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天晚上细雨霏霏。周作人曾经在《苦雨》里诉过深夜听雨之苦：“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兴放几个爆仗以外，夜里总还安静，那样哗啦哗啦的雨声在我的耳朵已经不很习惯，所以时常被它惊醒，就是睡着也仿佛觉得耳边粘着面条似的东西，睡得很不痛快……”那么，这一夜，鲁迅是否也被几度惊醒呢？
7月19日，周作人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一句。鲁迅日记中也只简单的一句话提到此事：“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显然，当鲁迅想和周作人沟通的时候，被自己的弟弟拒绝了。
于是，鲁迅从当天开始就和周作人家分开吃饭，不久鲁迅就搬出了八道湾，并把朱安和母亲一块接到新家。
8月2日，周作人在日记里记载：“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即指鲁迅。显然，在周作人的日记里，已经不愿再提到鲁迅的名字。同日，鲁迅也在日记里写下：“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61号。”简单的一语带过，让人们今天已经无法知晓，当年鲁迅从八道湾里搬出去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1924年6月11日，鲁迅、周作人的关系恶化到了极点。当天鲁迅在日记里愤怒地记下了下面的几句话：“……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据说，当时周作人曾经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别人接住，抢开，才不致击中。而周建人也曾经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
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场，竟发展至“骂詈殴打”，旁观者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到底发生了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关于个中情由，作为当事人的鲁迅和周作人在生前基本保持沉默。对于这件事，鲁迅本人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上）》里表白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于是，当年在八道湾里发生过的事情，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众说纷纭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从1923年8月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的说是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了，造成了“五四”双星的失和；也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更有人以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学说来套鲁迅，说他本来对羽太信子就垂涎已久，性压抑得不到释放，所以试图勾引弟媳，被拒绝后，便恼羞成怒，与周作人夫妇打了一架后离开了八道湾。诸如此类，让世人好奇不已。
今天，对于鲁迅兄弟失和这件事，学者们根据有关材料，进行了许多各不相同的推测。但是有一点研究者们却看法一致，那就是，鲁迅与周作人的断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和为人原则不同之类的大问题，而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却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所致。
正如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认为的那样，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周建人1923年5月14日离京赴沪，未能目击这场家庭纠纷，但是，他作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弟弟，看法自然不会太错。不过，人们接下来还是情不自禁地要问：这所谓的家庭纠纷又是些什么事呢？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说法，却都和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有关。
鲁迅的好友、与周作人在日本有同住情谊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曾经是周氏兄弟学生的俞芳也回忆说，朱安夫人曾“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显然，在知情人看来，羽太信子对鲁迅和他的元配夫人朱安是非常不满的。关于这点，鲁迅、周作人虽声明“不说”，但暗示却是有的。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这个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关于这点，周作人在自己的晚年也有承认。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曾明确表示：1964年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同年11月16日，他在给鲍耀明的信里又说：“鲁迅事件无从具体说明，惟参照《五四点滴》中所说及前次去信，约略已可以明白。”但是，翻阅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中有关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引证鲁迅日记中有关兄弟失和的记载外，也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看来，周作人肯定了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但是，为什么“不愿”呢？周作人却没有说。这就为研究者们的各种猜测提供了空间。
一种说法认为，鲁迅兄弟失和，起因于经济上的纠纷。持这种观点的人罗列了一些与鲁迅、周作人关系密切者的看法。
■ 鲁迅、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周建人回忆说：“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十几个，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都是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得十多块钱花掉了。”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 1930年1月4日，鲁迅、许广平与百日幼子海婴。许广平则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一节中说：“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起初每月工资不欠，不够时，就由他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庭收入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家庭关系是好的，“后来，由于欠薪，加以干涉别的人事方面”，就妨碍了周作人夫人信子的权威，“‘讨厌起来了’，于是就开始排挤鲁迅”。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惟一的儿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也曾说：“房子整理安定之后，父亲为全家着想，以自己和弟弟作人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受清福。朱安大嫂不识字，能力不足以理家，这副担子自然而然落到羽太信子的身上。父亲自己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没想到八道湾从此成为羽太信子称王享乐的一统天下。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父亲，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据（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张）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鲁迅生活不检点，偷窥弟妇沐浴，这种说法因为涉及到一些隐秘问题，故此也流传很广。
针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进行了解释：“对于这段历史，某些鲁迅研究者的推测，是他看了一眼弟妇沐浴，才
■ 周作人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导致兄弟失和的。但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还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也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更加离奇古怪的说法，认为鲁迅与弟媳关系暧昧，甚至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这种说法认为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发表了千家驹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里面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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