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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话题是大众一种广义的“看”，因此常常指向这个世界最为宝贵的东西，比方说性，是个人生活最要遮盖的部分；比方说高层政治，是社会生活中最常遮盖的部分。很多作家和记者都深谙此理，动笔就往这两大热点使劲，即便重复即便粗劣，也永远会有热销的魔力。这也证明遮盖可以刺激对展露的追求，“欲盖弥彰”是之谓也。遮盖几乎是展露的一种变式，为观看提供更为恒久和强大的动力。人们的视野里越是多见警卫线、黑帘轿车、专用电梯、电视监视眼、保密文件等等，就越会有活跃的民间政治想象。
有一次，我在餐桌上遇到一位奇人，是一个普通交通警察，听我的朋友高君提到河北省一位副省长，立刻指出名字记忆的错误。高君不服，与警察抬上杠了。警察仗着酒威一口气说出河北省全部省级以上官员的名字，让高君傻了眼。这还不算，警察又一口气说出中央很多高官的名字，还有他们的履历，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的诸多情况：比方说哪个部长的女婿在哪个军区当差，在什么时候翻过一次车；哪个书记的公子原来娶的是哪个市长的千金，在什么时候双双出了国。警察没有料到，碰巧高君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竟与他比试起来，居然历数中央更多高官的个人档案，你说得出总理的儿子是谁，我就可以说出省长的儿媳是谁；你说得出元帅得了什么病，我就可以说得出元帅吃的什么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的调查研究与生计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业余爱好，是一种佐餐的口舌之乐，如此而已。
鸡血酒
太平墟的农民有很多仪规，比方许诺什么以后劈掉一节竹筒，就是起誓了；比方说宰一只猫摔在谁的门前，就是绝交了；比方说两人一同喝上血酒，就是结拜兄弟或者姊妹。这些仪规往往被刚到乡下的知青们觉得愚昧。
独眼老木还是一个革命青年的时候，同小雁比着看谁更革命，一心想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曾经到农民家里帮着办丧事，给亡人叩头，为亡人洗身，最后抬棺材上山入葬。这家的长子叫武妹子，因长一身黑皮，又被我们戏称为“刚果人”。他很感激老木的一份感情，佩服老木下水游得过河的本领，愿结拜为兄弟。老木满口答应，只是拒绝对方的一碗鸡血酒，说酒已经够了，夹点酸萝卜来下饭吧。
他没有注意对方的脸色，第二天发现“刚果人”根本不理他，对方本来答应借给他鸟铳的，现在却说自己正好要用，态度冷若冰霜，好像完全成了个陌生人。后来老木才知道，喝血酒对于“刚果人”来说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是涉及到道德信誉和政治品质的一件大事：既是结拜却不喝血酒，那无异于虚情假意和言而无信。“刚果人”冷冷地纠正老木的称呼，说：“你莫叫兄弟，我们泥脚杆子攀不了高枝，你还是叫我武妹子好。”老木很着急，只好请人去给武妹子疏通，补喝了血酒一碗，补拜了天地，取得了对方的谅解，以前的事算是不知不为过。
据说武妹子还曾十分纳闷：“城里人不喝血酒喝什么？喝井水还是喝茶？总不会菩萨面前只放个屁吧？”鸡血酒真是神奇。武妹子放下酒碗时心满意足，立刻有了血腥刺鼻和酒气冲天的无比忠诚。“兄弟面前不说假，老婆面前不说真。”他拍着老木的肩膀宣布，他的家从此就是老木的家，他儿女可以任由老木打骂，他老婆么也可以由老木“那个那个”只要兄弟你不嫌弃。当然，他的朋友就是老木的朋友，老木的仇人就是他的仇人。有没有这样的仇人？他武妹子两眼紧紧盯住兄弟，一把杀猪刀劈进了桌沿，似乎就要出门动手以血还血。他是说到做到的，三年后，老木因卷入了一桩所谓投机倒把的经济案件而关进了县公安局，知青朋友们各奔生计顾不上探望，唯有武妹子还记得兄弟，在街上卖了一头猪，换了些钱给老木送去。
我回城以后，没有听老木说起过武妹子或者“刚果人”，有一次听我说起这些名字，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武妹子是公社那个广播员吧？他一脸恍惚。在我的提醒之下，对鸡血酒这件事才依稀有点印象。他终于记起了当时宰鸡时的纷乱，血滴的鲜红，烈酒的刺鼻气味，还有拈香跪拜一类仪规以及木楼里野猪油灯蓝光闪烁的乡间夜景。
仪式
婴儿在学会语言以前，已经可以辨别和记忆物象，并且形成条件反射，比如他们渐渐明白奶瓶是个好东西，彩色气球也是个好东西。
他们进入学校开始识字的时候，有经验的教师也总是借助挂图、模型、表演、游戏以及实地参观来促进教学，因为他们知道抽象的文字只有与具体的物象建立特定的联想关系，才能更好地为儿童们记住。
看图识字，看图识义，这种儿童的学习规律也是人类各种仪式的内在法则。人们不能用一纸结婚证来证明婚姻，即使这一张纸已经完成了全部法律手续，但人们还是需要用热热闹闹的婚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结婚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人们也不满足于用几篇悼词来寄托哀思，即使这几篇话语已经表达了对亡人全部的景仰和追念，但人们还是需要用近乎过于复杂的葬礼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丧葬也变成一件可以留下印象的事情，从而是他们心目中一件真正完成了的事情。
仪式就是一种造象活动，就是人们不满足于语言交流之时，用具象符号来申明意义或者从中解读意义。在漫长的生活实践历史上，人们就是用高耸入云的教堂、丰富多彩的圣像和壁画、优雅动听的颂曲和钟鸣、庄重素净的服饰和陈设，还有各种受洗或祈祷的繁复礼仪，把圣书上的宗教变成了活生生的宗教，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宗教。人们同样习惯于用易帜、换装、剪辫子一类外形变革来表现革命，差不多也就是实施革命；或者用声势浩大的阅兵和集会、惊天动地的礼炮和鼓号、肃穆宁静的广场和纪念碑，还有必不可少的国旗、国歌和国徽，把概念上的国家变成了活生生的国家，也就是能够进入人们想象和情感的国家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1789年法国在大革命时期首次采用国旗等等，是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标志，是现代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标志。我们差不多可以把当时的法国公民们看作是咬着指头的儿童，看作尚存儿童心理特征的人类，把他们对国旗、国歌和国徽的创造，看作是以象识“国”和识“族”的需要。
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才能理解各种自残型的习俗：纹身、血书、割礼等等，这些仪式不过是要借助创伤痛感来强化感觉记忆，实现某些重大意义的阐释和宣达，常常用于一些重要时刻，比如入教之时，誓师之时，成人之时等等。我们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更多地理解宗教，理解宗教中常见的一些轻度的自残，比如剃度、斋戒和长途仆拜等等。印度教、伊斯兰教的信徒在重大节日里还往往习惯于绝食，与中国人在节日里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产生的饥肠辘辘，当然是为了让节日的意义更为刻骨铭心。
中国古人多认为身体受之父母，须小心爱护，为自己的世俗态度找到了根据，从来拒绝身体自残，当然也就会排斥宗教。但中国仍是个有深厚礼仪传统的国家，因此也可说是一个善于看图识义的大国，一个善于运用象符的大国。在这个国家，“宗教是政治化的，政治是伦理化的，伦理是艺术化的”（见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也就是礼文仪节化的。《（仪）礼》、《周礼》、《礼记》记录了人们应该如何站立，如何落座，如何坐车，如何穿衣，如何戴帽，如何吃饭，如何饮酒，如何祭祀，如何娶亲，如何敬老，如何慈幼，如何尊贤，如何卜占，如何见客，如何谢恩，如何朝君，如何扫地，如何奏乐等等一切行为成规，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固定成相应的外在仪礼。比如子女每天晚上应为父母铺床安枕，早上则须向父母问候请安。又比如前面若有两人并坐或并立，你不得插身进去或从他们中间穿过。还比如青年人随长者接受馈赠，如果长者已经表示了感谢，后辈就万万不可再表示感谢，以免身份越位的无礼造次。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提倡的“礼治”和“礼教”，就是借肋这些浩繁得实在让人惊讶的有形礼仪，实现政治管制和伦理教化。
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识字的人是很少的，那时候也还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发明，文字只能载于竹帛，竹重而帛贵，流传极为困难。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国家所规定的普通话，大国之内方言繁多，言语沟通颇为不便，上古之书太多讹字、衍字、异体字以至版本杂乱难以顺读，其实也可视为各种方言分割的一种书面浮现。文字崇拜在那种情况下实在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因此，那时候的“文明”更多地不是表现为文字，倒是只可能更接近汉字“文”的原义，即“纹”：纹彩，纹饰，相当于人为的美化技能，实现于各种造象活动之中。
当“文”与“用”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形式；当“文”与“野”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礼乐。《左传》记孔子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章太炎曾解释，这里的文不是指修辞润色，而是指行仪典以助言传（见《国故论衡》）。
太炎先生坚定了我的想象：当时的“文”即“纹”，主要体现为诸多以象明义的仪式。
《礼》称：“乐者，象成者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周礼》亦称：“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这种对音乐的重视，恐怕是中国古人的一大执政特色。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古代的录音资料，来充分了解当时这种的“乐”，但我们有足够的出土文物来了解当时的“礼”的其它方面，比如众多史家无不重墨详叙的器服。我们惊讶于河南殷墟、陕西秦坑、四川三星堆、长沙马王堆等地出土文物的辉煌灿烂，不难理解在文字语言的运用尚受到种种极大局限的时候，各种器服其实就是当时的报纸、刊物、广播和教科书，就是当时诉诸感觉的哲学、宗教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如《孟子》所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理解古人为何在一件日常生活器物那里如此用心之深，如此用心之精，如此用时之长以及如此用力之巨。这些体现在铜器、石器、银器、玉器、木器一类之上的精神感染和意识陶冶，这些精美器物对情感和心态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还有一切用服装、车马、面容、仪态、建筑以及其它实象所承担的政治道德功能，不失为当时成熟“纹治”的表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器服（物象）和仪典（事象）备受关切的国家，人们发明了一个重要的词：“影响”。“影”为目睹之象，“响”为耳闻之象，共同构成了非语言的伟大感化力量。“影响”一词表现了古人对心智变易的深刻经验：“教”外有“化”，“文”外有“化”，均循“影响”之途，以声色万象施之于人的耳濡目染，成就言语教训之所不能。
墨子
《墨子》是多人参与的著述集，其主要作者墨子可能是一个长期下放劳动的人，有黑色如墨的脸最能让人记住，于是得了“墨子”这个古怪绰号。钱穆先生解释这个姓名时，曾经猜想墨子受过墨刑，是一个刺面涂色的罪犯，当然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假定。但罪犯成为一个学派宗师，其过程缺乏实证根据。而且黑脸不独墨刑犯人们专有，只要顶着烈日在地上干几天活，“墨”色之“子”的形象便一举定位。
钱穆若当上几年知青，就还可能有另外的猜度。
墨子在文章中最喜欢用生产活动来打比方，比如制陶、造车、筑墙等等，实干家和工程师的模样跃然纸上，与他的一张黑脸很般配，与孔子和孟子当时的“白领”中等阶级生活背景则大有差别。他干过的活其实几千年以后还被我们干着，比如窑棚里的陶轮曾经在我的身上溅出泥点，至今还被乡下农民叫作“运钧”，就是墨子多次用过的词，让我在多年以后读墨子“运钧之下而立朝夕”时还能读出泥浆气味，读出乡下的方言腔调。
墨子及其追随者们大概同我们知青一样，也活得十分马虎，粗布衣上加一根束腰的绳索（“衣褐带索”），肚皮上没有肥肉（“腓无襯”），腿杆上没有汗毛（“胫无毛”），而且从头到脚都有伤痕累累（“摩顶放踵”）。他们不是经常到山上砍柴或者到田里打禾，如何会有这般尊容？
墨子出入于这些充满着汗臭的地方，居然写出了很多兵书和工书，总结出力学、光学、几何学的知识一套又一套，对名实、异同、坚白等问题的逻辑辨析也成了一时绝响，为后世名家之源头，同时代的人无可企及，实是一大异数。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不仅以“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一说反对等级制，还对表达这种等级制的周代礼乐给予激烈抨击。“乐”是当时文明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主张“非乐”：“葬”是当时文明传播的主要机会之一，他力倡“节葬”。他认为“乐”和“葬”都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浪费奢侈，多少有点乡下农民能省则省的口吻，被反对者讥为“役夫之道”，在所难免。如果我们读了一点外国史，便知天下役夫是一家。几千年后法国大革命中冒出来的“短裤党”，还有乘着帆船最先抵达北美洲的白人移民，也是一些下层贫民，同样主张“劳动高于艺术”，并且对音乐、雕塑等奢侈物充满仇恨，可算是外国的一群“墨”汉子。
役夫们明于天理良心，却往往拙于治道与治术。墨子只算经济账，似乎不知道周代礼乐并非完全无谓的奢侈，多是凝结和辐射着文明的重要符号，是当时无言的政治、法律与伦理。比墨子稍后一点的荀子说过，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