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五疑案 作者:张宏 张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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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疑案 作者:张宏 张晨怡-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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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经气绝身亡,施剑翘手持手枪大义凛然地站在原地,也不敢唐突行动。警察来后,问明情况,即迅速将施剑翘带走。然后,富明法师披上法衣,对孙传芳的遗体作了一个“送往生”的仪式,孙传芳的随从向居士林借了两床棉被,将尸体包裹后,用汽车送回家中。 

当天下午六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标题是:《居士林内昨日骇人惨案: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次日,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无罪释放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迅速被当时的全国各大媒体报道,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广泛的关注。 

第二天,案件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杀人经过和原因: 

我父亲施从滨,原任山东省军务帮办兼第二军军长。1925年,孙传芳为扩张地盘,兴兵北犯。父亲奉督办张宗昌命令迎击孙部,因孤军深入,断了后援而被俘。孙传芳下令枭首示众,将人头悬挂多日。当时人已二十,闻讯痛入肺腑,决心为父报仇。 

就在今年,我得知孙传芳兵败下台寓居天津,我毅然只身离开太原回到天津,伺机报仇。农历九月十七日是我父亲十年忌辰,我一早就到观音寺去为亡父烧纸、念经。和尚见我念经后仍跪哭不止,就劝我说:“善女节哀,亲人故去,哭也无益。不如皈依佛门,多念经以超度亡灵。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是都信佛了吗?”听到这里,我急忙追问下去,得知靳、孙都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孙还是该林的理事长。第二天,我化名“董慧”,经一位姓张的女居士介绍入了林。此后,我就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孙的身貌、口音、汽车号和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他的具体安排。我让弟弟将母亲接到了南京。我买来油印机,写印出《告国人书》等传单。11月13日星期三,是我预定下手的日子,但一早就阴雨绵绵,直到午饭后还未停止。我估计孙传芳可能不去听经了,便空手前往观察,果然未见孙到来。后来我正与别人谈话时,忽然见孙身披袈裟走进佛堂入座。我租了一辆小汽车赶回家,取出手枪、传单等物,返回居士林。少坐片刻,心神稍定,见孙传芳的座位距我很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的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得到许可后,我缓步走向孙传芳座后,掏出手枪,对准他的左耳开了一枪,紧接着又向他后脑和背后各开一枪。这便是全部的经过。 

当人们听完施剑翘的陈述后,无不感慨万分,并为她的勇气和毅力赞赏不已。但是,人们也提出了一些迷惑:施剑翘哪里来的枪?跟谁学的射击技术?有没有共犯和更深的犯罪背景?对于这些问题,法庭进行了详细的追问,施剑翘面对询问,从容不迫地一一答对。她说:“我为父报仇,蓄谋已久,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背景。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我的本家兄弟和我丈夫都是有枪有势的人,却忘恩负义,不肯为我父亲报仇,我不可能再去找别人。再说,要刺杀像孙传芳这样的人,关系极为重大,如果不小心谨慎,连我的命也会搭上。所以买油印机,刻写印刷品,都只能由我一人担任,连母亲也不知道。手枪就由太原我丈夫那里带来的。至于射击技术,我在幼小时就常拿父亲枕头下的手枪玩,很知道如何装子弹,怎样放枪。”检查官再传讯当时在现场的证人,都不能证明行凶时有第三者介入,于是就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检查官却认为:“所谓自首,应是被告犯罪事实在未经发觉前或无人知情时,由其本人向有关侦察或审批的机关的人员主动陈明、承认,方能成立。本案被告杀人于大庭广众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直陈犯罪事实,但这只能说是自白,不能算自首。”孙传芳家属也宣扬和状告施从滨军队纪律极坏,危害地方,孙传芳是为民除害,施剑翘预谋杀人,应从重处罚。于是,孙、施两家代表在法庭上展开“法”、“理”辩论,数月之后仍未了结。 

当时的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施剑翘为有期徒刑十年,经辩护律师代为申诉,念其事出有因,天津高级法院的二审判决改为有期徒刑七年。 

关于施剑翘行刺一案的议论,当时,社会各界较为一致的说法是,施剑翘刺杀罪恶累累、劣迹斑斑的大军阀孙传芳,其志可嘉,其情可悯。对于有人提出的关于孙传芳已经皈依佛门、理应既往不咎的说法,当时的《大众生活》杂志曾经在1935年11月23日发表文章进行反驳。文章说: 

中国许多军阀官僚们在屠杀了一阵人命刮饱了民脂民膏以后,往往跑上念佛学禅的一条路上去,这自然有两重意义:一是想仗佛力来洗脱染满身上的血迹,二是想藏在佛幡后面来进行各种卑劣的卖国分赃的阴谋,中国有一句俗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很可以为许多“屠户”们解解嘲的。不过另外也有一句跟这针锋相对的俗话,是“黑心人念阿弥陀佛”,这话是很有心理学上的和事实上的根据的。例如有人一面念佛吃素,一面作践女人(玩弄了一阵之后,便马上一甩);一面做和尚,一面当间谍(替帝国主义当鹰狗);一面入空门,一面做强盗。至于那些在野的“屠户”们更不消说了,他们今天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天也可以“放下佛经,立地复屠”,“有刀则屠,无刀成佛”,是很可以替这些寓公们写照的。孙传芳就是这当中的典型屠户。大家当然不会忘却他从前做五省联帅的时候,屠杀了许多青年,制造了无数炮灰,到后来一败涂地,便卷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到天津租界当寓公,兴致一来,又要坐汽车到“居士林”学佛听禅。然而他积欠下来的血账是一笔一笔写在老百姓的心头的。 

当时的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则尤其同情施剑翘,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话,深入人心。另外,此案还惊动了大名鼎鼎的冯玉祥将军。冯玉祥不认识施剑翘,但辛亥革命时期,冯玉祥曾与施剑翘的生父施从云一起奋勇战斗。他闻讯后立刻联合民国元勋李烈钧、张继等人,呈请南京政府特赦为父报仇的孝女、为民除害的侠女施剑翘,以敦化人伦,弘扬正气。有的报纸还披露了冯玉祥曾单独向蒋介石请求特赦施剑翘的消息。 

结果,在施剑翘入狱不到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在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其特赦释放,重获自由。 

但是,也有人认为,蒋介石接受了冯玉祥等人的请求,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将施剑翘特赦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孙传芳早就是蒋介石想要杀掉的人,而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正中其下怀,因此,蒋介石乐得对冯玉祥卖个人情,将施剑翘特赦了。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杀孙传芳呢?据说,这和孙传芳密谋勾结日本人策动北平驻军叛变一事有关。1933年5月7日,当时的军统局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伙同军统局北平站工作人员白世维,将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刺杀于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多年以后,陈恭澍在回忆中透露:刺杀张敬尧,是执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制裁令,因为张敬尧受日本人坂垣、土肥原的指使潜入北平,策动驻军叛变,妄图制造暴乱,而和张敬尧一起策划这次叛乱的,据说就有孙传芳。因此,孙传芳当时虽然逃脱,但是也早已经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和迟早被清除的对象。只是,因为孙传芳发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故此深藏于天津租界内,闭门不出,韬光养晦,暂停汉奸活动,蒋介石才没有急于下手,使他又多活了两年。 

施剑翘被赦免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施剑翘随即奔赴南方,先后辗转到长沙、重庆等地,筹措慰劳品,并兴办小学,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施剑翘于1952年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一直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1957年,施剑翘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直到1973年病逝。 

孙传芳被刺之后,他的外甥程登科特意请他的结盟兄弟何毓华监修孙传芳墓地,历时三 

载。1939年3月7日,孙家子女将孙传芳及其二位夫人(张夫人、周夫人)合葬于北平市西山墓地。民国社会名流章太炎和陈陶遗、孙思孚、郭则禨、顾祖彭等分别为其撰写了“孙君神道碑”和“孙君墓志铭”。 

居士林血案发生后,在天津影响巨大。当时引退的军政界要员对居士林从此避而远之,林长靳云鹏即使偶尔前去视察,也都戒备森严。一般居士们更认为居士林是个凶杀之地,不敢问津。昔日车水马龙的佛门胜地,从此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第2章 汉奸末日:汪精卫死因之谜

在中国动荡不安的现代历史上,汪精卫绝对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叱咤风云、权倾一时,却最终落得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但是其死亡的原因却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说他是蒋介石派人毒死的,还有人说他是病死的。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就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桩疑案。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之后,在汪精卫复杂多变、惊险和耻辱并存的一生中,他最终的死因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个疑团。 

从领袖到汉奸 

在中国,像汪精卫这样背叛祖国的人是最让国人痛恨的。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原来姓“汪”的人都去掉三点水,变成了“王”姓。就连汪翻开资料,汪精卫祖籍安徽婺源,按现在省界的划分,今属于江西。元代末年,其祖先从婺源迁至浙江的山阴(今绍兴)。绍兴在明清是个出“师爷”的地方。所谓“师爷”也就是为官员出谋划策的人,即幕僚。汪精卫的父亲便以此谋生,先后在广东的番禺、三水等县署做过幕僚。汪精卫在汪父的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十,在四个男孩子中排行第四,所以汪精卫又常被家人唤称“四哥”。 

汪精卫生于1883年5月4日,当时汪父正在广东省三水县任职,汪精卫的出生地应该是广东三水,但翻阅汪精卫个人填写的履历,出生地一栏却填的是广东番禺。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精卫”也是他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发表文章使用过的笔名。汪精卫少时生得眉清目秀,且聪明伶俐,曾一度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他于1902年春考中秀才,1904年又考取了官费留日生,东渡日本政法大学留学。在日本,他开始投身革命,成为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他演讲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抑扬顿挫,一时成为许多年轻人的偶像。在南洋演讲时,有一个华侨巨富的女儿名叫陈璧君,竟抛开学业,追逐汪精卫的行程,聆听汪的精彩演说。1908年两人结婚,当时汪精卫26岁,陈璧君只有17岁。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前,汪精卫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一起成为最有望担任孙中山接班人的三个人。1925年7月1日,改组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等16人为政府委员。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前,汪精卫听到有人要选他,便一再谦让、推辞,正式选举时,却急不可耐地投了自己一票,结果以全票当选,成为国民党领袖。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被刺杀。汪精卫紧急召集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粤军参谋长、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廖案。调查的结果表明,是右派领袖胡汉民背后策划的。许崇智、蒋介石主张除掉胡汉民,汪精卫却让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出了国门。不久蒋介石又以汪精卫与许崇智之间的矛盾,借汪精卫的势力把许崇智赶到了香港,蒋介石由参谋长爬上了粤军总司令的位置。汪精卫虽然是军委主席,但军权实际却由蒋介石掌握。随后,蒋介石又借“中山舰事件”打击汪精卫,汪精卫被迫于1926年4月请假出走香港,然后赴欧洲。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自己被选为国民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彻底取代了汪的位置。 

汪精卫回国后,他的政治思想发生转变。1932年春,蒋汪再次合流。汪精卫上台任行政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而汪精卫在这种卖国思想下,也最终走上了一条被人唾骂的不归路。 

替蒋介石挨了三枪 

在汪精卫的一生中,曾经遭遇多次暗杀,而最终导致他死亡的主因之一,也正是遇刺后,残留在他背上的一颗子弹。造化弄人的是,这颗子弹,原来是打算送给蒋介石的。 

事情还要从他遇刺说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原定到会者一律穿礼服,上午8点钟去孙总理陵堂举行谒陵仪式,然后到中央党部大院内集体留影,9点钟开会。但到会者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礼服,有的穿便装,并且拖拖拉拉,这让军人出身的蒋介石十分不满。而且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程序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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