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论谁提到他,气都不打一处来,认为苍天对自己极其不公平,或者说对他太照顾了。后来听说这个同学得了性病,他还引以为荣四处炫耀,以此证明自己威风八面,见多识广。
说实话,如果这个同学混得不像现在这么耀武扬威,而是被车撞了或者去要了饭,我们对他的感情不会如此恶劣。
说到存折,我也有一个,刚上大学的时候父母给的,里面存着人民币若干,够我每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有计划地花才够)。开学初的时候,里面的数额比较可观,可到了期末考试,有时甚至期中考试刚过,里面便会空空如也。那时候我在银行的交易窗口经常是绿单子(取款单)进去,人民币出来。
每当我把绿单子递进交易窗口,听到营业员在窗口那边“唰唰”的数钱声音通过麦克风
传递出来的时候,我便开始心旌飘荡——一会儿就可以用这些钱换取欢乐了。
现在自己也挣了钱,虽然不多,却想把它(们)存入银行,并希望这个数字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雪球并没有越滚越大,经常是红单子(存款单)进去没两天,绿单子又进去了,还有时候入不敷出,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雪球总是大一公分又融化十毫米,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只有碰上意外之财(揽点儿私活,或者路边捡个三块五块的),才能让红单子进去后绿单子不跟进去。后来我发现,挣我这么多钱还存,是多此一举的。
虽然这样稀稀拉拉挣到的也是钱,但我认为钱不是这样挣来的,怎么挣的,我还没发现,但我必须发现,因为男人挣钱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理所应当。
我的存折上面的数字始终没有超过五位,最悲惨的时候,加上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有效数字才勉强够四位。我不渴望成为百万富翁,只想先当个万元户过过瘾,但连这一愿望都难以实现。如今这个“万元不是户,十万不算富,百万刚起步,千万才算数”的时代,我想滥竽充数都这么难。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花时才不够。
上大学的时候和先于我工作的中学同学吃饭,他们在饭桌上只提两件事情,女人和钱。我对前者倒饶有兴趣,因为年龄到这了,身不由己,而后者在当时并未对我产生吸引力,我自恃清高,认为他们俗不可耐,可现在当他们再约我吃饭的时候,我往往为挣钱(虽说是工作,但要是不给钱就让我干活,打死我我也不干)而忙得不亦乐乎,没空儿,他们就说,你丫现在怎么比我们还现实。
至今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如何完成由一名慵懒的学生到金钱爱好者的转型的,好像就在一夜之间,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找寻致使自己如此的原因,突然发现,身边的所有人,除了小学生们正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外,芸芸众生无不在好好挣钱天天向上。
记得我直到高二的时候才知道学习是要用脑子的,老师和家长欣喜若狂地夸我开了学习的窍;而现在,我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是否算开了生活的窍,领悟到其中的真谛呢。
话虽这么说,但我远没到那种为了钱能抛头颅、洒热血,不惜将尊严、人格踩在脚下去获得的程度。没了钱我还能活,活着不是为了钱。
人的欲望无外乎两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具化为金钱,后者能进一步抽象为理想,尽管有些人的理想就是赚钱,但在我身上,两者还是分化开的,若干年前,我非常倾向于后者,现在两者出现了对峙,我深信,若干年后或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义无返顾地选择
前者,而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将这件事情延期发生,或索性立即发生。
难以想象,我失去其一,或只拥有其一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人类满是欲望,世界将会怎样;假如人类失去欲望,世界又会怎样。
欲望就像发面,时间越长,膨胀得越厉害,因而对我们而言,难的不是改变命运,却是安心满足现状。
当听说有人比自己挣钱多,我心里就开始忿忿不平,决心换工作或要求涨工资;而当听说有更多人挣得比自己还少的时候,涨工资、跳槽的愿望便不再强烈。人就是这么没劲。
回北京不久,公司就没了业务。北京出现非典,为了减少传染和被传染的几率,电视台每天不再制作和播出新节目,只找些老掉牙但被誉为经典的电视剧打发观众。
没有活儿干,自然就没有钱挣。老板说事已至此,他也没辙,人算不如天算,不想干了,可以回家,要是还想干,就每天准时上下班,只发五百块钱基本工资,他相信SARS终将被人类战胜,到那时候,公司必会财源广进。
北京各行业受SARS影响,普遍萎靡,躲人还躲不及呢,更不会招聘新人,这时候离开公司不是明智选择。五百块钱是太少了点儿,但面临一场不知何时才能被征服的疾病,与其在家一个人无聊,不如去公司让大伙陪着一块无聊,钱不钱的先放一边。
公交车是不敢坐了,又新买辆自行车,排了老半天队。每天带着口罩骑车上班,一看见路边的宣传栏上写着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手挽手,我就心头一惊,这样抗非典,不传染等什么呢。
北京市民戴口罩总动员开始,你戴我也戴,戴了口罩,大街上的每个姑娘看起来都美若天仙,无论鼻梁有多塌、牙有多黄、几个鼻孔、长没长胡子,凡是口罩之内的部位,多丑陋也被美化了,只要眼睛不小得眯成一条直线,都能赢得极高的回头率,对一些女性而言,这在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口罩在北京早已脱销,老歪和白玥没买到,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就自己动手,将胸罩改了口罩。白玥的内衣多以红黑为主,戴着太张扬,因此她又现买了几个白色胸罩,把背带剪去,将剩余部分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副胸罩够两个人防非典用,他俩单独行动的时候,旁人不留意倒看不出什么,但同时出现就显得很滑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捧腹大笑。面子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为了健康地活下去,他们不顾外人耻笑,我行我素地戴着胸罩做买卖。可胸罩的海绵层太厚,而天气又日渐炎热,老歪戴一会儿就喘不上气来,额头直冒汗,白玥又特意为他买来超薄型胸罩,一百多一件,看着老歪一剪子下去,白玥心疼死了。
为了充分利用坐班的八小时,我在网上下载了一部《水浒》,每天看十章。也不错,有书看,偶尔整理一下片子,还发工资,就是上下班的路上辛苦点儿,可我认为值,在家一天我真不见得能看十章。但时间久了,我又烦了。
两个多星期后,一百二十回的《水浒》看完了,我又下了一部《金瓶梅》,没几天又看完了,后来索性把网上名为《银瓶梅》、《铜瓶梅》、《铁瓶梅》、《铝瓶梅》的文章都看
了,只有看看这些,消磨时间,否则就无事可做。这一时期,与我打交道最多的女性就是潘金莲。
从小到大,各类型女人在各个时期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先是《西游记》中女妖怪,妖娆美丽,本领高强,有杀人不眨眼的,有肚脐眼吐丝的,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极深的印记,但那部戏好像除了火了六小龄童,其余人都销声匿迹了,特别是那些饰演艳丽妖精的女演员,难道她们真的成为妖精,在人间蒸发了?
后来一个日本演员,叫内田有纪,我因为看过她演的一部名为《热力17岁》的电视剧而对其情有独钟,那年我14岁,梦中情人就是她那样儿。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对白领女性萌生兴趣,当时理想中的女子是:长发细腰,却不一定丰乳肥臀,出了门,往大街上一站,看见红色就招手,打开车门就上,管丫夏利还是富康,上车后一句哪哪哪,然后摇下车窗,兀自点上一根烟卷,对司机的搭讪不予理睬,当司机从反光镜里偷看的时候,提醒他不要东张西望,注意前面过马路的老太太,到了地方,留下相应数目人民币,不索要发票,下车熟练,“砰”地将车门撞上,扬长而去。
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将我上学期间打工的经历计算在内,这已经是我的第五份工作,可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事情,我总有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在为自己忙碌,而是在出卖劳动力,以此换得生活所需。
事实就是如此,无论做什么,当我们刨根问底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会倏忽发现,一切行为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
做什么才不算浪费时间呢,睡觉,只有觉是给自己睡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把睡觉看成最讨厌的事情,可能是他咖啡或茶喝多了吧。
这就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我相信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不同的认识。就好像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如果砸到我的脑袋,我会扬起头骂一句操你妈的,然后捡起苹果擦擦吃掉,心满意足地离开;如果砸到某个农民兄弟,我想他会赶来马车,不等熟了,把苹果全部摘掉,然后驱车前往农贸市场;幸好这个苹果砸到的是牛顿,也算长了眼睛。
每当工作时候感觉空虚,我就听见尼采说:“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召唤自己。”我想说的是,尼采,你丫别再害我了。
我就不信我不能呆在一个地方踏下心来干个不说三年五载,一年半载总可以吧。
一面旗帜,挂在旗杆上才会迎风飘扬,那么人类生活的支柱是什么:拼命挣钱,养家糊口,封妻荫子,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还是沽名钓誉,活出个人模狗样,让万人瞩目?或者回报辛勤耕耘、忍受分娩之巨痛而生育了我们的父母,是他们一把屎一把尿将我们拉扯大,为我们换洗尿布,供我们吃穿,接受文化教育,母亲安慰女儿初潮别紧张,父亲告诉儿子遗精很正常,我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有爸妈撑腰,但这些我们一辈子也偿还不清,顶多给点利息。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动力,我的生活没有支柱,我是一面无杆可挂的旗子,只能任风摆布
。
这段时间,我的幸福就是周五下班路上花5块钱买本小说,回到家不紧不慢地吃完饭,再看会儿电视后,把窗帘拉上,台灯打开,该撒的尿撒了,然后钻进被窝看小说,看困了算,一觉天亮。
回到家,我总抱怨工作没劲,爸说你才上了几天班就烦了,我和你妈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抱怨过,你现在回家吃现成的,我那时候还要负责做一大家子的饭,你们现在有电脑了,可以玩游戏、上网,我们那时候有个屁,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一杯茶水和两张报纸,三十多年了,我们还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是呀,他们那时候没有网络,每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坐着发呆,站着唠嗑,还是尽心社
会主义建设?真是一代人一个活法儿。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一天的生活从早上睁开眼去上厕所开始,到睡前再上趟厕所结束。
一个周末,在家呆得甚是无聊,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饭,吃完后爸点上一根烟说:一会儿你把碗刷了。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看着眼前的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心想,真他妈没劲,但这就是生活。
非典肆虐,患者有增无减,人心惶惶,天下大乱。
老板终于实行了人性化的弹性工作制度,每人每周值班两天,其余时间呆在家中,不准乱跑,咳嗽发烧立即拨打120。
我心中窃喜:一周歇五天干两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饭馆取消了四人以上的大餐桌,毕业生们无心再吃散伙饭,幸好我不是今年毕业,否则该多郁闷。毕业本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过程,许多人这辈子难得再相见,即便上学时候形影不离,好在我们毕业那年可以大吃大喝,肆无忌惮地抱头痛哭,现在除了豁出命去,散伙饭的壮观景象已难得一见,大家总不能带着口罩,吃着泡面,端起一杯板蓝根互相干杯吧。
非典这么严重,闹得我哪儿也不敢去,闷在家里混日子。我又在网上碰到茶杯里的叶子。
她:好久不见,我以为你得非典了。
我:你就不能盼我点儿好吗。
她:最近忙什么?
我:忙着生活。
她:同志辛苦了。
我:你的生活好像挺滋润,傍了大款吧。
她:蒙对了。
我:!!!
她:这么多感叹号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
她:骗你干嘛,我现在养尊处优。
我:我们劳动人民和你不是一个阶级。
她:有工作了?不是社会寄生虫了?
我:瞎干呗。
她问我在什么公司,我如实回答,反正公司这么多人,她知道我是谁。她问我上班都干什么,我就把公司网址发给她,说这里面涉及到的我们都干。过了一会儿,她说在网站上看见公司的全家福了,问哪个是我。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这张照片上,拍摄的时候,我正好去了湖北那个发大水的县城。
我故意把照片上最丑的男人说成就是我,这样见面后才不会让她失望,果然引来她的诧异:啊,你长这样呀!
我说其实我本人比照片上帅多了,她说甭解释,照片上的形象已经比她预想的好许多了,我说,我靠,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我问她长什么样,她说你想知道可以和我见面呀。我正求之不得,早就想看看能傍上大款的姑娘长什么样了,万一哪天我成了大款,也有个思想准备。
我说你不怕传染非典吗,她说你要怕那就算了,我说我不怕,我戴口罩去。
我们约好在北太平庄的一家茶馆见面,标志是我把一包中南海放在桌上,而她的面前会摆上一杯白水,里面没有茶叶。
大家都不敢出门,街上没有几辆车,交通顺畅,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到了茶馆,北京如果老这样就好了。
为谨慎起见,进了茶馆我依然没有摘掉口罩,也没有把中南海放在桌上,而是随手从书架上抄了一本旅游杂志,心不在焉地翻看。茶馆里还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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