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漫谈】唐太宗治国有道，从谏如流，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漫谈】法治是一项社会服务。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所以，安民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峻法严刑可令恶人心惊胆丧。否则，犯罪以及以犯罪相威胁所带来的恐惧会造成社会文明的溃败。每当受惩罚的风险下降时，犯罪率就会上升，并且会抬高横行霸道暴徒们的身价，从而使他们更能横行乡里。当遵守法纪的人看到罪犯未受到法律制裁时，他们会感到意志消沉。这样，公民就会对执法当局失去信心，就会脱离国家机构自己去想办法，去依靠自发组织的不同程度的警戒行动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一旦这种离心倾向超过了某一极限，那将难以逆转。歌德曾说：“社会如果不能惩罚罪恶，自卫马上就会出现，叩响血的复仇之门。”
【漫谈】邓小平说：“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漫谈】有些人指责老子的哲学体系是矛盾的，其实他们只是根据字面意思去解读老子，他们把老子说成神秘莫测或消极愚昧，说成是保守、无所作为，是拱手不事事。既然“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显然对万物并非只是听之任之，老子所谓的无为，是指不主观妄为。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注释】司杀者：负责司刑者，也指自然规律中的善恶报应。大匠：按律应处理并能妥善处理其事者。斫：用斧头砍木头，此是指斩杀。代大匠斫：指犯法以律当死者，应由有司治之，代而治之，是谓代大匠斩。希：少。
圣人治天下，以刑罚所以佐德助治，乃为顺天之度。悬爵赏者，示有所劝；设刑罚者，明有所惧。制断刑罚，则各当其名，以致罪人不怨，善人不惊。但如果是政由已出，专权擅威，生杀予夺，高下在心，或者官场上盛行人际关系网，各级官吏朋比为奸、弄权枉法、纵曲枉直、残民害理，把法律当做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则将非但不能治，反而会祸殃自身。
【漫谈】司法权不应和行政权相混淆；应将它们区别开来，各就其位。法庭只能是执行而不是制定法律，政府只能是行政而不应干预法庭，而只有人民代表和议员大会才有权制定法律。然而现实中，法庭有时会超越司法权限干政，而政府却又有时进入法庭的当然领域：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行政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
【漫谈】呂氏春秋上有一個故事說，管仲得了重病，齊桓公去問候他，提及將把國家托付給誰的問睿R桓公提到鮑叔牙能否當宰相，管仲說這個人太剛正，容易和別人過意不去。桓公又問另一個名為隰朋的人，管仲說，隰朋這個人追慕勝過自己的賢人，對不如自己的人則勉勵，並表示同情，以自己不如黃帝而羞愧﹔他對於國政，細枝末節不去過問，對事不了解份外的，對人不刻意苛察。因為一個宰相，大官，不能僅僅苛察小事，不要耍小聰明。所以說，大工匠只注意總體，而不親自摚Ц彛笥率恐恢笓＇戰鬥而不親自臨陣鬥毆。其實，這話說白了，政治領導人重要的是做政治體制這样影響深遠的大事情，而不能光盯著眼前，作秀，嘩眾取寵，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漫谈】李锐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发言道：
（这个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2月中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主题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在人类发展史中的作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先生受到邀请但没有前去参加，写了这个发言稿。）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经全党四千高层干部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严重错误这一问题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过“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的遗言，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研究毛晚年错误的开始。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毛泽东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比较地说，因未受到监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数量少而质量高。如美国的施拉姆、史华兹、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诸位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的高华、单少杰、王若水（还有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有关毛的论述）等人近作。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为“混世魔王”的。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的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像，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毛一生功罪，陈云说过三句话：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我可以补充一句中国古人忌讳之言：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问题。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内战时期的肃反，从打ＡＢ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总结教训，延安继续搞抢救运动，总算提出“一个不杀”的方针。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百万人。叶剑英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
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认为所行只对自己负责。从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发动红卫兵运动）。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师合一”，又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他的《沁园春》词道出其中深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1945年到重庆和谈时，这首词风靡大后方，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文章、风度、谈吐，他的博古通今，无所畏惧，确实独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风。在战争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他审时度势，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理论高峰。延安整风运动使他成为党的绝对权威。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现了错误，但皇帝决不能下“罪已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逢迎投好：大讲“四个第一”，只读“老三篇”，身上挂像章，手摇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他不熟悉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认为是一种手段，“要让人家说话”，不过是恩赐而已。他需要人人都听命于己，都做驯服工具；可说并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他晚年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左右和掌权者说的，殊不知正好讽刺了自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时最聪明，一朝君临天下便愚蠢了。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号令施行。于是延安整风运动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以至说道：“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风行。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还记得毛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
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以致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说过，毛泽东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国家，任何人都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诩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承了中国自古专制传统的毛泽东才能做到。因此，毛泽东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生，关系历史太大，值得我们弄清全部事实，仔细加以研究。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纯理性的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在实际运作之中，仍离不开独掌权力的惯性，他没能实践自己的这一认识，反而发生1989年的风波。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阴影还是何等的顽强。
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漫谈】网上有段有关文革的文章，对我们了解历史有参考价值。现转载于下：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著无下文。据知，江泽民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