胡子。反正我已不存什么希望，开门见山就向他打听大卫·亚历山大·格兰凯恩。他开始没有听懂（或许没有听清），我不得不解释说格兰凯恩是司法长官，我在找他。我说话时觉得询问这样一个老头未免可笑，对他来说，现实无非是模糊的嘤嘤声。我想，这个老头也许能谈谈有关暴乱或者阿克巴①的事情，但绝没有格兰凯恩的消息。他随后讲的话证实了我的怀疑。
①阿克巴（154—1605），印度帖本儿家族的莫卧儿皇帝，由宰相阿布尔·法兹尔辅助，曾统一印度半岛北部，实行改革。
“司法长官！”他略带诧异地说。“长官失踪了，你们在找。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发生过这种事情。日期我记不清楚了，不过那时候记卡尔·赛因（尼科尔森①）还没有在德里城下阵亡。过去的时间留在记忆里；我当然记得当时发生的事情。神一怒之下容许人们败坏堕落；因此人们满口诅咒，谎骗欺诈。话虽这么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邪恶的，当传闻女皇要派人到这个国家行使英吉利的法律时，那些不太坏的人额手相庆，因为他们认为法治总比混乱为好。那个基督徒上任不久就滥用职权，欺压百姓，贪赃枉法，罪大恶极的人都从轻发落。最初，我们并不怪罪于他，因为谁都不清楚他推行的英国司法制度，新长官的明显的倒行逆施也许自有他的奥妙。我们总是往好里想，认为他总有他的道理，但是他同世界上所有贪官污吏的相似之处实在太明显了，到头来，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他成了暴君，穷苦百姓（他们一度对他寄予厚望，现在发觉看错了人，格外忿恨）打定主意要绑架他，加以审判。光说不干是不够的；计划必须付诸行动。除了头脑简单、少不更事的人之外，也许谁都不信这个大胆的计划能够实现，但是成千上万的锡克族和穆斯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一天居然难以置信地做到了他们谁都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绑架了司法长官，把他囚禁在偏僻郊区的一间农舍里。然后，他们遍访遭受他伤害的人，或者（在某种情况下）寻找那些遗孤遗孀，因为那些年来，这个屠夫手中的剑从没有休息过。最后，也许是最艰巨的工作，是寻找并任命一位审判司法长官的法官。”
①尼科尔森（1821—1857），英国军人，1857年印度反抗英国统治时，德里英国驻军受围困，尼科尔森率领援军解围，在城下受伤身亡。
这时候，有几个妇女进了屋，打断了他的话。
过了一会儿，他缓缓地接着说：
“谁都知道每一代都有四个正直的人，秘密地支撑着天宇，并在神面前证明了自己当之无愧：这四个人中间准有一个最称职的法官。但是人海茫茫，湮没无闻，相见不一定相识，何况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身负秘密使命呢？于是有人出主意，既然我们无缘辨识贤人，那就从痴骏中间去找。这一意见占了上风。《古兰经》学者，法学博士，有狮子之称、信奉一个神的锡克族，信奉众多神只的印度教徒，宣扬宇宙的形状像是叉开两腿的人的马哈毗拉和尚，拜火教徒和信奉犹太教的黑人组成了法庭，但是最终的判决交给一个疯于去做。”
这时候，有几个人从庆典活动中出来，打断了他的话。
“由一个疯于来判决，”他重复了一遍。“以便神的睿智通过他的嘴来表达，让人的狂妄自大感到羞愧。疯子的名字已被人遗忘，或者根本没人知道，他赤身裸体或者披着褴褛的衣服在这一带街上转悠，老是用大拇指数自己的手指，或者同路旁的树木调笑。”
我不以为然。我说，由疯子做最后判决，审讯是无效的。
“被告接受了这个法官，”他回答说。“也许他明白，假如密谋者释放了他会有危险，他只能从一个疯子那里得到非死刑的判决。据说人们告诉他法官是谁时，他哈哈大笑。由于证人数目庞大，审判过程持续了许多日日夜夜。”
老头不做声了，显得心事重重。我得找些话来说，便问他审判了几天。
“至少十九天吧，”他回答说。从庆典活动出来的人又打断了他的话；穆斯林是不准喝酒的，但是出来的人的脸色和声音仿佛都像喝醉酒似的。其中一个朝老头喊了句什么，然后走了。
“不多不少，恰恰一十九天，”他更正说。“那个狠心狗肺的家伙听了判决，刀子插进了他脖子。”
他眉飞色舞，但声调残忍。接着，他声音一变，结束了那个故事。
“他无畏无惧地死了；那些无赖恶棍有时候很硬气。”
“你讲的事情出在什么地方？”我问道。“在一间农舍？”
他第一次抬头正视我。然后慢慢地、字斟句酌地说：
“我说过他们把他囚禁在一间农舍，并没有说在那里审判。是在这座城里审判的：在一座普通的房子，像这里一样的房子。房子与房子差别不大，重要的是那座房子建在地狱还是建在天堂。”
我打听那些密谋者的下场。
“我不知道，”老头耐心地说。“这些事情过了多年，早给遗忘了。也许他们被判了罪，但判罪的是人，决不是神。”
他说完便站起身。我觉得他向我下了逐客令，从那一刻开始，我这个人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了。旁遮普省各族男女汇成的一股人流，有的在祈祷，有的在诵唱，朝我们拥来，几乎把我们卷走：那些狭窄的院落比长门厅大不了多少，竟然出来这么多人，真叫我吃惊。另一些人是从左邻右舍出来的；他们准是跳过短墙过去的……我推推搡搡，骂骂咧咧，才挤开一条路。在最后那个院子里，我遇上一个赤身裸体、头戴黄色花冠的男人，人们纷纷吻他，踊跃捐输，他手里有一把剑，剑上沾有血污，因为这把剑处死了格兰凯恩，格兰凯恩的残缺的尸体则是在后院马厩里找到的。
阿莱夫①
①阿莱夫，希伯来字母中第一个字母，神秘哲学家们认为它意为“要学会说真话”。
啊，上帝，即便我困在坚果壳里，
我仍以为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国王。
《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他们会教导我们说，永恒是目前的静
止，也就是哲学学派所说的时间凝固；但他
们或任何别人对此并不理解，正如不理解
无限广阔的地方是空间的凝固一样。
《利维坦》①第四章第四十六节
①《利维坦》，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588—1679）论国家组织的著作，全名为《利维坦，或宗教与政治国家的实质、形式与权力》，1651年出版。
贝亚特丽丝·维特波临终前苦楚万分，感伤和恐惧都不能使痛苦缓解片刻，终于在2月份一个炎热的早晨①去世，那天我发现宪法广场高耸的广告铁架换了一个不知什么牌子的香烟广告；那件事让我伤心，因为我明白不停顿的广大的世界已经同她远离，广告牌的变化是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变化中的第一个。世界会变，但是我始终如一，我带着悲哀的自负想道；我知道我对她不合情理的爱慕有时使她难以容忍；如今她死了，我可以专心致志地怀念她，不抱希望，但也没有屈辱感。我想，4月30日是她的生日；那天去加拉伊街他们家探望她的父亲和她的表哥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是合乎礼节的，无可非议，或许也无可回避。我将再次等在幽暗的、满是摆设的小会客室里，再次端详她许多背景各异的相片。贝亚特丽丝·维特波彩色的侧面照；1921年狂欢节时贝亚特丽丝戴着面具的照片；贝亚特丽丝第一次领圣餐；贝亚特丽丝和罗伯托·亚历山德里结婚那天的留影；贝亚特丽丝离婚后不久在马术俱乐部午餐会上；贝亚特丽丝同德利亚·圣马科·波塞尔和卡洛斯·阿亨蒂诺在基尔梅斯；贝亚特丽丝和维列加斯·阿埃多送给她的哈巴狗在一起；贝亚特丽丝的正面照和斜侧面照，手托着下巴在微笑……我不必像往常那样带几本送她的书作为去拜访的借口，我终于学了乖先把那些毛边书书页裁开，免得几个月后发现它们原封未动而发窘。
①阿根廷地处南半球，时令季节同北半球相反，阿根廷的2月是晚夏。
贝亚特丽丝·维特波是1929年去世的；此后每年到了4月30日我总是去她家看看。我一般在七点一刻到，坐二十多分钟；每年晚去一会儿，多坐一些时间；1933年那次一场瓢泼大雨帮了我忙：他们不得不留我吃晚饭。我当然不错过那个良好的开端；1934年那次到她家时已过八点钟，我带了圣菲的杏仁甜饼；很自然地留下吃饭。这样，在忧伤和略带哀艳的周年纪念日里，我逐渐赢得了卡洛斯·阿亨蒂诺·达内里的信任。
贝亚特丽丝颀长老弱，略微有点朝前倾；她的步态（如果允许使用矛盾修饰法的话）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