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我的心灵自传- 第6部分

　　刚住进大院时，我曾经受到野孩子的挑衅。有一天，我在院子附近的街上玩，突然发现自己被野孩子们包围了。其中一个年龄与我相近的孩子，长得很结实，一边向我靠近，一边不停地说：“来吧，摔一交！”我从小不善打架，看到他的架势，十分心怯。其余的孩子都幸灾乐祸地望着我，等着看热闹。那个孩子觉察到我怕他，越发得意，用身体碰我，重复着他的挑战。我被激怒了，猛地抱住他的腰，两人扭作了一团。孩子们吆喝着助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肯定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竟然胜了，把他摔倒在地上。我拔腿就跑，他在后面紧追，但我终于把他甩掉了。我心中仍然非常害怕，担心遭到报复，不敢回家，在街上徘徊了很久。最后，当我提心吊胆地走向大院时，发现他正站在门口，不过并没有朝我冲过来，而是友好地向我微笑着。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威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野孩子来向我挑战了。

　　野孩子们对我友好，大约和我的父亲的为人也有关系。每到台风季节，江北人住的茅草房就摇摇欲坠，必须用粗草绳和木桩加固，以防止倒塌。倘若台风来势凶猛，这样的措施就不保险了，居委会便动员楼房居民敞开家门，让草房居民进来过夜。我的父亲总是积极响应，愉快地把我家变成一个临时避难所。

　　我是在小学毕业、进初中之前的那个暑假住进大院的，闲着没有事，便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组织欲，想把孩子们组织起来玩。这多少是出于对少先队大队长陈心田的模仿。我首先找了三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他们都住在某一栋楼房的一层，很像是轮船统舱里隔出的房间，家境比住茅草房的略好，但仍属贫苦人家。我向他们宣布成立一个组织，名称很没有想象力，叫红星组。我们大院旁有一家服装店，店主姓田，有两个孩子，老大比我大两岁，老二比我稍小。这家人家的后院与大院相通，田家兄弟经常带一帮小屁孩在后院里玩军事游戏。我心想，如果把他们吸收进来，一定能够丰富我们的活动内容，便向三个同伴提出了这个建议。这三个贫苦孩子一向看不惯田家兄弟，表示反对，但都服从了我的意见。联合成功之后，在我提议下，由我们六员大将组成了总务委员会，作为红星组的领导机构，下率一群小屁孩，包括我的四岁和六岁的两个弟弟。我不想与田家老大发生权力纠纷，因而总务委员会不设主席，但实际的负责人是我。

　　我工作得很认真，经常在我家召开会议，每一次会议都有议题并且写纪要。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当然是怎么玩，怎么玩得更好。玩需要经费，我想出了一个法子。有一个摆摊的老头，出售孩子们感兴趣的各种小玩意儿，其中有一种名叫天牛的甲虫。这种黑色的甲虫有两根长触须和尖利的牙齿，人民广场的树林里多的是。老头卖两分钱一只，我与他商量，我们去捉了卖给他，一分钱两只，他欣然同意。我们用这个办法很快筹集了两元多钱，买了象棋、军棋之类，有了一点儿集体财产。我还买了纸张材料，做了一批纸质的军官帽和肩章领章，把队伍装备起来。六个大孩子都是军官，其中我和田家老大是大将，三杠四星，其余四人是较低的将军衔。我们常常全副行头地在田家后院里玩，派几个戴纸橄榄帽的拖鼻涕的兵站岗，让他们向进出的军官敬礼，显得我们好不威风。这些有趣的活动引起了野孩子们的嫉妒，他们的愤恨集中向田家兄弟发泄。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排着队，喊着“打倒和尚道士”的口号，在我们的司令部门外游行。田家兄弟曾经剃光头，得了和尚道士的绰号。冲突是避免不了的了，一次他们游行时，我们捉住了一个落伍者，从他身上搜出一张手写的证件，写着“取缔和尚道士协会”的字样，才知道他们也成立了一个组织。形势紧张了一些天，我不喜欢这种敌对的局面，便出面和他们谈判，提议互不侵犯，很容易就达成了和解。事实上，在和解之后，他们的组织失去了意义，很快就散伙了。我们的组织则一直保持到大院拆迁，那一年大跃进开始，还赶时髦改名为跃进组。不过，后期的活动比开始时松懈多了。

　　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能清晰地忆起当年这些小伙伴的名字、模样和性格。那时候，我曾仿效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给每个人起了一个诨号。譬如说，那个姓马的北方孩子，长得又黑又瘦，动作异常敏捷，爬树飞快，我们捉天牛主要靠他，我就称他为上树猴。给那个姓蒋的苏北孩子起名时，我颇犯难。他总是瞪着呆呆的眼睛，人很老实，但比较笨，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特长，干脆就把他命名为木呆鸡了事。我向他解释，这个名称包含多么优秀的意思，他相信了，觉得很满意。现在想来，这当然是欺负老实人的恶作剧，太不厚道。我把自己称为万能龙，又太自负。对田家老大，我也给了他一个龙的称号，但在前面加了一个表示冒牌意思的词。这位仁兄为人颇讲义气，但比较庸俗。有一次，我们两人在人民广场散步，为一件什么事争论了起来，他便打赌道：“如果我撒谎，我就和在这人民广场上走过的每个女人困觉！”困觉是性交的意思，他的这种赌咒方式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想，他一定是非常乐意自己赌输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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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凌辱长志气　　　　　周国平　
　　　成都中学是上海一家十分普通的中学，因位于成都北路而命名，我在那里读了三年初中。

　　三年中，我们的班主任一直是王一川。他是一个中年男子，脸色焦黄，眼睛充血，唇间露出一排黄牙和两颗金牙。当时正是大跃进年代，他积极响应，酷爱制订各种规划，用工整的仿宋体抄出贴在墙上。他隆重地向全班同学宣读自己的跃进规划，主要目标是五年内入党。他的另一大爱好是写打油诗，这也是风气使然，当时正掀起全民创作被称作新民歌的打油诗的热潮，其内容是歌颂“三面红旗”。他不但自己写，而且以语文老师的资格动员大家写，开办诗歌壁报。我是他最看重的约稿对象，在他的鼓励下，我准备了一个小本子，题作“一日一诗”，每天写一首打油诗，坚持了将近一个学期。很惭愧，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最早的文学创作活动，实在登不得大雅之堂。

　　在初中课程中，真正吸引我的是数学，尤其是平面几何。教平面几何的是一位高个子男老师，人长得很帅。有一次课间休息，我在双杠旁玩，听见他在一旁向别的老师谈论我，说我很聪明，我顿时脸红了。欧几里得的确把我迷住了，这些简单的几何图形中竟然隐藏着如此丰富而又神奇的关系，使我兴奋不已。我醉心于求解几何习题，课本上的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便向课外书进军。我十分自信，凡是可以求解的题目，不论多难，我相信自己一定能把它解出，越难就劲头越大，越觉得是莫大享受。吃饭时，走路时，我脑中都会凝神思索某一道习题。我有一个专门的本子，整整齐齐地记录着每一道难题的求解过程和答案，仿佛那都是我的作品。我对数字中隐藏着的关系也有浓厚的兴趣，上课时常常走神，自己设计数字游戏玩，感到其乐无穷。

　　从初中起，我在学习上的能力开始显示出来了。但是，在体育方面，我似乎是一个低能儿。我的动作不灵活，接不住球，渐渐就不参加男孩子们爱玩的球类游戏了。我估计这对我的性格发生了不良影响，使我缺乏进攻性和挑战性。初中毕业前，老师宣布体育课也要考试，做引体向上三次以上及格，不及格者不能毕业。我一次也做不了，情急之下，全部课间时间都去操场练习，练得手掌上长茧，结果倒也能拉七次以上了。

　　初中还开有美术课和音乐课。有一阵，教美术的是一个妖艳的女子，烫着时髦的发型，描着细眉，涂着猩红的口红。她根本不会画画，我记得她只画过一次，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说是鸡蛋，通常只是随便拿个什么东西让我们写生。据说她是刚闹出了一个风流事件，来我们学校避难的，不久就消失了。我从小喜欢画画，开始是临摹古今人物像，做这事极有耐心，我的弟弟和小邻居们都以得到我的产品为荣，后来又热中于练习人物速写。初中毕业时，我还动过报考美术学校的念头。我也喜欢上音乐课，少年时我的嗓音十分嘹亮，同学们称我为喇叭，于是我可笑地总想在众人面前亮一亮歌喉。现在我知道，早年我并没有受到真正的艺术教育，这倒不在于是否学到了绘画或唱歌的技艺，而在于我的艺术感觉根本没有被打开。这个缺陷不可避免地体现在我的身心两方面，使我的肢体和性格都偏于拘谨。同样的缺陷延伸到了我的文字之中，我的文字也是拘谨的，缺乏色彩的丰富和节奏的自由。

　　由于体质孱弱，性格内向，我经常遭到别的男同学的歧视。当时，老师把班上同学按照家庭住址和性别编成校外小组，规定每周活动一次。我的那个小组共六个男生，其中四人都很顽皮，经常联合起来欺负我。有一回，一个女生奉命前来教我们做纸花，他们故意锁上门不让她进来，而我终于看不下去了，去把门打开。那个女生离去后，大家就群起而耻笑我，并且把我按倒在地上，逼我交代与那个女生是什么关系。他们还常常锁上门不让我进屋，或者把我的东西藏起来，当我好不容易找到时，便拥上来抢夺甚至乘势打人。对于我来说，校外小组的活动日是一连串恶梦，每次去那个作为活动地点的同学家里，都如同走向刑场。受了欺负以后，我从不向人诉说。我压根儿没想到要向父母或者老师告状。我噙着眼泪对自己说，我与这些男生是不一样的人，将来必定比他们有出息，我要让他们看到这一天。事实上我是憋着一股暗劲，那时候我把这称做志气，它成了激励我发奋学习的主要动力。我是越来越用功了，晚上舍不得上床，常常读着书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与此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眼睛也越来越近视了，坐在第一排仍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初三时，我配了近视镜，一开始就是450度。刚戴上眼镜的感觉是极为新奇的，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世界上的事物竟如此清晰，因而如此美丽。

　　在校外小组里，还有一个比我更孤僻的男生，名叫林绍康。他是一个瘦小个儿，白脸，不停眨巴着眼睛，手背上有一颗醒目的瘊子。他比我超脱，很少到小组里来，老师批评他，他也满不在乎。在全班，他几乎只同我一人来往。他的最大爱好是看报，每天在学校的报栏前站很久，然后向我发议论，话题不外两个：核武器多么可怕；癌症多么可怕。那时候报上常发表赫鲁晓夫的讲话，其中涉及核恐怖的内容，他读得特别仔细。世上有核武器和癌症，我都是从他那里初次知道的。

　　我读初中的三年中，社会上政治运动不断。我对整风的印象是，有一阵子学校里和街道上都贴出了大字报，但明确规定我们初中生不写。我的父亲也写了大字报贴在院子里，我惊奇地发现他还会画漫画，内容是批评瞿家虐待老人和苛待邻居之类。大约因为我的亲属中没有知识分子，无人受到冲击，接下来的残酷的反右运动却几乎没有给我留下印象。然后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学校的操场上垒起了土制小高炉，我们学生被轮流派到那里值班和拉风箱。最使我记忆犹新的是灭四害运动中的全民围歼麻雀，因为其场面十分荒诞。在某几个择定的日子里，全市居民都走到户外，分布在大街上、阳台上和屋顶上，使劲敲打锣鼓和一切能发声的东西，朝着空中呐喊，使得麻雀们惊慌逃窜，无处落脚，终于筋疲力尽，纷纷坠地乃至毙命。全民围歼麻雀当然不算政治运动，却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绝妙象征，正是通过制造全民的狂热，运动的指挥者才成功地把那些要打击的对象变成了无处可逃的遭难的麻雀。不过，作为一个孩子，当时我并无这样的体悟，只觉得好玩。在学校的安排下，同学们组织了搜寻队，把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受难者们串在绳子上，还喜冲冲地去向老师邀功呢。

　　到工厂劳动是一项固定的制度，每星期有一整天，去过不同的工厂，以上海标准皮尺厂历时最长。我们的工作是装配和搬运，一边干活，一边听男女工人调情或谈论电影明星。乍开始我很吃惊，没想到领导阶级是这个样子的。劳动虽然单调，但有盼头，就是两餐饭，当时正兴吃饭不要钱，不管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八人一桌，菜肴比家里丰盛得多。可是，总的来说，我不喜欢工厂，宁愿到农村劳动，在天空下的泥土地上，身心都愉快。在另一家工厂劳动时，我还受过气。我们几个学生跟随一个工人在同一个工作台上装配零件，一个同学与这个师傅说说笑笑，很少干活，而我则是埋头苦干型的人。下班时，师傅在每人的劳动手册上写鉴定，给那个同学写了个“优秀”，给我写了个“良好”。经那个同学挑拨，师傅马上把我的鉴定改为“较差”。我气哭了，师傅又改回来。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没有批评那个同学，反而批评我。这件事使我充分领略了老实人受欺负的委屈心理。

　　不过，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在班上的地位已经大为改观。我明显成了各门功课最优秀的学生，因此赢得了同学们的钦慕，甚至过去最爱欺负我的一个男生也对我表示友好了。班上一个年龄最大的同学对我说：“大家都佩服你，如果你不骄傲，大家就更佩服了。”他说我骄傲，是指我有时好辩，喜用尖刻之词，显得锋芒太露。这一年，少先队改选，我当上了中队主席。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当“官”，我心里明白，我之所以当上，是因为许多同学超龄离队，队员少了一半，算不上多么荣耀，所以始终把中队长标志揣在口袋里，懒得佩戴出来。我还出过一次小小的风头。我们学校和成都第二中学的师生联合举行跃进誓师大会，发言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