灿出来，见一辆火红的“宝马”跑车正停在公司门口。
后来得知，阿灿同我年龄相仿，生活水平却超前我许多，也算自食其力，劳动所得。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仍旧无法彻底平等，只要女人有模样，能比同龄男人至少提前10年实现小康。
阿灿走了，就没了主持人，原节目也换了，被改为演播室的谈话栏目，每期策划一个主题，都是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然后高薪聘请三个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拍完了依然全国播出，节目就叫《三国演义》。
正好这段时间美伊战争打响，于是选题多以此为主，三个四十好几的男人，不干正经事儿，没完没了地拿萨达姆开涮，既满足了自己唾液飞溅的欲望，又挣到钱，我算看出来了，
凭张嘴就能吃饭的职业有两种，一种是叫花子，一种是主持人。
除此之外，公司还揽点儿广告、专题片一类的屁活儿。
这天我在机房剪片子，其中一盘外景素材是在东方广场拍的，我在带子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进了大楼。我倒回带子，重放一遍，那个身影再次掠过，太像雷蕾了。我又倒回带子，将画面定格，这只是一个侧面，我不能完全肯定她就是雷蕾，但是，画面中人穿了一双扎眼的黄色运动鞋，这双鞋我见雷蕾穿过，难道她就是雷蕾？
我找到那天的摄像，问画面上的时间，他说是上周五拍的，大约早上八点半，拍完这个
画面后，就去了王府井的小吃街喝豆汁，喝完豆汁他看了看表，八点五十，想想没啥可拍了，就回了公司还机器。
那么雷蕾在这个时间进入这座大厦去干什么？
于是，每天早上八点半不到，我便等候在东方广场的电梯口，目不转睛地在过往的人群中寻找雷蕾的身影，等到八点四十，就坐地铁赶往军博，我的公司在那里，九点钟还要上班。有一天我在门口苦苦等待的时候，居然有人把我当成写字楼的保安，让我去帮他们抬桌子，抬完桌子我差点儿又上班迟到。
这种事情以前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和潘娜好的时候，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她家马路对
面的早点铺，边吃边等她。自行车铃一响，就代表她来了，听到清脆的响声，我一抬头，便看到她向我招手，于是把剩下的两个包子塞进嘴里，抹一把嘴跑出去，和她一同骑车上学。
有些时候不知道谁那么讨厌，好像知道车铃是我们的暗号似的，打这儿经过就按两下，我抬头一看，不是，就低头继续吃，刚吃上一口，车铃又响了，我又抬头一看，还不是，便又低下头喝粥，才把勺拿起来，又听见车铃响了，再抬头一看，依然不是，于是我就不再理会，只顾低头吃自己的，任车铃响遍大街小巷，直到粥足饭饱，才仰起脑袋，看见潘娜背着书包站我面前，怒不可遏：“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车铃都按坏了！”
还有时候我去的早，而潘娜又磨磨蹭蹭，我吃完了她却迟迟不来，服务员开始撤餐具，边收拾边说：学生，吃完了就走吧，早点儿去学校看看书，别跟这儿耗着，我们这里不宽敞，那边还站俩老头等着呢。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一咬牙：再来一碗馄饨！
有一次潘娜生病，没来上学，可是我并不知道，左等右等她不来，服务员已经撤了我两遍餐具，但为了能坐着等，我还是叫服务员再上一屉包子，服务员瞪大了眼说：你再吃可就三屉了！我说：您这儿的包子太好吃了，一会我可能还吃第四屉。
吃完这屉包子，我彻底坐不下了，挺着肚子去找潘娜，当得知她发烧后叫苦不迭——三屉包子，一共三十个，还有两碗粥，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这晚回到家后，看见妈为我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我就直翻白眼，妈以为我病了，得了厌食症，找出山楂丸给我吃，我说我想吃酵母，妈说看来真病了，发烧不轻。
等雷蕾就更辛苦了，不要说边吃边等，连坐的地儿都没有，一次我实在是站累了，就打算坐地上歇会儿，还没等蹲下，就过来一个保安说：要饭一边儿要去，出门左拐，那儿有地下通道。我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哪点儿像要饭的，要饭的有我这样的吗！我指着身上的名牌衣服说。保安说：名牌怎么了，要饭的就不能穿吗？看来责任不在保安，在要饭的身上，你们穿的越来越好，一点儿职业特点都没了，太伤我们自尊了。
东方广场门口倒是有咖啡馆，里面也卖早餐，但不是我消费的地儿，假若我天天泡在这里的话，工资连保证我每天早上吃饱都不够。我可能吃了，特别是早点，通常是一碗豆腐脑，两个茶鸡蛋，三张糖油饼，如果是油条就得六根，这都是潘娜培养出来的。
等了几天，我突然感觉自己很荒唐，有一点足以让我放弃这种做法：如果那天雷蕾仅仅是路过此处呢？
于是，我每天多了二十分钟的睡眠，不再去东单坐地铁上班，改从家直接走了。
湖北某地自清末明初就是贫困县，每年靠国家救济度日，今年又逢百年不遇的暴雨，水灾严重，国家救济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当地政府想出一计，请来北京媒体，对该情况加以报道，以得首都乃至全国人民的援助。
因为公司刚给当地一家企业拍过广告，赚了一些钱，这次人家打来电话，请我们过去，一切费用对方负责，老板说那就去吧，做人要讲良心，于是我受命扛着摄像机去了机场。
这次行动老板给我指派了一个公司的摄像，我没要，他根本不是摄像的料。上次拍《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女嘉宾，前卫作家，穿了一件薄若蝉翼的衣服，他为了看得更清楚，就把特写镜头推至人家胸口处，倒是真能看清里面胸罩的花边，可是画面没法用，看不见脸，只有一个随呼吸起伏的胸部，白白浪费了两盘带子，他却说没关系，回头卖给哪个三级片导演用。
我上了飞机一看，全是脸熟的北京记者，摄像机、照相机，长枪短炮，当地政府真挺下本儿。
下了飞机，欢迎队伍分列两旁，我们踩着泛暮斓靥海呱洗蟀停懊婢悼罚竺嫒巳焊吆簟盎队队攘一队！�
坐了近四个小时的汽车，终于抵达贫困县，一路颠簸，人困马乏。我们被带进县政府宾馆，酒席早已摆好，没看出贫困在哪里。
众人就坐，县长举起酒杯，抑扬顿挫说：“欢迎大家来我县视察工作，鄙县穷山恶水，生活艰难，为表谢意，特备酒席一桌，菜陋饭简，不成敬意，我代表县人民政府、人大常委，敬大家一杯，祝各位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事业有成！”然后一仰头，把酒喝了，我也不得不干掉杯中酒，因为刚才县长的义正言辞让人感觉，如果不喝，就是跟政府作对，就是人民的公敌，天理不容，就地正法。
随后，县长边给众人倒五粮液，边倾诉苦衷，山珍海味络绎不绝地端上来，在这里，我吃到许多平生第一次吃的东西。
这哪儿是扶贫来了。
显然，众人对饭菜的兴趣远胜于县长的讲话，县长知趣地闭上嘴，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咀嚼，直到盘干碗净。然后，县长邀请我们出去坐坐，说下面还有节目，几个记者立马来了精神，眼睛开始放光。坐了一天的飞机和汽车，齁累的，我早没了闲情逸致，就提前告辞，回屋睡觉了。
房间是早已准备好的，为了方便，还是一个人一屋，想的够周全，其实大可不必。进了
屋，见桌上摆了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烟酒茶糖还有招商项目指南和投资手册各一本，明显是让我们带走的。
可是到了离开的那天，为了轻便，我还是将两本书放回桌上，也不知哪里来的兴致，还在墙上题诗一首：
《意思》
烟酒茶糖
我带走
意思领了
剩下的两本书
就不拿了
千万别说
我不够意思
的确，这样做挺对不住人家的，不过，我估计大伙都这样。除了给收破烂的，否则这两本书永远送不出去。
后来，临上飞机，我看有人拎着手提袋去了小摊儿，把东西换成了人民币，说是拿着方便。
当晚，洗去一路的风尘仆仆，我躺在床上刚打开电视，电话就响了。这种时候打来的电话一般都是挣钱的，我考虑是否接听。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我拿起话筒。
“先生，需要小姐服务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听着像东北的。
我问：“都有什么服务？”
“啥都有。”果真是东北的。
“那就聊聊天吧。”我说。
“行，我上去找你。”对方已经迫不及待。
“不用了，就电话里聊吧，姑娘，多大了？”我说。
“大哥，别耽误我挣钱，完了事儿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倒是直接。
我说：“这么着吧，你先问问别的屋，如果实在没买卖，你就给我打电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聊聊天。”
姑娘说：“光聊天哪过瘾呀，大哥不远千里到了这儿，还不高兴一把，让我上去帮你放松放松。”
我说：“你要是免费放松就上来，我没钱。”
姑娘说：“大哥真会开玩笑，没钱还能住酒店？”
我说：“不是自己花钱。”
姑娘说：“真羡慕你呦，有吃有喝，还能报销。”
我说：“我们是报销，可也不是什么都报。”
姑娘一笑：“你能报销我也没有发票。”
我说：“你怎么干上这行了。”
姑娘说：“我家在农村，从小就坎柴、喂猪、做饭，没钱也没时间上学，现在家里把这些繁重的事物教给我妹去做了，我有了时间但还是没有文化，找不到工作，就趁着还不老出来挣点儿钱，养活父母。”
我说：“那就不耽误你挣钱了，你先忙，没事儿再聊。”
姑娘失望地挂了电话，再也没打来。兴许是做成一桩买卖，不知道该不该祝贺她。
都说这里是一个鸟都拉不出屎的地方，但第二天我还是大便告捷，在这一点上，我老是这么规规矩矩，有条不紊。
在县长的指挥下，我们跟着几个民兵上救生艇，准备深入水灾实地拍摄考察。几个记者说晕船，不上去了，就在岸上扫扫外围吧。县长语重心长地说，我县人民的未来就在各位的手中，然后给大伙鞠了一个躬，率先走上皮艇。毕竟吃人嘴短，昨晚那么丰盛的款待，不是
白享受的，一县之长又已做出表率，还有什么可说的，硬着头皮上船吧。
经过近两个小时有惊无险的漂流，终于安全靠岸。原来总说自己不容易，现在见了灾区人民，才知道何谓真的不容易，回北京后我一定要好好写写，一个记者如是说。县长说，谢谢各位，酒宴已经备好，给大伙压惊。
又是一顿饕餮大餐。
饭后，本次行程即将结束，欢送仪式异常热烈，鞭炮齐放，礼花纷呈（尽管在白天），跑旱船、耍狮子，好生热闹。
我们与当地人民依依惜别，坐上去机场的长途车。登机一个半小时后，飞机渐渐驶出一片蔚蓝，天空愈发阴霾，北京快到了。
有人开始唱：“北京的天是不晴朗的天，北京的人民也喜欢。”
下了飞机，我扛着摄像机回公司交差，正好赶上发钱。
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我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感受：钱拿在手里的感觉真好，这东西太神奇了，当你把鼓鼓囊囊的钱包放进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时，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收腹撅臀，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屁股有多他妈的性感。跟谁也不能跟钱过不去。
但领了几次，我又产生了这般感受：暂且不论钱的多少，每月这般周而复始地工作、领工资、再花掉，有什么意思，难道生活就这么乏味吗。
待业的时候，每天在家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情，物质匮乏，精神却充裕。上班以后，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完全解决，精神却饥渴起来。
平心而论，我确实为每月领工资的生活兴奋了些日子，特别是发钱当天，喜悦是按捺不住的，但经历了几次后便感觉无聊，生活的意义仅在于此吗。有了钱又有什么用，况且这点儿钱还远没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即便钱真多到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程度，那花钱还有什么意思。当然，此话为时尚早，或者就是天方夜谈，但生活的无趣，我已深有体会。
现在的工资是我当学生时候生活费的几倍，那时几百块钱就能让我过得倍儿开心，如今钱多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意思不是说钱多得花不出去，在北京有多少钱都不够花的，我的意思是我花了钱却买不来快乐。
在我各个时代的同学中，最有钱的居然是一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傻逼，高中时候没有人瞧得起他，长得贼眉鼠眼，肥头大耳，一脸淫荡相，上面都是包，一看就是色憋的，说话娘们儿腔，上黑板做题的时候拿粉笔都是莲花指，还爱招猫逗狗，一副欠揍的样儿。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成为我们班挣钱最多的。据说因为他在家看了几年CHINA DAILY，没事儿就对着镜子用英文自言自语，平时在中关村给人打工，然后就顺利进入国外某著名电脑公司，任技术维护，主要工作就是接听客户电话，为对方排疑解难，如果碰上他也不会的情况，就拿着
听筒冲对方喊：“喂，请大声一点，我听不太清楚，请再大声一点，我还是听不清楚！”然后就挂了电话。如果你遇上这种情况，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接电话的那孙子就是他。
该同学活儿虽然糙，但收入丰厚，经常拿着存折去迪厅找姑娘，看见顺眼的，就对人家说：“姑娘，跟我回家吧。”姑娘瞟他一眼说：“德行。”他不慌不忙，将拿着存折的那只手放到姑娘胸脯上说：“跟我走就告诉你密码。”姑娘接过存折，看了看里面的数字，说：“帅哥，今晚我是你的。”
我们无论谁提到他，气都不打一处来，认为苍天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